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警察、特務、腐敗、暴力於一身的中共國社會

一、警察社會

中共治下的中國社會是一個警察社會，因為中共政權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最不受法律約束的所謂「治安系統」。這包括：公安系統、武警部隊、勞改、勞教系統，以及企事業單位的保安人員。

賈春旺領導的公安系統是全國治安的主力。任何國家都需要一定規模的警力保護公共安全，這無可非議。問題在於，中國的公安系統不是政治中立的社會管理系統，而是由共產黨直接操縱的政治系統。在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公安系統參與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有一些至今尚未得到公正處理。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江澤民主政以來，公安機關和公安人員個人以五花八門的方式捲入了「 一切向錢看」的社會運動。朱鎔基出任總理後，表面上禁止公安參與經商活動，但各級公安干警同社會黑惡勢力的勾結卻越來越緊密。警銜為副總警監的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因貪贓枉法、走私牟利上億元被判重刑；眾多縣市級公安局長大肆受賄、瘋狂斂財未被揭發；被揭發法辦的如義烏市公安局長柳至等人，僅只是眾多腐警中的極少數；地方派出所民警直接參與的打、砸、搶、殺、敲詐、勒索、強姦以及同地方幫派同流合污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孫明山在不久前舉行的全國「三項教育」表彰會議上承認，「大、惡、醜」案件之經常出現，刑訊逼供、違反槍枝管理使用規定和濫用強制措施致人死亡案件之頻繁發生，玩忽職守和經濟類違法案件之有升無降，關係案、人情案和金錢案之花樣繁多，民警參與、保護黑社會性質組織
犯罪等深層次問題之層出不窮，以及民警作風粗暴、「冷硬橫推」、侵犯人民利益等，是公安部今年繼續開戰專項整治的重點。總之，公安系統的腐敗不比任何其他系統差。

賈春旺任第一政委的武警部隊是維護社會治安的武裝力量。它在組織、紀律上比民警「嚴明」，明目張膽的違法亂紀現象不如公安系統嚴重，但也並不乾淨。例如，自前年中央禁止軍隊、武警經辦經濟實體後，軍隊、武警同地方當局有關經濟利益的爭奪時有發生。僅去年，為了移交軍隊、武警經濟實體的資金，在南京、合肥、瀋陽、海口、南寧、深圳等地，就發生過四十多起流血事件，致使四百四十多人傷亡。其中，最大的一起，是今年二月寧夏武警為煤礦交接涉及的經濟利益同石嘴山公安干警、民兵發生的武裝衝突，死傷數百人。武警系統的另一個腐敗現象是提幹、晉職中的營私舞弊和行賄受賄。為了提幹，士兵必須先入黨；要入黨，就要向班長、排長、指導員送錢。

來自農村或城鎮底層家庭的下級軍官，不論表現如何突出，不論有無軍校文憑，沒有裙帶關係或者其它利益交換關係，根本就沒有晉升的機會。

勞改、勞教系統的幹部絕大多數沒有受過警務培訓，其文化素質可能是中共各類幹部隊伍中最差的。勞改、勞教系統的違法亂紀現象比任何其它系統都嚴重，干警體罰、毆打、奴役、盤剝、搔擾犯人乃家常便飯，打死人的事也經常發生。想要瞭解勞改、勞教的內幕，無須去問勞改、勞教干警，也無須去問犯人本人或犯人家屬，只要同勞改、勞教干警的親朋好友從側面聊聊就知道了。美國的吳宏達不停地折騰，試圖揭露勞改、勞教的內幕，其實他抖出來的僅只是些皮毛而已。當然，吳宏達熟悉他當年被勞改時親身經歷過的一些情況，但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勞改、勞教系統發生了諸多變化，其中的許多黑暗更是遠比吳宏達盲目猜測要厲害得多。參加過勞改法立法調研和起草工作的王林先生說：「勞改、勞教是中國最黑暗、最骯髒的一塊地盤，是最沒有人性的地方。在那裡，我看到管教幹部和殺人犯同樣地殘忍，所不同的僅只是相對位置不一樣罷了。只要中共掌權，人權的曙光就永遠也不會照到這塊地盤。」

地方保安組織、包括企事業單位的保衛處、保衛科，這股半武裝力量在行政上由本單位領導，但在業務上卻受所屬縣、市公安局的指導。這幫傢伙，身著類似於警服的制服，也配備槍枝、警棍等警具。走在中國大陸任何城鎮的大街小巷，人們到處都可以看見披著各種各樣制服、氣勢洶洶的人，他們當中除了現役軍人、武警、公安、交警、獄警（勞改、勞教部門）外，很多都是企事業單位的保安人員。自一九九九年中共正式鎮壓法輪功以來，參與清剿、迫害法輪功的，主要就是公安部門組織的地方保安人員。例如，在天安門廣場值班抓人的，很大一部分打手就是從我們山東調去的。地方保安人員不僅負責本單位的安全，如防火、防盜等，而且還配合公安機關、安全機關監視本單位職工的思想動向。更有甚者，保安人員有時還充當本單位領導的「私家警察」，他們為領導及其家屬提供免費的保鏢服務，替私設的公堂抓人、逼供、刑訊、栽贓、搔擾等等。在山東德州、特別是陵縣，這種情況是很普遍的現象。

