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或稍早，那個總是傳出決議、社論、訃告、樣板戲、毛主席讚歌的大喇叭裡，有一天傳出了《洪湖水，浪打浪》，傳出了《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傳出了《劉三姐》，它們一天又一天在喇叭中重複著，百聽不厭。大人們說，這都是些解禁了的歌曲。
中國的新時代就從解禁開始了。那些因為政治鬥爭，因為不夠革命，或者僅僅因為愛情的歌曲，重新回到了人們的生活中。大人們克服了戲曲的障礙，一遍遍去觀賞越劇《紅樓夢》、黃梅戲《天仙配》，一遍遍為林黛玉或者七仙女的命運痛哭流涕，黑暗中他們的眼淚濕透了一張張手絹，濕透了中國的一家家電影院。就在這種哭泣聲中，愛情的知覺，久違了的俗世的情感，不再被看作那麼可恥的東西了。
80年代－－一個電影插曲的時代在新的電影中伸延。半導體和晶體管，薄膜唱片和電唱機，人們坐在新買進家的收音機前，聽著李谷一、朱逢博、關牧村、鄭緒嵐、關貴敏，聽著《祝酒歌》、《吐魯番的葡萄熟了》、《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潔白的羽毛寄深情》、《邊疆的泉水清又純》、《太陽島上》、《浪花裡飛出歡樂的歌》。充滿歡樂和陽光的音符像雪後的泉水一樣四處流淌，它們歌唱著生活的甜蜜，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甜蜜，不關涉具體，也與每一個具體家庭的生活無關。別種滋味的歌是藉著電影劇情出現的：《知音》、《雁南飛》、《心中的玫瑰》、《角落之歌》、《妹妹找歌淚花流》、《媽媽教給我一首歌》。與之同時，城市青年在宿舍裡偷聽臺灣歌，喇叭褲戴著不撕商標的太陽鏡、提著最時髦的錄音機，騎著車或者成群結夥地呼嘯而過，把鄧麗君和張帝的歌聲一路灑在大街上。大人們望著他們的背影說：這些個小青年，這些個阿飛。
是的，這些個阿飛。中國人開始渴望平常的日子，但極左時代的禁忌依然在骨髓中浸透著。在核心的意識形態裡，除非輔之以革命、事業等崇高內容，否則世俗情感、談情說愛、個人悲喜，都是低級趣味的、不道德的、甚至是不正派的表現。鄧麗君、張帝、劉文正只能在「地下」流行，甚至欣賞者自己，都有一種道德上的不潔感：鄧麗君唱的是黃色小調，張帝唱的是流氓歌曲，唱法本身就透著「黃」。不久，李谷一唱《鄉戀》用了氣聲，蘇小明唱《軍港之夜》又柔又綿，立即招致痛斥和批判，批評者聽出了那聲音裡的「黃」。
這是中國歌曲歷史上的「電影插曲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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