章天亮：絕境中的希望（一）
[作者註：據學者研究發現，今日之中國面臨著社會道德資源（精神基礎）和生態資源（物質基礎）的全面崩潰。這兩個社會賴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後果可能是中國不再浴火重生，這個人類歷史上歷經劫難而唯一倖存的古老文明將徹底走入歷史。中共陷入一種兩難的困境，如果把國家現在面臨的問題告訴給民眾，隨之而來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會動亂，同時，中共在歷史上欠下的纍纍血債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訴民眾實情，問題只能越積累越嚴重，超過臨界點後，最終的經濟崩潰和生態災難將無可避免，到時候，一切災難的總爆發對全世界所有國家來說都將是一場浩劫。現在的困境和SARS爆發前後的局面很有些類似之處，但是嚴重程度卻如泰山比於鴻毛。然而在一片絕望的分析後，筆者卻發現所有這些看上去無解的難題都指向了同一個出路，因此寫出這篇文章，僅做為一家之言，願意與一切關心中華民族前途的有識之士進行探討。]導言
2001年9月，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博士章家敦先生出版了展望大陸在加入世貿後之政局的書，他從經濟分析的角度得出結論──《中國即將崩潰》。在章博士出版這本書的前一年，中國作家鄭義也出版了《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
從兩位學者的書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中國在表面繁榮下潛藏的巨大危機。經濟基礎和生態底座的坍塌必然導致上層建築的坍塌，也就是政權的解體。實際上，中共通過幾十年謊言和暴力治國，不僅把國民經濟和生態推到崩潰的邊緣，中國的文化體系和道德體系也被推到了岌岌可危的狀態。
歷朝歷代走到君王無道、民不聊生的時候，都會出現一次社會的大動亂，所有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要重新洗牌、整合，改朝換代，江山易主。這個過程短則幾年，長的如春秋戰國時期經歷了上下500年。不過歷次動盪之後，只要經過幾年的休養生息，新王朝就立即可以開創一個盛世，從「文景之治」到「貞觀之治」莫不如此，究其原因，是因為民族精神不死，自然資源仍在。
然而今天中國所面對的卻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境，除了執政者之腐敗墮落、普通百姓之走投無路一如過去的王朝末世，更面臨著社會道德資源（精神基礎）和生態資源（物質基礎）的全面崩潰。這兩個社會賴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後果可能是中國不再浴火重生，這個人類歷史上歷經劫難而唯一倖存的古老文明將徹底走入歷史。
可以說，中共通過它五十幾年血腥統治和專制獨裁，製造了一座足以摧毀這個民族，甚至給世界帶來巨大災難的活火山。目前這座火山完全是因為中共的暴力鎮壓和輿論壓制才沒有噴發出來。然而這種鎮壓卻似飲鴆止渴。最後的爆發，尤其是生態崩潰引發的災難，既使是聖人出世也回天無力。同時中共自己也看到了，如果它稍微放鬆一點鎮壓，還沒有等它從火山口全身而退，那石破天驚的岩漿噴發就會在瞬間把它燒為灰燼，因為它是這一切災難的始作俑者。
所以，中共陷入一種兩難的困境，如果把國家現在面臨的問題告訴給民眾，隨之而來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會動亂，同時，中共在歷史上欠下的纍纍血債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訴民眾實情，問題只能越積累越嚴重，超過臨界點後，最終的經濟崩潰和生態災難將無可避免，到時候，一切災難的總爆發對全世界所有國家來說都將是一場浩劫。現在的困境和SARS爆發前後的局面很有些類似之處，但是嚴重程度卻如泰山比於鴻毛。
本文願意從民族、經濟、文化、生態、社會大眾心理等各個層面探討中共繼續其高壓統治所必然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找到病症方可對症下藥。有很多知識份子也從不同的角度預見到了這種災難性前景，他們出於深重的使命感而積極為中國的困境尋找出路，但是這些出路卻因為中共出於「被清算」前景的擔憂，無法自上而下地配合而擱淺。
《世界經濟導報》的前編輯張偉國先生曾經形象地形容中共的「反腐敗」鬥爭，稱之為不反腐敗是「等死」，而認真反腐敗則是「找死」。如果把這句話稍作變動的話也仍然成立。雖然一些知識份子「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繼續努力尋找出路，另一方面，中共卻因為不想「找死」而處在一種無所作為的「等死」狀態。但最可悲的是，我們的民族似乎無論如何也會被中共拉去墊背。
在一片絕望的分析後，我卻發現所有這些看上去無解的難題都指向了同一個出路，因此寫出這篇文章，僅做為一家之言，願意與一切關心中華民族前途的有識之士進行探討。全文共分八個部分。
一、兵荒馬亂
不僅僅是中國人，就連西方政府和中國問題專家都害怕中共垮臺後，會在中國出現內戰、飢荒和難民潮。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這種衝擊勢必要波及所有國家。
縱觀中國的歷史就會看到，歷次改朝換代都會有一段「兵爭天下」的時間。從周平王東遷洛邑開始，是五百年春秋戰國之亂，然後統一於秦；秦末從陳勝、吳廣起義到楚漢相爭，打了六年，然後統一於漢；東漢末年三國鼎立，到五胡亂華、東晉偏安、南北朝對峙，中間經過了四百年的戰亂，統一於隋；隋末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煙塵被李世民掃滅，前後歷時大約十年，統一於唐；唐末黃巢起義，經過五十多年的五代十國戰亂，統一於宋；宋朝一直受到外族入侵，統一於元；元末紅巾軍起義，至朱元璋統一經過了十六年；明末從張獻忠起義，到李自成建立大順政權，經過了十四年戰爭，隨後清兵入關；清末孫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體，從 1911年辛亥革命後軍閥混戰，至1928年蔣介石北伐成功、統一全國，中間也經歷了十七年的時間。
