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麻煩之所以會鬧得這幺大，說穿了，並不是因為這個病比別的病更危險，而是因為這個病不僅是傳染病，而且因為它的傳播方式，不分貧富，不分貴賤，不分國籍，對所有人都一樣危險。而世界上的許多災害，對窮人來說遠比SARS更危險。比如在大陸，對一個身體強壯的青年農民來說，去小煤窯挖煤謀生所承當的風險遠遠高於遭遇SARS的危險。事實上，中國大陸死於礦井事故的民工人數，遠遠超過SARS患者的死亡人數。但是，大陸當局並沒有像對付SARS一樣，以如臨大敵，動用一切政治和經濟資源的方式對付礦難。此外，現在的大陸，因貧窮而死於可治癒疾病的人數，每年當以數十萬計。對此，大陸的權貴和精英，並沒有特別感到不安。因此，我可以大膽預言，如果有人明天發明瞭一種價錢昂貴的SARS特效藥，大陸的SARS危機很快就會過去。即使那時因SARS死亡的人數比現在增加得更快，大陸領導人也會大鬆一口氣，因為死的都會是買不起特效藥的窮人。
而我們之所以期望SARS瘟疫可能成為促進社會變革的契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病毒缺少"階級立場"，對社會上層的特權者和下層的所謂"弱勢群體"同樣構成威脅。在某種意義上，SARS對上層的威脅甚至超過了對下層的威脅。SARS病毒也沒有民族觀念，不分中外都可以感染致病乃至死亡。
SARS的這個特性，擊中了中國社會的要害。中國大陸等級觀念根深蒂固，上層視小民為草芥，對普通人的生命和權利缺少現代社會應有的關懷。共產黨雖以人民代表自居，但為了一黨之政治目的，更是把犧牲千百萬人的生命不當一回事。SARS瘟疫的爆發，可以說對中國大陸的當權者和上層社會製造了一種外在的強大壓力，使他們為了自己的生存和權力，而不得不防止普通人被感染。從個人生命的角度計算，SARS危機所造成的損失，其實比許多災難都要小得多，但是，SARS對大陸當權者所造成的國際和國內壓力，卻遠大於許多災難。而我們知道，當權者沒有壓力是不會變革的。
當然，變革的壓力並不一定能導致有效的變革。過去一個多世紀，中國在內外壓力下發生了不少重大的變革，但往往走錯方向。SARS要成為中國大陸社會成功變革的契機，首要條件就是社會精英能夠從歷史和危機的本身得出正確的教訓。但是在這一點上，我並不樂觀。近來看了不少海外有關SARS危機的評論，發現太多的評論只限於政治和道德的指責。
對大陸當局的批評，主要集中在隱瞞病情這一點上。問題是，大陸當局當初在報告病情上如果不作手腳，SARS危機是否就不會發生了呢？SARS能夠鬧到今天這個程度，有很多深層的因素。張五常在他的評論中指出不講衛生，是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人今後不得不正視的不良習俗。我本人則更關心中國大陸因為沒有地方和社區自治，面臨SARS這一類危機時所面臨的嚴重困境。
中國大陸已經出現了以億計數的"流民"。這些人對任何一個社區，任何一個地區的公共事務都是"多餘的人"。按照西方的說法，SARS實事上是一場"公共健康危機"。當一個社會有如此眾多人口沒有歸屬，類似SARS的挑戰是非常嚴峻的。目前，有成千萬民工被官方阻止旅行，這並不合大陸自己的憲法。當然，沒有人把大陸的憲法當真。不過，這個事實令我們不得不思考，即使大陸實現了憲政民主，一種什幺樣的國家體制和相應的移民安排是更現實的，或者更能夠在自由和平等之間實現平衡呢？中國政治精英，包括許多自以為相信民主政治的精英對大一統的迷戀，難道不需要反思嗎？大陸的當權者自然不會去想這些問題，但是，如果那些向當權者挑戰的人，也從來不思考這些問題，那幺，無論多幺嚴重的危機，都很難真正給中國帶來變革的契機。
(RFA)(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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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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