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寒:試論中國地下民運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它

重貼此文是想說明：

讓那些在民運高潮期爭相作民運、而在低潮期卻迫不及待地與民運釐清界限的人去作他的非民運人士或以加入「掃蕩」營壘而自得吧；讓那些成天沉醉於民運並未失敗感覺中的民運永恆代表人物去慶祝他的勝仗連連吧；讓那些成天以民運主流自居卻讓民運隊伍越戰越弱的「領袖」們成天龜縮在自己的「主流」小巢裡去自我或互相感覺良好吧；讓那些成天熱衷於以某黨主席的身份向布希、布萊爾的當選發賀信的「秀民運」對外界的批評乃至挑戰作鴕鳥狀或阿Q狀吧，在這「掃蕩民運」甚囂塵上的時刻，在本可以籍中共接班危機向專制發起衝鋒的2002年，民運馬前卒高寒即使因兩棲或多棲作戰而戰死沙場，即使最終應了某公某郎所謂的「為他人擋箭」、「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天才預測，也在所不惜那本來就並不高貴的羽毛。

民運馬前卒高寒

2002-6-24 於紐約

原文前言

此文曾分別提交給今年一月在紐約召開的「第一屆全球中國民主運動前途討論會」和八月在波恩召開的「『鄧後中國：問題與對策』國際研討會」，大約因其論文審查者們的關注點均不在諸如此類議題而致該文無緣到會交流。近日以中共十五大為標誌的國內政局的發展更證明了本文的一個論點：民運應當用強有力的地下鬥爭給黨內改革派以適當的奧援。有鑒於本文所涉問題的迫切性，作者殷切地希望能同那些對中國民運的戰略策略問題之理論與實踐均確有興趣者、對中國民運的前途至今仍不失關注之熱情者交流，以期能對這一尖銳而重大的現實課題展開嚴肅而深入的討論，以利於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實際開展。

高 寒 1997.9.20.於 布達佩斯

（一）建立地下民運組織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海外民運公信力的降低，儘管原因可以找出許多，但在我看來，最根本的原因應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它卻並未交出漂亮的成績單！一個戰績平庸的球隊，是不可能獲得（更別說持續地獲得）公眾的喝采的。而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人們已經提到過的一些方面──這些方面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下面也將提到──諸如民運領導者的道德操守、民運組織的內部運作機制等等外，更重要的，還應當從民運的基本戰略、策略上找原因了。這包括：建立地下民運組織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建立地下民運組織的可行性，民運組織的角色定位，國內外民運組織的關係，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的關係，和平手段與暴力手段的關係，如何選擇突破口，如何與廣泛的社會各階層和各類政治勢力包括與臺灣的結盟，海外民運的公信力重振，民運基金的籌措與管理，……等等。

2、無疑，今天凡是打算深入地思考一下中國民運策略的人都會首先想到胡平的《中國民運的反思》這本書；凡是打算要與之嚴肅討論中國民運的策略的人都會首先想到胡平先生。儘管胡平書中關於非暴力抗爭的理論並不邏輯地直接引向否認非法的地下鬥爭，但是，起碼他的基本論述重心不在於此。

胡平的那本書，至多也只是談到了「本應怎樣做」或「應當怎樣做」，但卻沒有去談（忽略？未及？）「由誰來這樣做」，或「只有由誰來做，才有最大把握導致某種預期的良性（選擇）結果」。須知，當民運的高潮到來時，由平時就「時刻準備著」的地下民運組織來做與由臨時湊合而成「菁英群體」去做，絕非同一碼事。換言之，胡平的書只涉及了棋譜而未涉及到棋手（隊）。然而忽略了這後一環節，與那種棋譜、棋手兩個環節一概不講就要上場去與「專業棋隊」對抗的賽事，就其對弈結局而言，並無什麼兩樣。可見在一個人民的結社、出版、言論等權利均被剝奪殆盡的集權社會裏，對於一場大的群眾性街頭抗爭來說，其臨時性指揮機構的背後有無民運地下組織的強有力的影響和運作，其結果會是大不一樣的。俗稱：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倘將此話中的「看」改為「干」，即：外行乾熱鬧（幹得歡），內行干門道，那就可說是一語道破了89民運進退失據的真諦。

曹長青、封從德斷言胡平的理論缺乏可操作性，但我則以為，這個結論只可被限制於特定的前提下──即在那種其背後並無有力的民運組織活動其間、且因突發事件而引燃的群眾自發性民主運動中（很可惜，八九民運恰屬於此）──才顯得不無道理。換言之，我以為，就一般而言，胡平的所謂「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八字訣並非完全不可操作，但前提是你必須得有一個平時就訓練有素的堅強組織。然而倘若民運組織的建立，只能是如今天一些民運團體、民運人士所津津樂道地那樣要以「合法性」、「公開性」為前提（其代表性主張可參看楊周「民主運動必須公開化」，分別載《北春》95年1月號和《中春》95年12月號），那麼，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種「民運組織」在大陸就只可能是「無」了；如此一來，即使歷史再給我們十次民運高潮的機會，運動都仍舊只能是大夥兒「跟著感覺走」，從而難逃失敗的厄運。

