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的事實《考古學禁區》(4)

進化論的支持者們，為了維護進化論這片「聖地」的權威，一方面用知識過濾的方法，排斥各種另類證據，不給這類證據面世的機會，另一方面，運用他們在社會上形成的強大勢利，排擠、迫害另類證據的發現者，下面的實例即是這類做法的典型例證。

1.對李的學術迫害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加拿大國家博物館的李（Thomas E. Lee），在位於休倫湖（Huron）北部，Manitoulin 島Sheguiandah地區的冰河時代沉積物中，發現了先進的石器。韋恩（Wayne）大學的地質學家John Sanford認為：Sheguiandah地區發現的工具中，最古老的至少有6.5萬年的歷史，甚至很可能有12.5萬年了。但是，對那些堅持傳統的北美史前史的人來說，這樣的年代是不可接受的。

隨後，「這個遺址的發現者李被掃地出門，（離開了他現在？的國家公職，）之後長期找不到工作。他的出版物被禁止，所有的證據被幾個著名作家隨意亂用……成噸的史前器物被扔進了加拿大國家博物館的儲物間。國家博物館館長，因為拒絕解雇發現者李而受到株連，也被開除了，從此背井離鄉。官方權威們還試圖壓制其它六個未及掩蓋的Sheguiandah樣品，並把發現地點（Sheguiandah地區）開放為旅遊區……同時，這一地區甚至對外宣稱：這裡的名流對此事一無所知，而且重寫了所有涉及此事的書。對他們來講，這件事不得不被封殺，而且，他們也確實做到了。」

2．麥克恩蒂堅持事實的遭遇

李的遭遇並非孤立事件。20世紀60年代，人類學家在墨西哥的霍亞勒克（Hueyatlaco）地區發現了先進的石器。地質學家麥克恩蒂（Virginia Steen-McIntyre）和美國地質勘查隊的其他成員，發現了一個據有25萬年歷史的地層，其中含有許多石器。這一發現不僅是對新大陸人類學傳統觀點的挑戰，而且也大大危及了整個人類起源的標準畫面。因為，一般觀點都認為，能夠製造這樣工具的人類，直到大約10萬年前才在非洲出現。 當麥克恩蒂想發表她在霍亞勒克的研究結果時，遇到了困難。她寫信給Quaternary Research的副主編Estella Leopold：「我很清楚，霍亞勒克事件只是一部分，問題其實要大的多。它涉及到一種做法，通過壓制那些「無法解釋的」、危及主流思維模式的證據來操縱科學思想。霍亞勒克事件就是這樣做的。如果我不是人類學家，我根本不會意識到1973年我們的數據被拒絕的全部含義，而且，我也不會認識到進化論對人類思想的滲透是如此深刻。我們在霍亞勒克的研究成果被大多數考古學家所拒絕，是因為它與時下的觀點相背離。」

後來，麥克恩蒂在自己的領域一直無法找到工作，只好去種花了。 也許，著名評論家Holmes對惠特尼教授1880年的『加州發現』的一番評述，能使我們更清楚地瞭解學術壓制的原因。

1880年，加利福尼亞州的地質學家惠特尼（J. D. Whitney）發表了一份長長的報告，描繪了在加州金礦中發現的工具。這些工具包括數個矛頭、石缽和石杵，是在礦井下很深的、厚厚的、未被觸及的火山岩下面發現的。地質學家確認這些岩層是在距今900萬年－5500萬年之間形成的。史密森學會的Holmes，是19世紀評論『加州發現』的最為著名的評論家之一，他寫道：「也許，如果惠特尼教授能像今天的人一樣完全瞭解人類進化歷史的話，他可能會猶豫是否公布他的結論（這一結論表明在遠古時代的北美洲就已經有人類存在了）,儘管他面對的發現是如此的輝煌。」換言之，如果發現的事實不符合當今普遍認同的觀點，既使它們再令人激動，也必須丟棄。

五、不當選用的科學方法

進化論的科學性，需要運用科學的方法來證實，這樣才有說服力。但是，由於進化論的支持者們急於證實自己的理論，在使用科學方法時，只求結果符合預期設想，而往往忽略了這些科學方法使用時的界定範圍，這實際上是不科學的。更有甚者，為了達到目的，有意選用能推出預想結果的方法，這種做法就更不科學了。

1、用C14進行斷代

19世紀80年代，在義大利的Castenedolo，地質學家G. Ragazzoni在三、四百萬年前的上新世岩層中發現了幾個現代人的骨化石。對此，評論家們典型的論調就是：這些骨頭一定是現代人出喪時埋在了上新世的岩層帶。Ragazzoni也曾特別考慮過這種可能性，因此，他仔細檢查了這些層層疊在一起的地層。他發現，這些層之間層次分明，未被動過，也絲毫沒有埋葬的跡象。

現代科學家們使用放射性元素及化學方法，對Castenedolo骨骼以及其它年代異常的骨骼進行斷代實驗，結果給它們都安上了一個近期的年齡。但是，這些實驗是不可靠的。對於已在博物館裡擺放了多年的骨骼，如Castenedolo骨骼，C14實驗的測定結果尤其不可靠。因為在博物館裡，骨骼暴露在空氣污染物中，往往會造成C14實驗的骨骼鑑定結果異常年輕。所以，鑑定時首先需要用嚴格的純化技術除去這些污染。而1969年，科學家在給Castenedolo骨骼進行C14鑑定時，並沒有使用這種技術，最終的鑑定結論是：年齡不超過一千年。

