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中共的左派刊物《中流》曾經發表過一篇同名文章，而且確實是和老曹"過不去"。
但我此文題目只取"其人其言"的字面含義，也就是想隨便談談這個人和這個人的觀點，絕對沒有這個短語後來在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中衍生出來的、往往使人聯想到"大批判"的那層含義。
禍起"紅機子"
曹思源，原籍江西，現居北京，四、五十歲，個頭矮胖，見過他一面、但不知道他底細的人，常常把他當成中共大幹部、企業老闆、單位傳達室看門的、或北京攤位上賣瓜的等等，似乎很少有人把他的塊頭、長相與學者聯繫在一起。
乍一見老曹，很難想到他是學者
但他還確實是個學者。雖然他曾經在京城的紅牆衙門中"熬官"，後來又一直在神州的商海大潮中浮沉，但他的本色和他的自我定位仍然還是學者。
用他的話講，前段經歷是"誤入歧途"，後段經歷是"以商養學"。
他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於光遠的研究生，畢業後在當時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份子"從政熱"中，邁入了中南海的紅牆深院，先後在國務院辦公廳和國家體改委工作。
我最初認識他還是八十年代中期，他正熱火朝天地搞《破產法》，以至於被人送了個外號"曹破產"。
當時，他是國務院破產法起草工作小組組長。企業破產在那時的中國還是人們無法接受的概念，《破產法》草案送交人大常委審議時，遭到許多被安排"退居二線"、擔任人大常委委員的中共老幹部的反對，據說，他在幕後做了許多說服工作，包括給這些常委委員打打電話解釋一下改革與企業破產的關係、寄本他寫的書《破產法漫談》之類的。
對於他的這種做法，不同的人似乎有不同的評價。當時在知識份子中影響頗大的報紙《經濟學週報》將此讚為中國知識份子的一種新的參政方式："院外活動"，但國務院和人大系統卻對此非議頗多。有一次，筆者遇到一位在人大系統工作的同學，談到曹思源，這位同學一臉不屑，說他在人大、國務院之間"竄來竄去"的，與其身份不符云云。
我不解："他不是國務院破產法起草工作小組組長嗎？"在我的心目中，國務院的一個"工作小組"的組長來頭可不小，如什麼"對臺工作小組"、"宣傳工作小組"等，這位同學回答說："嗨，那是個臨時機構，組長也是個虛職，他不過是一個每月拿87元工資的小科員。"
這下，我明白了，在等級森嚴的京城衙門中，87元的月薪是當時研究生剛畢業開始"熬官"的起薪，我這位同學的意思是：曹思源在紅牆中混了多年，還是一個小科員，看來"熬官"起色不大，但既然是科員，就應該有與科員身份相稱的行為。
據說曹在國務院的頂頭上司對曹的"院外活動"也頗為不悅："你怎麼搞到人大首長的電話號碼的？首長們用的都是紅機子啊！"
"紅機子"是中國高幹們家中使用的一種號碼保密的紅色電話機。
老曹後來與我談起這段軼事時感慨地說："人大常委委員不就是議員嗎，議員要與選民保持聯繫，電話怎麼能保密呢？！"
似乎與他從事"院外活動"的種種不順有關，後來老曹研究的重心從經濟學方面的"破產"轉到了政治學方面的人大旁聽制、議會民主等題目，但這樣一來，他在機關中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同事和上司都指責他"不務正業"。
大概因為在紅牆內碰到這樣的令他感到沮喪的事兒太多了，所以，後來到1988年，當北京四通公司的老闆萬潤南找他商談由四通出資成立一個民辦研究所時，兩人一拍即合，老曹終於跳出了紅牆，結束了始終是小職員的"宦海生涯"，從此便不受阻礙地從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
老曹領銜的"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成立不到半年，就趕上了"八九學潮"，該所因涉"鼓動人大常委開會罷免李鵬案"而在"六四"後被中共安全部門"連鍋端"，老曹本人則在"六四"開槍前一天就被當局"收容審查"，成為最早失去人身自由的知識份子之一。