3、眼下讓人似有種緊迫感的是，一方面，中國正處在一個專制政權的世代交替因而隨時有可能突發政治危機的最敏感時刻；而另一方面，與這種隨時有可能因突發事件而引發政治危機的形勢相比，中國各民運組織卻很難說已具備了那種一遇危機即可迅即動員進入角色以影響政局發展的基本素質。然而，政治組織的這種危機處理的整體素質，又決非僅靠少數菁英的臨時發揮所能奏效。它多少有點像一支快速反應部隊那樣，要靠平時有計畫地培訓與演練。89民運之所以失敗，儘管人們已經論及了許多緣由，但當機遇降臨時，以一支臨時湊成的業餘棋手去挑戰一支訓練有素的專業棋手，恐怕應算一重要原因。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那時在大陸內部民運方面可說是並無專業棋手隊伍，這當然與中國民運本身在當時的成熟度有關。

因此，相對於胡平的結論，我認為，89民運的失敗，更深層的原因恐應為：沒有自覺的民運地下組織來領導這場運動。質言之，在1989年，中國的「體制外」民主運動還未成熟到要以非法鬥爭去促進合法鬥爭這樣的自覺程度（請回憶一下六、四以後的流亡菁英們對民聯的「疑慮」；更何況，即使是民聯本身，似乎對「地下組織」、「地下鬥爭」也不是毫無「疑慮」的）。別說89年，就是在今天，大陸民運的主流部分難道對此就有所共識嗎？

4、從這個角度來審視那多年來幾乎已成了時髦詞兒的「民運低潮」，難道不可以認為導致這持續「低潮」的諸種因素中也有民運自身的一份責任嗎？難道不可以認為正是由於我們被自己的那些個以為離開了干「建設性合法反對派」外便無事可做的心態束縛了手腳、從而使民運失去了好些歷史機會嗎？其實，政治高潮＝客觀危機＋主觀準備。從這種意義上講，民運高潮是要靠民運組織積極有效地去促成才可能到來的。因為儘管政治危機的積聚常帶有其內在的必然性，但它的爆發則往往又帶有極大的偶然性（譬如89年春，誰又能料及胡耀邦會猝然辭世呢？）。更何況歷史的機遇往往還可能是稍縱即逝的，民運組織倘若沒有靠平時多年積蓄、操演練就的捕捉政治危機的敏銳素質，沒有遍播於中國大地的民運種子，屆時那就很難做到登高一呼應者雲集，那就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事後扼腕嘆惜了。民運組織的這種基本素質與形勢需要的巨大反差，有理由讓人擔心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會又一次失去歷史的良機。遠的不說，起碼去年夏秋的保釣運動，多麼好的一次本可大發動的機遇，就因民運在國內其實並無有力的組織──而這類組織在今天實際又只能以地下狀態存在──準備，我們就只好眼睜睜地看著它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流失了。

5、歷史的機遇，對於有準備者和無準備者是大不一樣。89年胡耀邦的逝世，一下觸發的驚天動地的89民運，這和此前民主力量借胡、趙多少予以容忍的一些公共活動空間而所作的準備有關。然而六、四以後，中共也在作「中國專制的反思」。從中它大概也總結出了個「八字訣」，叫做：剿滅萌芽，封死空間。問題的要害並不在於中共控制的收緊，而恰在於，中國民主力量似乎只會跳一種舞步，它不能及時地隨著場景的轉換而自如地改變步幅。但倘若民運再這樣自我設限下去，即使有一天中國突遇什麼偶發事件，那麼，我們仍有可能會像去年驟然升起的保釣運動那樣坐失良機的。如果說80年代中國民運的排拒地下組織，最終導致了89民運因不能進退自如而失敗的話，那麼，倘90年代我們再繼續排拒地下組織、地下活動，中國民運就很可能在大陸因既失公共空間又無秘密空間而難有落腳的根基了。

6、與「民運低潮」相適應的是，一方面，無論是國內國外，民運都倍感勢單力薄、孤苦無援。一些海外民運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將其組織現今存在的意義已縮減到「旗幟不倒、隊伍不散……」（萬潤南），或「三十七計撐為本」（徐邦泰），就足見其窘境了。但另一方面，國內民眾的自發地抗爭則此起彼伏、延綿不斷。請看看大陸現在各地時有所聞的工潮、農潮、學潮，抗捐、抗稅……等等，其背後大都幾乎未體察到一絲民運的影子。但民運若不去同這些與老百姓日常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且有著相當廣泛階層的參與、已發展到一定的規模、並已使中共焦頭爛額的人民自發的抗暴鬥爭相結合，它又怎能獲得大陸民眾的認同？又怎能不感到底氣不足呢？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若探究起來，我以為甚至可追溯到與中國民運自79民主牆被鎮壓後就一直被一種「沙龍化」的傾向主導著有關。該傾向的一個最主要特徵就是鄙薄民眾，傲視民眾，尤其是視最下層的工農基本群眾為群氓；只看到民眾盲動的破壞性力量，看不到民運本應植根於其中的深厚偉力。那些大聲呼喚著「中國應造就一大批中產階級」的朋友，似乎忘記了當年西方各國的那個與封建貴族作鬥爭的新興資產階級，之所以能扭轉乾坤、改變世界，其實際上是背靠著比他自身寬泛得多的第三等級，實際上是作為整個第三等級的代言人而叱吒風雲的。因而這些朋友的眼睛大都只盯著自己的那同質性小圈子，盯著上層或國際，即將民運組織的運作，多侷限於知識份子群；將中國民主變革的希望過嗟丶耐杏謚泄採喜愕娜ㄕ(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