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九七前很多反共人士預測相反,香港九七後並沒有來自中國的政治壓迫,在二十叁條立法前也沒有任何法例及行政上壓制言論自由,反而嫁羨對政府的批評和謾罵還遠超過英國管治時期,有些人說香港失去言論自由,那是昧著良心講假話。然而推出的二十叁條內容,卻對言論自由有威脅了,這當然引起嫁羨與政府處在對立面,使二十叁條難以得到理性的討論,政府官員和嫁羨對抗,而人民正因經濟困境而十分惱怒,結果很快就在這導火線上失去對政府的信任。
但這仍只是表面的問題,更深層的困境,是董建華及其班子失去了商界精英以及中產階級的支持,這也是與反共人士所預測的相反。
中產階級因著樓價大跌,經濟損傷甚大,也不能不歸咎董建華的建屋八萬五政策。董的想法本是善意,但卻缺乏對大局的洞察力,他親手戳破由港英政府建立的經濟泡沫,可說正中英國與西方世界的下懷,西方世界因此認為這已證明中國人不能治港,也使人民的憤怒不指向製造這泡沫的英國,卻反而怪責港府及特首。而董的失策,不但是中了英國的圈套,也是因其沒有聽取商界的意見,結果使全體精英階層受害,這是失去商界和中產階級支持的第一步。
樓價一跌,整個香港經濟連鎖下滑,剛巧遇著亞洲經濟危機,形成不能復元的局面,董的房屋政策可說是經濟自殺,只須一次就夠,香港無法回覆元氣。
由於太急於復甦,董的班底提出多個救港方案,都是缺乏長遠計畫,結果大都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可說是陣腳已亂。在這期間,董仍無廣開言路,招納各方賢才提供意見,卻只信任幾位接近的人,而決策又往往對經濟不治標也不治本,商界群英離他很遠,建議也不被聽取,故此也紛紛自求多福,回中國或到海外發展去了,這是董建華失去商界支持的第二步。
梁錦松偷步買車事件,商界人都很清楚,這並非無心之失,因梁錦松作為商人,總會想增加利益,減少開支。但董卻全力護短,太看重梁,卻不理其他商人,這是失去支持的第叁步。
有些經濟學家向我指出,振興香港之道,在減少政府干預,同時減稅,董卻逆其道行之,是失去支持的第四步。作為商界與中產階級的自由黨及田北俊退出支持董建華,與五十萬港人上街遊行同樣具衝擊力,向港府發出了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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