而且這次"惹禍"也與"紅機子"有關：老曹和所內工作人員查到了一些人大常委委員的"紅機子"號碼，並給他們打了電話，鼓動他們召開緊急會議，罷免頒布戒嚴令的中國總理李鵬。
據說老曹結束數月"收審"回到家後，儀容不整，滿臉生草，顯然多月未刮，令家人大吃一驚。不過，當我拜訪他時，他滿臉刮得淨光，精神也不像我原先想像的那樣頹唐，恰恰相反，仍然是那副頗具誤導性的"若非高官大款、即為販夫走卒"的無憂神態。
"與蛇謀皮"？
後來，我離開中國，便與老曹失去了聯繫。
但我仍然斷斷續續地從相互的朋友那裡聽到一些老曹的消息。據說，出獄後，為了求生、餬口，他也下海經商，又改回吃"破產"飯，成立了北京思源兼併與破產諮詢研究所，據說還頗為成功。但聽說他仍然堅持兩個原則：一不流亡，二不流俗，也就是不像某些下海的知識份子那樣，樂而忘返，棄學專商。
再後來，又在海外傳媒陸陸續續地看到有關他的報導：在"六四"後的一派肅殺氣氛中，老曹談論的卻仍然是非常敏感的政治改革問題。
近來，他的新建議是：中國共產黨應該改名，改成社會黨。
對於這一建議，我所接觸到的中國國內外的許多華人都不以為然，有人認為，如果中國一黨專制制度不改，不管共產黨改成什麼名字，都與民主無關；還有人認為，建議共產黨改名，不啻與虎謀皮。
曹思源打算「與蛇謀皮」
最近老曹赴歐洲考察這裡的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我終於通過電話找到了仍在法國訪問的他，與失去聯繫多年的他通上了話。問到他這次多國之行人們對他的"改名說"最多的質疑是什麼時，他的回答也是：人們懷疑這是"與虎謀皮"。
我很感興趣地問："你怎麼回答的呢？"
老曹電話中說："我說，我不是與虎謀皮，而是與蛇謀皮。"
"此話怎講？"
"中國共產黨也在不斷地變化，就像蛇一樣，為了生存，它要不斷地蛻皮。也許終於有一天，它會感到，為了自身的生存，它要蛻下共產黨名字這層皮。"
"但有人說，即使蛻下這層皮，如果不搞民主改革，那也僅僅是換個名字搞一黨專制。"
"改名字是第一步，接下去的課題就是修改黨綱，從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改為接受民主、多元原則的社會民主黨。"
原來如此。但我還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像方覺、劉軍寧這樣的官員、學者，一談及政治改革這個話題，就遭到整肅、打壓，但你好像沒事，而且出入自由？"
老曹又像販瓜者那樣爽朗地笑了起來："確實有人多次問我為什麼沒有'二進宮'，我的回答是，我堅持三'性'：建議的可行性，態度的建設性，語言的權威性。"
我不解："何謂語言的權威性？"
"我是學馬列出身的，我談政治改革，不用西方政治學那套術語，用的全是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仍然號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中共當局無法駁我。"
我仍不相信："你沒有'二進宮'，恐怕不是這麼簡單吧？你提出共產黨改名，又沒有被消音，難道沒有一點兒官方背景？"
話問出去，我又感到後悔：這不是在強人所難地"套供"嗎？
老曹猶豫了一下："我提出這個建議確實沒有官方背景。不過，如果說有政治大背景的話，那就是：目前主導中共的現實主義者也在考慮自身的改革，也曾經派人到歐洲考察社會黨的理論和運作，但與我的民間建議無關。想讓我消聲的倒不是這些現實主義的當權派，而是政治上失勢的極左派。"
他停頓了一會兒，接著說："前一段時間，極左派的刊物《中流》就連續發表了四篇批判我的文章，其中一篇的標題是：《曹思源其人其言》。"
不過，我也要再次聲明一下：後來已經被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下令停刊的《中流》的這篇文章與我的同名文章無關。
摘自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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