在貪官污吏越來越多、治安狀況越來越差的中國大陸，保安人員卻是越來越吃香。武警、民警雖然厲害，但能調得動正規警力的貪官污吏畢竟是少數。陳希同、成克傑、賈慶林、李紀周那樣級別的共干可以調用武警為己所用，縣、市的黨政頭目可以調用下轄的公安局為己所用，大多數中、下層的專業部門共干，例如地方財政局幹部、稅務局幹部、工商管理局幹部、環保局幹部、衛生局幹部以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在本地吃喝嫖賭有人幫忙，到了京城或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想要尋樂子，就只能偷偷摸摸地干了，而且稍不小心還會被不認外地土官兒的警察給抓了起來。京、津、滬等大城市掃黃時，經常抓到外地出差的土幹部，原因就是土包子碰上了地頭蛇。

大、中型企業的領導比不上市、縣的黨政首腦，但比中、下層專業部門的黨干有更大的自由度，他們豢養了一幫保安人員，一是用來控制本單位的職工，二是用來協助他們做一些見不得人得事情，三是用來充當私人保鏢，保護他們免受下崗工人的攻擊。在陵縣和德州地區的其它一些縣、市，很多企業頭頭嫖娼也都是由本單位保安負責警戒的。

二、特務社會

中共治下的中國社會是一個特務社會，因為中共政權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對內、對外廣泛滲透的情報體系，這包括：國家安全部管轄的國安系統、在情報業務上受安全部指導的統戰部、新華社、對外友好協會、港澳辦、台辦等，以及由總參二部、三部、海軍情報部等構成的軍情系統。對軍情系統，我將以另文介紹。這裡只談幾點我知道和聽說的國安系統的情況來說明中國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特務社會。

許永耀領導的國安系統是對內情報戰場的當然主角。長安街上離天安門廣場不遠的公安部大院也掛著國家安全部的牌子，但國家安全部的本部設在頤和園東南側的一個不掛牌子的、由武警站崗的神秘大院內。同樣，省級國家安全廳、縣、市級國家安全局表面上也與公安系統共用一個大院、大門，但其本部則另設別處。自國家安全部於一九八三年成立以來，國安系統吸收了上萬名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特別是賈春旺任國家安全部長期間，國安系統雇佣了一大批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的畢業生。論工作人員的受教育程度，國安系統可能是首屈一指的。現任部長許永耀說過，安全部是除了部長外每個工作人員都有 大學以上學歷的政府部門(註：許永耀只有中專學歷)。

國安系統對涉外機構的滲透是公開的。例如，外交部、其他政府部門的外事局、地方的外事辦、大專院校和企事業單位的外事處、室、統戰系統、港台辦、對外友協等等，或者有國家安全部的代表、聯絡人，或者在情報業務方面受安全部指導。這方面的工作具有蒐集情報、反間、協調和配合國內外行動等多重性。

國安系統對涉外人員的滲透是半公開的。國安人員處心留意出國探親、考察、進修、留學、經商的人員，以及定居海外後回國探親、旅遊的或者臨時回國的居外人員。一有機會，他們就慫恿、利誘、教唆甚至脅迫這些涉外人員為他們蒐集所到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情報。有人說，這種廣種薄收式的「情報人民戰爭」是最經濟有效的。但實情如何確實是國家機密，只有極少數人才知道。不過，從中共外交政策的某些擺動和外交實踐上經常出現的失誤和面臨的窘況來推測，中共的情報工作其實並不比任何其他部門的工作更出色。

國安系統對公民的滲透是秘密的。國安人員的觸鬚幾乎是無所不在、無處不有的。通過盤根錯節的秘密渠道，國安系統可以打聽到任何他們想知道的事情。你說了什麼政治敏感性話題、或者發了什麼政治牢騷，國安系統馬上就會知道，但他們一般不會因此來找你麻煩，除非他們懷疑你與海外有某種聯繫。此外，一個地區的民情如何、治安狀況如何、哪些幹部貪污腐敗、哪些幹部與港臺公司有曖昧交易等等，他們都是瞭如指掌的。然而，由於各地貪官污吏的種種作為一不是國安系統該管的(因為有監察部和檢察機關在)，二不是上面感興趣的，所以他們往上只匯報上面想知道的。反過來說，由於國安系統能最迅捷、最準確地掌握任何人的言論和隱私，他們想整誰就整誰，要搞 掉一個市長或法院院長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公安系統要整幾個空喊自由、民主、人權的大學生或學者，在大多數情況下都需要無中生有、栽贓陷害；但國安系統要搞掉一個高幹，只要調出其檔案，複印一份轉給中紀委、監察部或者中組部就行了。所以，在這樣一個特務社會裏，不僅普通公民提心吊膽，就連陳希同、成克傑、賈慶林那個層次上的高官也逃不過國安系統的耳目。

國安系統對香港的大規模滲透自中英達成回歸協議後不久就開始了。安全部和廣州安全廳兩套人馬在香港作業，為香港回歸做了大量鋪墊性工作。香港回歸以後，他們為中央政府提供有關香港特區政府、香港各級官員以及香港社會名流的信息，同時他們也把香港作為向臺灣滲透的中轉大本營，監視來往於港臺之間的台籍人士，刺探情報、培養關怠４送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