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又興「下海潮」

尹明善、徐冠巨分別當選為重慶市和浙江省的政協副主席，標誌著新一波「先富起來」的商人、富豪參政浪潮的到來。與此同時，從北到南，都有大大小小的官員或辭職，或退休，告別官場，踏入商場，如江蘇東臺市市長、南京六合區常務副區長、廣州市環保局局長等。在個別地方，官員下侮甚至已蔚然成風，吉林省通化市自一九九五年以來有四十四位地縣級領導棄政從商，在浙江某控股有限責任公司的管理層，就有四十六人曾擔任過處級以上職務，被稱為「新一波官員下海熱」。一段時間以來，「商人當官」和官員下海都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有關評論，展開討論。

對於官員下海，社會上有不同的聲音。一種是為官員下海鼓掌，認為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可以扭轉官員能進不能退的積習，為結束延續數千年的「官本位」提供了可能性，歡呼「公僕的官念淡化了」，「一改千年世俗眼光，引導人們從做官走向做事」。另一種看法是「官員辭職下海且慢鼓掌」，理由不外這樣一些：一、具有一定參與決策權力的官員辭職離開時要有嚴格的「審批」和審計制度，確保他們不帶走「國家機密」；二、官員下海經商，不能利用掌權時建一止起來的「關係網」進行權力「尋租」；三、要嚴密防範官員帶著大筆不義之財去經商洗錢，享用贓款，總之不能對他們大開綠燈，走得「不乾不淨」；四、官員辭職要建立起相應的賠償制度。

官員下海，到底是不是「官本位」向「錢本位」的轉移，在腐敗瀰漫、權錢交易成風的時代，感嘆人心不古的今天，人們不禁要打一個「？」。在一些官員眼裡，權力無非只是他們自身謀取金錢的工具。從官場沉浮到商場游弋，目標是一致的，一切為了「錢」，為了享樂。追求富足、幸福的生活是人類的本性，本也無可厚非，但在拜金主義的世俗狂潮主宰下，人的貪慾常常是無止境的。和西方不同，人家在努力尋求利益最大化、追逐財富的同時，頭上還有星空、有上帝，懂得有所敬畏，有所謙卑，沒有表現出普遍的瘋狂和無恥。在中國，內無宗教信仰的約束，外部制度環境並不健全，沒有敬畏，極容易滑入不義的泥潭。利用昔日官場沉浮所建立起的關係網，闖蕩商場自然更加得心應手，起碼比普通民眾經商有更多的有利條件。特別是在市場尚不夠規範，制度還有某些漏洞的情況下，利用政策的空子，利用當官時積累的無形資源都是題中應有之義。

那麼民營企業為什麼如此歡迎官員，願意花代價從黨政機關挖「領導幹部」？調查表明，原因至少有三個：一是認為官員具有領導才能，有的長期擔任某個部門的「一把手」，具備管理能力；二是官員大都懂法律，熟悉國家政策，能夠幫助企業把握髮展的方向與機遇，三是官員在政府機構中有各種社會關係，而且熟悉政府運作規律，到一些政府部門辦事相對容易一些。第三條尤其關鍵，說白了，民營企業之所以選擇卸任官員，主要就是因為他們有做官時積累起的無形資產。

官員謀私不禁是中國大陸的專利，在號稱「高透明度」的香港也發生了財政司長梁錦松「購車」風波。官員購車本是一個尋常事也，以財政司司長之尊也不用一再道歉。原因何在？就在於他是官員，官員一方面是為大眾服務的公僕，一方面卻掌握著機密、權力。權力不能私用是現代文明政治的共識。梁大人儘管是「無心」之失，公眾和輿論卻不會因此而放過他。他手中掌握的權力，使他在調整汽車首次登記稅計畫公布之前購私家車一事，蒙上了「涉嫌避稅」的陰影。無論如何，他都承認自己應該避嫌。除了向香港市民道歉，並表示將把加稅前後車價差額的兩倍三十八萬港幣捐給一個慈善機構。媒體和公眾依然對此不依不饒，窮追猛打，一時間，梁大人似乎成了「過街老鼠」，處境很是狼狽。

法國哲人盧梭在《懺悔錄》第九卷中說：「我己看出一切都歸源於政治，而且，無論我們作什麼樣的解釋，一個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說白了，有什麼樣的制度就有什麼樣的官員。

不可否認，有的官員棄官從商，是有遠大抱負的，「志在商海搏擊中發揮才幹，創造財富，重建自我」。也有一些人在仕途上沒有什麼發展了，希望改變一下環境，到商海尋找新的機會。但更多的恐怕也不乏利用掌權時建立的「關係網」從事權力「尋租」者，更可惡的甚至借經商之機，搖身一變，把貪污、受賄等不可告人的黑錢洗乾淨。所以有人呼籲要以制度來規範官員下海，防止有人渾水摸魚。今天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對官員下海不抱樂觀的看法，就是對官員缺乏信心，對他們不利用掌握權力時形成的無形資源謀取利益最大化沒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