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國駐京記者披露在中國驚險採訪經歷 巴爾的摩太陽報」駐京處主任法蘭可．朗費特(Frank Longfitt)獲今年Nieman 基金

他說，在中國報導，是他也是所有外國駐京記者的挑戰。原因是，這個國家的政策十分不透明，剛到那裡的時候真是找不到方向。還有就是經常因為一些「敏感話題」要受到一些騷擾。他剛到時，所有的記者都要住在外交領地。他們的房間和電話都被竊聽。在敏感事件或者敏感日期，比如六四，他們會被警察跟蹤。有時，向他們提供新聞的人會受到恐嚇，個別的還被關押起來。

對記者們來說，在道義上和感情上都很難承受。他們還必須雇佣外交部的人員做助手。這些助手非但不勝任工作，還要監視他們，經常要給外交部匯報他們的情況。最後一個挑戰是，根據法律，他們沒有外交部的許可不得擅自離開北京。即使拿到許可，外交部的人也得跟著他們去所有的採訪。 朗費特苦笑道，他所有的請求都遭拒絕，甚至連環保的問題也被訂為國家機密，不給採訪。如果一切聽從規章制度，那真是沒法工作或保住他這份養家餬口的職位。

*西方記者報導新聞的經歷

他在2001年4月寫了一篇登在頭版的報導。文章內容是在江西的一個村莊裡，村民為了高額稅務的問題，與當地政府發生了衝突。軍隊趕來平息衝突，開槍打死了兩個村民，又有十七人受傷。整個獲取新聞的過程是一段不尋常的經歷。他的新聞來源是一個電話，那人告訴的細節很詳細。朗費特決定打幾個電話給當地居民，電話採訪證實了這則新聞。在中國，要想寫出報導得退後一步，不能趕緊到出事現場去採訪還。因為警察已把村莊包圍起來，以防消息透露出去。電話和手機使他越過警戒，得到了詳細內容。而通報人是在網際網路上得到報社駐京辦電話的。

紐約時報的記者則是親自去了江西採訪此事，結果還沒等他的到什麼消息，就被關起來了。幾天後，跟報社聯絡的人的電話都被竊聽了，而且馬上被關了起來。他決定自己跑一趟江西。沒想到他一到機場，已有十幾個外交部的人員在他了。外交部人員向朗費特詢問了兩小時候，在沒法讓他說出是誰透漏了消息後，把他送上了回京的飛機。

第二天，外交部有個新聞發布會，發言人卻隻字沒提江西的事。他站起來發問，結果新聞發言人對此事一無所知。當天下午朗費特受到了外交部的恐嚇電話，警告他再寫這種文章將有嚴重後果。

由於還是沒有得到官方認證和態度，朗費特不死心，又打電話給他在高層的朋友。他的朋友一聽到消息沒有問他消息來源，而是吃驚地說，「這太糟糕了。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幾天後，這位朋友來電，告訴他警方已撤消了幾個警察的職位並將調查。朗費特說這個消息使他感到中共政權裡面的不同態度及其複雜性。使他欣慰的是，其中畢竟還有一些好的，公正辦事的官員。

*在北京做記者的興奮和困擾

在他駐京記者期間，最讓他興奮的是進入村子採訪。他這張西方人面孔太引人矚目，所以很危險。通常他只能在村子裡待幾個小時，去了一家後，得從後門出去，再去另外一家。每個採訪也不得超過45分鐘，因為警察遲早會知道並來抓他的。

他還有許多採訪的過程是沒法當眾說的，不然會給他的後任和其它外國記者的工作帶來麻煩，使他們無法工作。中國方面最惱怒的是知道他去過這些村子，而又不知道他是怎麼去的。朗費特說，採訪敏感問題時，一定要把手機關掉。他有幾個同事由於忘了關手機，暴露了地點，發現後被抓了。

朗費特開玩笑說，他有個經驗，就是最聰明的人才都上大公司去了，國安系統沒錢，他們的人不會那麼賣力地幹活。他說，「我比他們更賣力一點就能贏過他們。好像手機，我就不停地換電話卡；去外地採訪，我就每天換酒店，很晚入店，很早離開；他們都下班了，誰向誰報告呢？」全場聽了吃吃的笑。

主持人墨爾．格德門教授（Merle Goldman）問了朗費特採訪法輪功的經歷。朗費特說，在採訪法輪功時遇到的困擾最多。他和其它外國記者經常在天安門廣場被抓，在抗議頻繁的幾天，有好幾個記者被剝奪了記者證，這在以前沒有發生過的。他們經常被便衣警察跟蹤，甚至在野餐或送孩子上學的路上都被跟蹤。有些記者因此沒法工作，不得不請假。

在場專家指出，中國經濟改革不斷進行，但政治體制改革卻遲遲不動。由於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政府想要限制新聞的傳播也越來越困難，像SARS 和愛滋病的新聞，這是沒法限制的。朗費特表示贊同，他說中國政府一方面想讓國際社會對它重視，如果同時又不斷地把外國記者抓起來或驅出處境，那不是笑話嘛？

*曝光黑暗是好事

朗費特說，他最感興趣的是能有機會回到那些採訪過的村子，做一個後期採訪，比如江西小學煙花爆炸事件。他們現在是否還在生產煙花？學校是否重建？學生如今在哪兒，在做什麼？不過，這些村子很不容易進去，也許這是為什麼至今沒有這類報導出來。 朗費特說，儘管他的中文不很好，但是他發現中國老百姓還是願意跟他講，也許他們認為若有渠道可以把這些黑暗曝光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