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萊波恩-M-克拉克(Claiborne M. Clark)的父親是抗戰時期著名的飛虎隊隊員，克拉克先生自己曾在香港從事廣播記者工作，現在杜克大學任製片人兼總監。日前他致信香港政府，說「儘管我熱愛並尊重中國(包括香港)及其人民，我要加入抗議23條立法的數萬個聲音之中」。
克拉克先生在信中寫道：我希望就23條「反顛覆」立法向香港政府有關人員表達我的一些觀點。這項立法一旦通過，將意味著「在新的法律下被判有罪的人士可能面臨終身監禁」。我看不到香港有任何理由需要此立法。儘管我熱愛並尊重中國(包括香港)及其人民，我要加入抗議23條立法的數萬個聲音之中。
我希望您能閱讀此電子郵件，並把它轉發給有關人員與辦公室。請作「加急」處理，因為第一階段的截止日期，12月24日馬上就到了。
我於1950年出生，一直希望能在中國生活一段時間。我的父親是二戰期間飛虎隊空中偵察攝影師，曾與我一起分享他的照片與故事。他對中國人民總是保持著深厚的敬意。感謝香港和當地媒體，我的夢想得以實現。
我於1983年至1985年期間在香港從事廣播記者工作，曾是香港明珠電視臺(Pearl)的高級助編。在任職期間，我得以前往中國旅遊，並與我的父親(現在是一名退役的二星將軍)一起遊覽了他在戰爭期間曾經逗留過的一些地方。我們對中國的熱愛與敬意由此變得更加深厚。
我在明珠臺工作期間恰逢中英進行「1997香港前途對話」。我記得，一週接著一週，我們在北京的記者引用談判與會者的措辭報導說，談話「富有成效及建設性」。如果哪一週談判變成了「富有成效及事務性」的話，我們都推測這意味著什麼。「建設性」與「事務性」相比，究竟是更好呢還是更糟？最後(也是最初)，「一國兩制」勝出。香港居民將在中國的主權下，享有他們於1995年在英國統治下一樣的自由與類似的自治，直至2047年。
我回到了我的祖國美國，很幸運地在世界最頂尖的一所大學任醫學攝像製片人與總監。就像在香港一樣，我很喜歡能在此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杜克大學的學生、教授、訪問學者中有許多來自中國，包括香港。此外，我還認識了一群法輪功修煉者，他們來自中國、越南、美國、南美等地，我發現他們是那麼真誠和可愛。我發現法輪功的核心教導，「真善忍」的重要性是無可挑剔的。
我相信23條是針對法輪功及其他團體的。天主教香港區主教陳日君警告說23條將令宗教信仰與言論自由倒退，「這些自由是北京在香港回歸時承諾在香港50年不變的。」
因此，我認為，23條將全面侵蝕「一國兩制」的方針。隨著侵蝕的深入，北京政府在國內外事件中行為的信譽也將遭到侵蝕(因為1997的和約是和一個外國政府簽署的，但涉及到中國的領土。)
尤其是，如果「一國兩制50年不變」實際意味著「一個有著被北京控制的特區政府和被討好北京的傀儡官員管理的人權的國家」，那麼臺灣和世界人民將不會相信中國會保持她將來所作的關於「一中」聲明的任何承諾。
我閱讀了部分官員，包括監察長比爾-阿羅克(Bill Allock)先生的「保證書」。他表示：「沒有人會將毫無害處的示威行動變成反對國家的嚴重犯罪行為。」在中國，[江氏]政府在對待法輪功及其他人士方面恰恰就是這樣做的。我並無不尊重阿羅克先生之意，然而，官員否認有險惡用心往往就是一個警告，說明該策劃的核心處藏有此用心。歷史研究表明，這在美國及世界其他地區，包括中國和香港，都的確如此。而且，阿羅克先生必須承認，懸掛在作家，編輯人員，團體組織頭上的終身監禁的威脅，會對香港歷來具有的多元化自由起到阻礙作用。
這些保證根本沒有說服力。人們只要問一問，「目前存在什麼問題要求此立法？」人們對觸犯「擁有煽動性出版物」及對警方權力的變化與對團體組織的限制所表達的擔憂不是一個好兆頭。
克拉克先生在這封信的結尾處寫道：一個僵化的，靠壓制與矇蔽生存的體制是不會運作良好的。體制是會改變的。一個良好的體制像竹子一樣有彈性，像空間一樣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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