老子說：「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戰爭會帶來自然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由於飢荒和殺戮造成的人口減少。一般一個新王朝建立之後，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才能安頓流民、恢復生產和社會秩序。
這種必然發生的兵荒馬亂，其表面原因是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個血統繼承的「家天下」社會，因此在體制外不存在天然的繼承人。當一個皇帝的荒淫殘暴背叛了「天道」 的時候，造反的起義軍就變成了「替天行道」。雖然如此，皇帝下臺後的權力真空到底由誰來填補，各路反王哪個人奉天承運，這個就需要靠實力說話了。
中共在建政後，其獨裁程度遠遠甚於中國歷史上的一切封建王朝，也從來沒有給過百姓真正的民主，同時用無神論砸碎了「君權神授」的傳統概念。對於民間控制之嚴厲使得在中共體制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一個眾望所歸的領袖，更沒有一個人具有統一全國的軍事威懾力，很難想像中共現行體制內那些手握重兵的人不會抱著和袁世凱一樣的野心成為新的獨裁者，或者成為段祺瑞、張作霖、吳佩孚那樣的大軍閥。當SARS爆發之後，尚且有許多村莊挖斷公路，劃村而治，當中共徹底失去鎮壓能力後，怎能保證民國初年各省通電獨立的故事不會重演？
更為嚴重的是，現代社會已經不再是封建社會或者辛亥革命後的農業經濟了，各省無法自給自足，而發展工業的資源當地又不齊全。尤其在中共對環境毫無顧忌地污染和糟蹋之後，中國的生態體系正面臨全面崩潰，爭奪自然資源、包括飲用水這樣最基本生存資源的戰爭就可能會在各省之間展開。而武器的發展，又早已跨越了冷兵器時代，進入細菌武器、化學武器和原子武器時代。即使不用這些武器，常規武器的殺傷力又豈是過去的大刀長矛所能相比？
中國現在承載著巨大的人口和環境壓力。在一個安定的社會秩序下進行生產，才可以勉強維持民眾的生活和基本物資的供給。如果社會出現劇烈動盪，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遭到破壞，那麼中國陷入大飢荒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國際社會需要拿出多少糧食才能填飽幾億張飢餓的嘴？拿出多少錢來才能遏制中國的難民潮？花費怎樣的政治努力才能讓中國的各方力量坐下來談判？這些對於所有地球人來說可能都是一場劫難。
這是第一個看上去無解，但是卻並非絕對沒有出路的難題。
二、民族分裂
在中共垮臺後，民族問題會立即浮出水面，成為新一屆政府最為棘手的問題之一。一直在爭取新疆獨立的維吾爾人可能會趁機建立自己的國家，西藏和臺灣問題也都會浮出水面。
在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後，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一旦垮臺，有兩種趨勢耐人尋味。一個是蘇聯分裂為十五個加盟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國家，南斯拉夫分裂為塞爾維亞和黑山共和國、斯洛維尼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克羅埃西亞以及馬其頓共五個國家；與此相反，原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卻在 1990年宣布統一。我們分開來看看這兩種趨勢背後的原因。
國家之所以分裂和統一，與民族問題有很大關係。一般來說，一個民族具有自己獨特的語言、文字、信仰、風俗、歷史、生活習慣，甚至地域，當然希望按照本民族約定俗成的方式進行生活，由本民族的人進行管理。在前共產黨國家，一方面共產黨試圖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去替代不同民族的不同信仰（精神手段）；另一方面通過經濟收買和暴力鎮壓（物質手段）來對付民族分裂。然而隨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產，暴力鎮壓的力度一旦減弱，曾經因為暴力積累的仇恨就會爆發出來，至少不同的民族都希望通過某種方式、如全民公決等脫離曾經統治他們的外族人。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說法：「專製造成的民族問題往往被專制鎮壓掩蓋，等到民主轉型時爆發。」
中共在宣傳自己的民族政策時，經常標榜自己給少數民族撥了多少款，多大幅度地幫助少數民族發展了經濟，實際上，民族問題跟經濟問題並不絕對相關。以捷克斯洛伐克為例，雖然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同屬於斯拉夫人，但是歷史上斯洛伐克民族長期為匈牙利人征服，經濟比較落後；而捷克民族更靠近日耳曼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即開始工業化，經濟比較發達。斯洛伐克卻並不想綁在捷克這個富裕的兄弟身上，不顧失業率大幅上揚，外來投資大量減少，毅然與捷克分道揚鑣。
很多人會說，中國與這些國家都不相同，因為中國文化中歷來有「大一統」的意識，所以在5000年的歷史中，中國經過了無數次的戰亂和分裂，但「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點到了問題的關鍵。
一個國家(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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