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樂崎：維繫自由是國家最重要的使命

　他面對的中國已不同於以往。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不斷增加的中產階級，現在較感興趣的是以金錢，而非個人機會與開放統治為基礎的生活形態。即使是在早已實施民主的臺灣，若民調結果可信，許多年輕一輩的人如今似乎更願意付出相同代價來追逐相同目標，而放棄臺灣好不容易才擁有的部分自由。假如長此以往，北京領導人就更可堂而皇之聲稱民主與亞洲價值無法並存，臺灣也會喪失維護民主、自由的能力。

　根據我個人觀察民主國家的經驗，上述這種思維其實並不正確。半個世紀以來，我待過許多非西方國家，我發現民主的生活方式植基於基本人權的觀念，已成為可依各地不同情況而有所調適的普世價值觀，並非只適用西方。在我曾奉派的十二個國家之中，有六個是民主國家。

　一九五○年代冷戰時期，我在美國國務院駐外機關事務局擔任外交信使的頭幾年，經常搭乘東方快車號火車往來東歐各地，也曾在赫爾辛基待了很長時間，當時要前往莫斯科，只能在赫爾辛基搭乘自鐵幕飛出的俄羅斯國際航空班機。當時待在那些國家的日子裡，天空中總是瀰漫著呆滯的空氣。返回赫爾辛基就立刻感覺不同。民主的芬蘭雖位於強大且極不民主的前蘇聯旁，但小心翼翼處理其與此一強鄰的關係，且相當成功。更重要的是，芬蘭維持了民主體制。

　我在馬尼拉住過兩年。現在常有人誤把後馬可仕時期當作菲律賓步入民主的時代。菲律賓在馬可仕上臺前就已經是民主國家。當時，麥格塞塞總統死於墜機意外。正在澳洲的副總統在沒有政爭與媒體壓力情況下，立即返國宣誓接任總統。在當時，這樣的發展對許多國家而言，都可稱得上是非比尋常的成就。數年後，菲國失去民主。人們受到貪污與惡劣政治權術的影響，放棄享有穩定的部分自由。菲國經過數年持續不斷努力，才重返民主。人民最終證明，貪污與惡劣的政治權術無法贏過對個人自由的渴望。

　一九七○年代，我在東京住了兩年。當地的民主體制已經根深柢固─也許是較有紀律的形態，但即使政府反對，人民還是有權要求變革。朋黨政治和無可動搖的官僚體制是當時（目前依舊如此）難以克服的改革障礙。日本的民主體制直到不久前仍被視為是一個特例。不過，日本政界後來針對選舉制度所進行的政治改革，以及南韓與臺灣的民主化，改變了這種看法。

　印度的民主體制在一九七○年代晚期，因前總理甘地夫人領導的國大黨推動通過實施「緊急」法而中斷。自印度獨立後就執政的該黨說服國會下議院，接受要發展經濟就必須放棄部分個人自由的主張。此一不民主措施和國大黨本身在我派駐印度的三年期間舉行的一次全國大選中雙雙遭到選民的唾棄。印度此後恢復民主體制。遍及全印度的六十萬個投票所與數萬監察員，確保了該次選舉的乾淨、公平，明確代表人民的聲音。

　一九八○年代中期，我在波札那的三年期間，鄰國南非依舊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波國與南非間的邊界極長，雙方偶爾爆發衝突。波札那和其它非洲國家一樣，都反對種族隔離政策，支持致力打倒這項政策的人。波札那自獨立後，一直維持充分運作、透明與廉潔的民主體制。波札那的經濟即使到現在都還仰賴南非，不過該國面對這段棘手、有時還相當危險的關係時，儘管小心翼翼卻也立場堅定。

　這些經驗無法作為研究民主與無法共存價值之間關係的專業基礎，也無法通過社會與政治學家或任何相關的學術檢驗，卻是我個人對臺灣民主化看法的基礎。

　前述這些民主國家都沒有涉及主權議題的外在不穩定因素，因此這些國家的人民與領袖都能響應愛國主義的號召，藉此克服來自外部的問題和挑戰。然而，臺灣在若干方面的處境並不相同。國家意識的欠缺，就使得要凝聚國家意識的努力更加困難。然而，全球化的趨勢─不僅在經濟，還有科技與信息方面─卻也帶來以往所沒有的新契機。

　對臺灣而言，中國如能民主化，將是再好不過的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與科技領域擁抱全球化，卻抗拒信息不受約束的自由傳播。中國雖然傾力防堵信息的自由傳播，卻並非十分有效。經濟越開放，科技就越先進，因而越無法有效控制信息傳播。這些信息包括臺灣的民主經驗，這種民主的經驗，可以充分顯現民主的種種優點，包括政府受到制衡、人民可依個人想法決定意向、可以選擇（與更換）政府領導人、民主體制對個人的尊重，以及其它許多自由的概念，都將無可避免地會在中國人民的心中生根。

　全球的民主國家已經一次又一次的展示，維繫自由是國家最重要的使命。這些國家已將臺灣視為可影響中國的自由指針，也是不需流血就可促使此一龐大國家的政治體系開放的重要契機。不過，全球主要民主國家的許多人現在開始懷疑，臺灣是否有意願扮演此一角色。其它民主體制，例如馬可仕時代的菲律賓、「緊急」法時代的印度等，都能和平地擺脫過去的錯誤，臺灣沒有這種奢侈空間，一旦失去自由，就無法自行爭取回來。

（自由時報）(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