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案：「中國秘書權力部落」曝光

據三聯生活週刊17日報導，河北省委領導層一位老人披露:「甚至省級領導的升遷，都有李真背後的操作。」而河北省國稅局提供的一份報告這樣寫道:「李真等人案件牽扯到縣局以上領導幹部67名，其中40名是一把手。」因此背景，李真在河北相當一段時間在權力體系裡有「二書記」之稱。李真的姐姐李明說:「(李真)做秘書，在全國範圍內，也是前所未有的。」

2000年3月，李真被「雙規」。有關他的信息，在權力體系裡被廣泛傳播、分析與推測。塵埃落定於去年年底，中紀委通報公布了李真的受賄金額。接受採訪的有關人士甚至提請記者注意這樣一個細節:「過去這類案件從來沒有在電視中公布照片，但李真案卻發了他的照片。」這一信息被解釋成:李真「翻盤」無望了！電視的消息公布，關於李真的話題由權力系統擴展到社會各層面，成為河北省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即使現在，李真的種種信息仍在極私密的場景裡被傳播，外人往往難以介入其間。相當的知情人聽聞「李真」兩字而退避再三。李真在秘書時期所形成的能量慣性，即使現在，仍然使許多人心懷恐懼。

河北省河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國稅局原黨組書記、局長李真，已被開除黨籍及公職，並被檢察機關逮捕。李真，１９６２年５月生，在他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先後收受賄賂折合人民幣１０５１萬元。

李真的姐姐李明說，「我父親是正處級，行政15級，享受行政14級的醫療待遇。在北京可能不算什麼，在我們張家口，至少是中上等家庭吧」。「能夠進到我們家裡來的人，至少也要是個處級吧;那到李真家裡去的，總得有廳局的級別才行啊」。由此切入談論李真，是一個有趣味的開始。
據介紹，李父1937年參加革命，屬於「抗日幹部」。由延安派往東北過程中受阻，後留在張家口。1994年離休時，位置是張家口市科委計量局副局長。在李真的學校履歷表上，對此也有明確記錄。不過，李父那一批派往東北的幹部，並非全部留在張家口，後來有相當部分陸續離開。被李家人叫作「楊伯伯」的，就是離開者之一，據說他後來做到了東北某省省委書記位置。李明回憶說，他們兩家再次比較密切地「走動起來」，是在1986年左右。

對張家口而言，「楊伯伯」雖然是外省領導，但級別之高，也是顯赫的。到了張家口，市委市政府各級領導與「楊伯伯」打交道，突然發現必須經過李真這道手續，而且還不那麼好打交道，這使多數人深感不快。

李明回憶說:「後來，我爸爸在臨終前，可能也將李真托付給了『楊伯伯』，我們叫他『楊伯伯』，而李真跟他則是養父與養子關係。」從後來的結果看，這一層關係給李真的晉升有相當大幫助，目前惟一可以肯定的事實是，「楊伯伯」在這一期間給予李真最大可能的幫助。果然，李真獲得了從張家口調往石家莊的資格，而且最初確定的位置就是省政府秘書。

後來被用來證明他所具能力的證據之一是:從北京調至河北的「京官」楊益銘(後因受賄而被審)，需要升一級，但被北京方面拒絕;李真居間操作，結果楊以平調的方式來到石家莊，然後將其所在單位升級，完成有關人士「升級」的許諾。對自己運作權力能力的發現，一年後，所有的努力終得回報，李真進入了省政府，稍後成為副省長的秘書。

在省政府秘書圈子裡，李真最有價值的收穫是與吳慶伍交好。吳慶伍是從河南過來的秘書，在河北呆過兩年後，吳想下海，擺脫秘書生涯，而李真希望能夠接任吳慶伍原來的位置。李真說，你在商界要權力支持，我在官場也需要經濟支持，我支持你賺錢，你支持我從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錢也越賺越多。」李真與吳慶伍達成「錢權雙贏」。李真果然順利地接任吳慶伍的位置，稍後又從省政府進入省委，終成「河北第一秘」。事後，李真收受吳慶伍15萬美元和10萬元人民幣。」

從官方公開的通報材料來看，在「秘書」這個位置上，李真顯然已經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們:受賄財物折合人民幣1051.09萬元，該數字比數年前幾起「秘書腐敗案」中的涉案金額有了驚人的增長。記者查閱的近年反腐資料顯示:「1996年，陳希同秘書陳健受賄40.9萬元，判刑15年;王寶森秘書閆振利貪污1萬元，判刑7年;鐵英秘書段愛華受賄5.6萬元，判刑5年;黃超秘書何世平受賄24.3萬元，判刑16年。」數個反腐大案中的秘書貪污之和尚不及李真一人。

而「李真案」更直接的意義可能在於，它讓「中國秘書權力部落」這一權力框架中的晦暗現象以及「秘書弄權」的運作方式和遊戲規則被更廣泛地注意。

「有個很奇怪的現象，在秘書的政治生涯中，38歲的確是個檻，要麼很可能仕途從此扶搖直上，要麼就栽了。陳健被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時的年紀是38歲，而4年後，李真被雙規，同樣也是在這個檻上，38歲。」行政學專家樑木生教授在解釋這一現象時說，這是因為秘書與他上級官員的政治生命是捆綁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我們在談59歲現象時，往往忽視了把這二者相提並論，對照著看，也許可以更清楚」。「中國的權力活動在這裡表現出了相當的穩定性。」

