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極其骯髒和不公平的中國私有化過程

六月初，曹思源先生在斯德哥爾摩談「私有化在中國」的問題，廣證博引，妙語如珠。在談到目前中國私有經濟的比重不斷上升時，他引用了確鑿的數字和圖表演示，無可辯駁地說明：正是私有企業養活了中國，是私有化拯救了社會主義。除了要求中共當局承認並推進私有化之外，他還給中共自身的改革開了五大藥方，要求中共改宗旨、改名稱、允許競爭、三權分立。

我們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聽眾，對曹先生的演講自然心領神會，聽到幽默精彩之處，不時爆 發出哄堂大笑。瑞典聽眾中的漢學家和外交官員，對曹先生介紹當前中國的情況， 也是非常有興趣的。但意想不到的是，旁聽演講的個別瑞典人和旅居瑞典的拉美移民，卻對曹思源提出了激烈的質疑。事情過去一個月了，筆者回想此事時發現：那一段戲劇 性的小小插曲貌似簡單，裡面卻有著很深刻的意蘊□□不同國情、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文化歷史、不同意識形態的碰撞與交鋒。

領教了瑞典人的平等觀念

眾所周知，著名的「瑞典模式」，是一種從搖籃到墳墓都由國家包下來的社會制度。在瑞典，醫院基本上都是公立的，實行的是全民醫療保險，病人只需要交納掛號費和少量 的藥費。那年我的兒子患了闌尾炎，三天住院開刀，只花了大約一百人民幣的掛號費。孩子 還不讓爸爸媽媽祛病房陪他，因為醫生護士們把他照顧得再週到也沒有了。

但是，由於這種高福利制度奠基於高稅收之上，近年來，高稅收制度趕跑了不少資本家和有錢人。一些大公司威脅後採取實際行動，紛紛把公司遷到外國去。於是，瑞典不得不調整政策向右轉。就在曹思源來瑞典之前，斯德哥爾摩正在討論是否允許開辦私立醫院的問題。不少瑞典人擔心，在允許辦私立醫院後，公立醫院的預算會縮小，窮人的病將得不到必要的治療。

一位瑞典老人因此質問曹思源：「如果中國私有化了，那麼教育、醫院只為有錢人服務，窮人不能享受足夠的教育和醫療，你覺得這是道德的嗎？」曹思源回答說，應該允許私立醫院競爭，「像美國那樣，學校和醫院都可以分公立和私立的，公立收費低，私立收費高，再通過社會保險制度來解決窮人的問題。」

曹思源先生也許比較瞭解美國，但瑞典人如此強烈的平等觀念，他可能還是第一次領教。在一般瑞典人心目中，生命的價值是平等的，如果因為貧窮而只能獲得較差的醫療，這是一個殘酷的道德問題。在其他國家的人們大都信仰「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時代，不管「瑞典模式」遭到怎樣的嘲笑和抨擊，它反映的確實是人類最美好的平等理想。尤其是在今天，瑞典人不認為那些靠炒股、靠繼承遺產的富人是「勤勞致富」，而且，人們也深深理解，許多人失業絕不是因為懶惰的緣故，無奈的他們不應該被社會拋棄。

南美移民質疑曹思源

在鄧小平倡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時，為之歡呼的中國人很少進行這樣的道德質疑：讓什麼樣的人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人應該怎樣回饋社會？怎樣保護窮人的基本生活與醫療？我們只知道叢林中的動物「強食弱肉」天經地義，卻不瞭解，許多動物也具有保護自己群體中弱者的天性，人類應該比動物更具愛心。

曹思源老兄可能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到瑞典講中國私有化的問題，卻出現南美移民衝著他生氣的情景。在他演講之後，一位帶西班牙口音的男子首先質問：「中國經濟改革的趨勢是私有化，那麼您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改革呢？還是改變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呢？」曹思源的回答很得體：「姓社或姓資都無關緊要，我認為關鍵問題在能不能讓所有的人民都能過上好日子，中國的歷史經驗證明，國有制不能讓人們過好日子，私有化的經濟改革卻能，那就夠了。」

另一位看來也是南美移民的女聽眾更是氣憤地站起來，大聲嚷嚷說：「你說了那麼多，其實就是想把中國的社會主義變成美國那種資本主義。美國窮人那麼多，他們過的是什麼日子？你根本不知道窮人的痛苦 。南美國家都搞了私有化，只是使富人越富，窮人越窮，哪裡能夠『使所有的人民都能過上 好日子』。我是從那裡來的，有親身體會。」兩位聽眾似乎都為「偉大的中國社會 主義明燈」（第三世界人民的普遍誤解）快要熄滅而深感悲哀，他們說：「中國要是私有化了，不但是中國的災難，而且也是世界的災難。」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曾遭抗議

如果曹思源先生瞭解早先一位諾獎得主在瑞典的經歷，他就會明白，他在此地碰上的插曲只是當年的一個變相翻版。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密爾頓－弗裡德曼獲得諾貝爾經濟獎。弗裡德曼是貨幣經濟芝加哥學派的創始人。那些年，芝加哥大學從南美招收攻讀學位的學生。他的幾個智利學生---一群被稱為「芝加哥小子」的年輕人回國後， 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所重用，在智利推廣弗裡德曼那極端自由的市場經濟理論，結果造成通貨膨脹，失業急劇增加，貧富分化嚴重。加上皮諾切特屠殺了幾千反對他的左翼 人士，留下至今國際社會仍然在聲討的血債。因此，許多人認為弗裡德曼與智利問題有牽連。

弗裡德曼獲諾貝爾經濟獎的消息一公布，就引發了一場盛大的抗議活動。瑞典的智利委員會指責說：弗裡德曼要對「當前智利的失業飢餓政策負責」。 當隆重的頒獎儀式開始，音樂大廳外，一群從智利逃亡來的政治難民憤怒地集會示威，高呼口號「不要頒獎給弗裡德曼！」大廳內，當弗裡德曼正從瑞典國王手裡受獎時，一 位年輕的智利藝術大學生舉臂高喊：「弗裡德曼滾出去！」使得滿座皆驚。

這一幕抗議鏡頭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但它不斷地在瑞典電視上重現，促使人們去思考複雜的經濟問題。今天，大多數人已經認識到，僅僅因為弗裡德曼主張市場經濟，就把智利市場化改革中的失誤歸罪於他，這是很不公正的。但是，一些矯枉過正的中國經濟人，卻以智利經濟的發展為例，讚美專制政體與放任自由的成功結合，大肆宣傳說：只要專制為經濟自由化服務，就能創造奇蹟。

中國應該創造更好的模式

199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阿馬蒂亞曾批評過這種傾向：「更多地關注擴大市場關係的領域，而不是關注建立民主、擴大初等教育或提高社會上失敗者的機遇。」這簡直就是對當今中共專制加市場的寫照。

正如曹思源先生所斷定的，中國的私有化既是一個現實，也是不可逆轉的未來。但是，我們也應看到，中國私有化過程是極其骯髒和不公平的。大小權貴趁機化公為私、聚斂財富，付出高昂而悲慘代價的，卻是無數底層的工人和農民。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應該更具智慧地認識到：發展目標和公正目標之間並非完全對立，維護失敗者和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權利，是改革事業無權忽視的一個主題。希望曹思源一類志在改革的專家， 吸取他國改革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教訓，創造出中國經濟改革的新模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