儘管對Castenedolo 骨骼的C14斷代結果是令人懷疑的，它仍然被當作了相關的證據。實際上，在這個例子中，地層學證據顯然更具決斷權，但是，地質學家Ragazzoni的原始地層觀察報告並未被提及。

在理論界，反對上新世存在人類的現象並不是什麼新鮮事。1884年，在談到Castenedolo發現和其他類似古代遺物時，義大利科學家G. Sergi寫道：「由於某種專制的科學偏見，不管你稱之為什麼，每一個有關人類在上新世存在的發現都無法獲得認同。」

2、鉀－氬法斷代

讓我們再看看由G. H. R. von Koenigswald和其他研究者寫的有關發現爪哇直立人的情況。幾乎所有的爪哇直立人都是在表層發現的，人們不知道它們的真實年齡。然而，科學家們採用鉀－氬方法，認為它們屬於更新世的中期或早期。這種鉀－氬方法通常被用於測定火山岩的年齡，而不是用來測定骨骼年齡。由於爪哇直立人的化石是在表層獲得的，並不是在火山岩層的下面，所以，用這種方法來推斷爪哇人化石的年齡是不合適的。

3、主觀的形態學方法：根據擬定的進化順序來確定年代

在中國，除了著名的北京人以外，還發現了許多類人類。據中國的研究者說，這其中包括更新紀靈長動物、不同階段的直立人、類尼安德特人、早期現代人以及具有現代解剖結構的智人。我們注意到：為了確定這些類人類遺蹟的年代，科學家們習慣性的使用了形態學方法（所謂形態學是生物學一個分支，以有機體的形式和結構為研究對象，而不考慮其功能）。 舉例說明一下：在中國南方的Tongzi，現代人的化石是和哺乳類動物化石同時被發現的。這些動物群暗示著一個中上期更新世的脈絡，但是考古學證據顯示，這些現代人化石屬於早更新世。這時，研究者就運用形態學的邏輯，確定這些人類化石屬於早更新世。但是，實際上中期更新世的結論更為合適。因為，對Tongzi動物群遺址的檢查顯示：那些哺乳動物是在更新世中期結束時滅絕的。

這種用形態學確定年代的方法，實質上打亂了類人類的化石記錄。實際上，科學家們是在根據一個有利的進化體系來安排類人類的化石記錄的，儘管附加的動物群化石證據無法體現這種安排。仔細看看中國類人類真實的年代排列，就會發現，各個時期的直立人以及各種早期現代人（包括類尼安德特人）是和具有現代解剖結構的人實際上是共存於中期更新世的，也就是周口店直立人活動的時期。

我們已經清楚的看到，形態學方法在這裡的運用是不合適的，實際上體現出很強的主觀傾向。 4.建立在錯誤統計結果上的結論

1983年，吳汝康和林聖龍（音譯）在科學美國人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在直立人佔據周口店山洞的23萬年中，其大腦尺寸在逐步的隨著演化而增長。但實際上，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建立在對頭蓋骨測量的錯誤的統計結果上的。（《考古學禁區》一書對此做了詳細的說明）。

5.蠻橫的巴尼斯理論

20世紀早期，英國皇家人類學院院士、（兼）東英格蘭史前學會主席莫爾（J. Reid Moir），在英格蘭紅峭壁地帶，發現了一些原石器以及更先進的石器，這些工具已有200萬年－250萬年的歷史了。一還有部分莫爾工具是在紅峭壁下面的砂礫層中發現的，這些工具的年齡在250萬年－5500萬年之間。1923年，一個國際科學家小組去了英格蘭，對莫爾的主要發現進行了調查，隨後宣布這些發現是真實可信的。

但是，1939年，巴尼斯（A. S. Barnes）發表了一份有影響的報告，他提出了一種分析原石器的方法：通過觀察刃片的角度，來辨別這些原石器是人造的，還是自然力量造就的。用這一方法，他把自己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原石器（包括莫爾的）都歸為自然力量的產物。從那時起，科學家們就開始運用巴尼斯的理論，來否定其它一些關於人造石製工具的發現。

值得注意的是，從非洲發現的石器，如那些從Olduvai大峽谷較低層發現的石器，看上去與那些被拋棄的歐洲原石器一樣，卻得到了科學界普遍的接受。這大概是因為這些發現符合、甚至有力的支持了傳統的關於人類進化的時空模式。

近年來，巴尼斯的理論及其蠻橫的應用遭到許多石製工具權威的質疑，如George F.Carter, Leland W. Patterson以及A. L. Bryan等。的確，一個相當主觀的方法被當作科學方法來否定另類證據，恐怕有病急亂投醫之嫌。

進化論的「科學性」到此已經一覽無餘了，我們看到他的許多衛士們，為求證據，幾乎不擇手段。實際上，進化論的許多證據就是在這種「科學精神」下獲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