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出事情的真相是危險的
對於進入後集權社會的統治者來說,穩定是壓倒一切的東西。為了維持穩定,集權社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謊言。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其實靠恐懼和謊言支撐的社會,其實社會穩定的基礎很脆弱。所以,說出事情的真相是危險的。茨威格說:「一種教條一旦控制國家機關,國家就會成為鎮壓的工具,並迅速即建立恐怖統治。任何言論,只要是向無限權利挑戰的,都必須鎮壓,還要扼住那些異議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杜威說過:「思想家只消開始思維時,都多多少少把穩定的世界推入危險之中。」
魯迅生前或死後,一直都有人批評,有人非議,有人謾罵,從來就沒有停止過。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聊聊。座談時,羅稷南老先生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沉思片刻,認真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一句話說出來就是火,正是因為說出了事情的真相,所以,對於當事人來說,一句話說出來就是禍。因為衛道氏們是不甘心別人煽風點火的。山西運城地區農民發明一種抗旱的土法滲灌技術,被地方當局看中,當作宣揚政績的手段,搞了一場類似大躍進的突擊修建滲灌工程運動,其中相當一部分工程根本就是造假。這批勞民傷財的假滲灌工程,被記者高勤榮披露,緊接著幾家中央級媒體跟進報導,使其大白於天下,運城地方當局丟了臉面,一官員狂言「不惜挖地三尺」,也要搞倒高勤榮。不久,這樣一個反腐記者卻於當年12月被當地警方逮捕,並以判處12年徒刑。
不僅說出事情真相是危險的,而且說出歷史的真相,也同樣是危險的。專制時代,不僅活著的人,不能說出事情的真相,而且死人說出的歷史真相也要扼殺。司湯達講:有一位名叫詹奧涅的編年史學者,惹了殺身之禍,因為他想掀開歷史帷幕的一個邊角,大膽地寫出了很少的一點真情實況,他使用了一種摸棱兩可、不易讓人看懂的方式,半掩真相敘述了事件始末。他雖然那麼小心翼翼地著述,也沒有倖免於死在監獄裡。
面對真理所需要的勇氣,並不亞於面對敵人屠刀和槍口;說出事情真相的危險,其實不比亞與面對敵人的血腥和殘暴。在大革命時期,為說出事情真相,我們的先人頭可斷,血可流,前仆後繼。可是到了革命勝利以後我們,卻啞口無言,成了沉默的羔羊。馬寅初常對人說︰「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魯迅說過:「沉默呀,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消失。」啞巴雖不說話,但是並不能說他心裏沒有;說出事情的真相雖然困難,但是我們決不能讓大家都閉口不言。對於沉默的大多數,最好的辦法就是啟蒙,用真理啟迪他們心中的正義的火種。等到大家都意思到了說出真相的重要,那個「沉默的群體」就變成了「爆發群體」。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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