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我眼裡的中國基層民主

一位剛從海外回來的朋友見到我說,他在網上看到我的關於潛江村民選舉的報告了。我沒有問他有關情況和他的意見,因為我也聽說那篇報告傳得沸沸揚揚。又過了一星期時,他告訴我,海外不少人罵我。他們罵我什麼呢?朋友笑而不答,過了一會兒,他來問我,他們罵你什麼呢?我不知道,我不上網,更上不了海外的網站,他們罵我什麼實在是隔著太平洋吐唾沫。朋友說,可能還是以為在中共統治下自下而上的民主根本不可能。

我這才想到需要為那篇報告再寫點什麼,海外的意見姑且不論,單是國內的朋友私下就多有勸誡的,那意思是就此打住,不要再為基層民主說話了,否則,「政治不正確」不說,民粹主義也是誤國誤民的。

我接觸基層民主的問題有五六年的時間,學者們關於村民選舉之類的爭論讓我大開眼界。他們各自依恃的理論、歷史背景豐富了我對村民選舉的理解,不管他們各自的潛台詞是什麼,是讚美所謂制度創新下的民主,是否定村民選舉作為中國民主道路的起點,還是諷刺中共這一做給人看的花架子工程,我卻更多地讀到了他們的信仰,換句話說,他們各自己一筆滔滔洋洋萬言的說辭、證據只是因為他們信或不信。我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對學理的爭論敬而遠之。

說來真是一種機緣,似乎注定我要介入基層民主問題。當然首先在於我是從農村出來的,雖然我有十多年不曾在農村生活了。在讀過不少有關農村的文章和著作後,真覺得農民世界完全被推遠成為一個不可理喻的對象世界,這個世界已經成為了中國都市、中國精英和高等華人的「負擔」,但其「神秘命運」又成了各種人以其為材料收割自己的政績、學績、名望的重要的制高點。有關「三農」的時文在近幾年來開始氾濫就是明證。我也在這種背景下結識了不少「三農」問題的專家、官員和地方精英。而當我跟李昌平先生交成朋友,跟王振耀先生討論起選舉中的官員心理時,表達我自己的意見幾乎「呼之欲出」。

感謝李凡先生,他邀請我加入他的基層民主選舉「民間觀察團」,讓我實地瞭解官員和農民在想什麼問題。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寫出了一個觀察報告,送給了一些朋友,修改稿出來後,又送給了朋友們傳看,李凡等人又提出意見並作了補充修改。這期間不知是哪一種版本的報告在網上傳開了。不管是哪位朋友把沒有定稿的報告發出來,有關基層民主的說法兒卻是我的,我當然要負其責。我隨後寫了《英雄》一文再次表達了我對基層的關切。

但顯然,人們更把我的報告當作我對基層民主支持與否的表態,有朋友很快發來胡平先生有關農村選舉的文章,私下的討論則要求我不要走得太遠,似乎關於基層民主已經有一個真理性的結論,不容挑戰,不容置喙。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是一個政治正確與否的問題。而我這樣的人來談論基層民主,就是犯了錯誤,就是無知,就是落入了民粹主義的泥潭,就是誤導了中國民主力量的方向。

我擔不起這樣的罪責。但同樣我無法面對的是,就是我們這麼討論的時候,農民們正希望他們在一次次的選舉中團結力量,發揮自組織的作用,為他們的利益一分分地爭取。不這麼爭取,他們為中共各級政權及其爪牙這些大大小小的「地主」們種地所得到的,在各種盤算下竟是欠地主們的,五十多年來,他們為「地主」種地所得仍不過是一貧如洗。自留地、宅基地都算作承包耕地一年年地交稅寫在農民的負擔卡裡,結婚需要的費用比城裡人還高,殺豬要交錢,砍樹要交錢,蓋房要交錢,每畝地的水費規定是四斤穀子錢,「潛規則」折算後卻是近十元錢。等等等等。這就是我看到的現實。余世存就在上週四,本月16日,河北省故城縣青罕鎮財政所組織了三十多人的徵稅團下鄉,爪牙下鄉,開八輛車,浩浩蕩蕩,農民將何以堪?

講這樣的故事沒有用,反而讓人有民粹主義之嫌,有煽動革命造反起義之心,有反智之罪。那麼,說到本質,能不能不要把我的文章看作是我對基層民主的表態,我確實沒有把基層民主上升到偉光正的角度,因為我談的是具體問題,我談的是多方互動中的基層民主,我談的是細節,無論精英民主或自上而下的民主何時實現,地方建設、民眾的民主訓練現在開始了是否不算壞事?關於民主有太多的討論,但民主不僅是一種理論,不僅是一種學說,不僅是一種信仰,不僅是一種政治生態,也是一種社會運動,是一種生活方式。基層民主正從社會運動和生活方式的角度重構中國社會的秩序。在農民以頭撞牆以拓寬其生存空間(二十多年來,他們以血手印的方式,以農民工的身份不斷地以頭撞牆,撞開了公社的大門,撞開了城市的大門)的時候,我們卻在相對安全的環境裡表達我們的優越的知識和良知正義感,我們也幸運地沒有跟中國社會最黑暗最保守的勢力正面較量。而基層選舉,正如中共官員也從未否認的,是農民的創造物,我們有什麼理由否認它的存在,有什麼理由讓它等著,等著自上而下的民主運動到來呢?

(觀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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