樑木生是很早就開始研究中國政治現象中「秘書部落」的學者之一。他說，陳希同就是秘書出身，而陳的垮臺同樣牽出了他的秘書陳健。梁說，從公共權力的結構形式來看，代表公共意志的公共權力可以分解為決策權和執行權，秘書在整個國家行政管理體系中充當著領導的參謀、助手和事務工作者的角色。這種職位的特點意味著秘書本身並不具備權力，但實際上，他們成為國家公共權力的執行權的主要運作者。

「這實質上就賦予了秘書兩種權力:一種是由上演化而來的權力，也可以看成是決策權的延伸;另一種是由下派生出的權力，這是由於秘書處於核心權力與實施對象之間的關口，往往成為在某一個權力體系中間接近『權力核心』的必經通道。」梁指出，前者是一種顯性權力，後者是一種隱性權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權力體制和政治生活中，秘書運作權力時的『隱蔽性』被各個方面所看好」。

樑木生認為，為了規避腐敗行為的「尋租」風險，同樣在使用公共權力的秘書與上級官員很容易達成利益上的一致性。在這樣的背景下，與秘書的權力運作的隱蔽相對應的是，秘書在行政體制內的人事選拔越來越公開化。梁靈光在輕工部當部長時，輕工部的其他領導曾提議提拔他的秘書黃傑擔任辦公廳副主任，梁靈光沒有同意，「為了避免任人唯親的嫌疑」。直到梁調任廣東省省長後黃傑才得到提拔。「現在就不一樣了。」樑木生說，「當秘書的容易當官已經是個公共的秘密。有更多的秘書善於接近並討好領導，而領導也更喜歡提拔自己的秘書。」「在這種相互選擇中，秘書與領導形成了很微妙的人身依附關係。」

「秘書腐敗」的實質是決策權和執行權互動互用的「集團性腐敗」。從1996年的「陳希同案」到2000年的「慕馬案」、「叢福奎案」，幾乎所有高官垮臺的背後，他們的秘書無一不是極深地介入其間。

分析這些均有秘書參與其中的腐敗要案時，梁認為:「秘書在權力運作中的『隱蔽性』既使他們易得到重用，同時往往也容易成為權力鬥爭和組合下的犧牲品。」因為「『假借名義、盜用權力』很可能成為『舍卒保帥』的最好藉口」，「這是秘書弄權的『風險』」。

「秘書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其實不惟中國，國外也是如此。」另一位行政學研究者關鐘叔先生說，「因為在政治機器的運行中，政治人物面對的公眾是不特定的，工作對象複雜化、多樣化的特徵直接決定要更好地行使公務人員的服務職能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於秘書這樣一個角色。」「美國秘書的政治地位同樣非常高。像漢密爾頓．喬丹，沒有多少人敢去冒犯這位美國前總統秘書，在『白宮人物排列表』上，他的名字甚至排在前國務卿萬斯和前國防部長布朗的前面。」「區別在於，你是作為一種公共權力角色，還是一種個人權力角色？」

「關於秘書的職務角色，曾有過4M的說法，是指秘書應該扮演四個不同的角色:Manager(事務管理者、執行者)、Mother(像母親一樣關心領導)、Model(具備良好的形象舉止)、Maid(像侍女一樣照顧好領導)。」關鐘叔認為，在權力個人化的過程中，秘書角色也隨之「個人化」，公務服務的職能逐漸向生活服務傾斜。

王寶森的秘書閆振利起步的時候只是北京市財政局的一個普通幹部，據說，時任北京財政局局長的王寶森起初對其並無好感。而閆振利抓住「支援西藏建設」的機會，每次回京休假總要攜上西藏的土特產去看望王寶森，幫王寶森安裝浴盆、買電視機，攬下了王不少的「家務事」後，逐漸取得了王的信任。王寶森升至副市長時，閆從西藏返京，王辭去原秘書，點名要了閆振利。而陳健被陳希同所賞識，除了因為其「活絡的辦事能力」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陳健的乒乓球打得不錯，在辦公廳工作時可以經常陪陳希同打球。

「政治生活私人化，秘書角色的含義就變得很晦色了。」關鐘叔向記者舉了一個例子，閆振利在任王寶森秘書時，曾以私人名義從海淀區財政局拿走20萬元的支票說，「到時候由市財政局還」，而市財政局礙於王寶森的面子，不僅沒有追究還給閆暗中圓了賬。

中國秘書的角色仍然是『官』『職』不分，社會、領導包括秘書自身都把秘書視作官，而且是更實用的『官』。就像李真，即便後來擔任省國稅局長時也沒有放棄『河北第一秘』的角色。」關鐘叔認為，秘書角色失範的直接後果是公共權力分解的不合理、權力界限和權力責任的不明確以及權力監督目標的不確定，「道德力量與權力監督力量的雙重失效使秘書腐敗變得難以遏制」。

關鐘叔在觀察幾起「秘書腐敗案」時指出，一個能夠成為上級心腹的秘書，必須很好地替上級完成個人權力的擴張和延伸。「也就是說，秘書必須深諳政治遊戲的規則，能夠幫助領導疏通同豆僭焙蛻霞豆僭鋇母鞲齬亟凇６(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