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線時代華納、梅鐸新聞集團暨香港鳳凰衛視的電視節目已經獲准在廣東「落地」，即被認為是史無前例的開放姿態。那麼，北京當局究竟是迫於國際環境的壓力，要拱手讓出這塊「大餅」，還是另有設計？抑或是以退為進，使傳媒更有效地扮演「喉舌」角色？
對於美國在線時代華納、梅鐸新聞集團成功「登陸」，一般認為是這兩個西方傳媒業旗艦長期慘澹經營與北京關係的結果。關於這一點，澳洲媒體大亨梅鐸想必深有體會，因為對他而言，這個「勝利」委實來之不易。梅鐸從1993年斥資10億美元從李澤楷手中買下StarTV開始，就對中國傳媒市場抱有濃厚企圖心，包括他與人民日報社合資成立北京筆電新人技術公司、為ChinaBye及人民網等提供網際網路內容服務，娶中國新娘等等，皆被認為是新聞集團進軍中國的準備工作的一部分。
此外，自去年6月至今紛紛攜資本湧進中國媒體領域的境外媒體還有美國IDG集團、澳洲新聞集團、法國樺榭菲力柏契出版集團、費加羅報刊集團等。香港TOM.COM也將自己的經營重心轉移到媒體領域。這還不包括香港影視大亨邵逸夫控制的電視廣播公司和由著名主持人楊蘭擔任董事局主席的香港陽光衛視公司的搶灘登陸。
出現「傳媒特區」的說法
於是，北京將創辦「傳媒特區」的說法也不徑而走。持這種意見的人認為，就像當年鄧小平創辦「經濟特區」一樣，江澤民試圖通過「傳媒特區」的形式，為境外媒體進入中國創造「緩衝期」，降低外國文化對中國的衝擊。另有人據此斷言，中國傳媒市場開放鐘聲已響，一場形式與內容截然不同的「新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到來；越來越多的外資傳媒加入開發中國這片最後的、最為敏感的「處女地」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
然而，事情絕不會如想像的那般簡單，對中國的政治現實稍作瞭解，就不難發現輿論對北京的權力體制有多麼重要。也許可以這麼說，維繫北京現行權力體制的兩大法寶之一就是傳媒的「喉舌」功能，中南海需要統一的口徑、統一的宣傳維持黨的「威信」，需要強大的輿論陣地保證黨的領導的正當性、正確性。另一個法寶應該是堅持「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方針，這是鄧小平留下來的政治遺產。倘若北京允許境外傳媒在中國市場縱橫馳騁，無疑於自己解除武裝。
多年來，北京對境外媒體所以一直採取警惕、排斥的立場，就在他們從不懷疑輿論的蠱惑效力，並且太擔心西方思想、文化的滲透對社會的「破壞」作用。即使在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北京當局對境外傳媒的戒心也從來未放鬆過，因為那意味著混亂與動盪，意味著社會將失去「主旋律」。換言之，允許幾家境外傳媒在廣東落地，北京掌權者並非是要建立「傳媒特區」，或者一改對境外傳媒政策的圍堵、拒絕的駝鳥政策，促使意識形態與世界「接軌」，更不能證明是「傳媒市場解禁的鐘聲已經敲響」。
事實上，北京從不準備放棄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對境內的外資傳媒也是如此。例如，為了預防「萬一」，中國國家廣電總局將在明年1月7日起，落實中央統一平臺的計畫。根據統一平臺的概念，所有境外衛星頻道的訊號，要經過中央平臺的兩度加密，才能在指定的接收地點接收訊號。外經貿部外國投資管理司司長胡景岩亦明確指出，中國入世後將進一步擴大開放，但是軍工企業、意識形態領域、如景泰藍工藝等傳統行業不對外開放。胡景岩的話，足以使任何對中國傳媒市場抱有幻想的人猛醒。
不會放棄意識形態「領導權」
但是，這並不等於中國傳媒業沒有危機，恰恰相反，正如入世將對中國的農業、信息產業、國有企業造成重大衝擊一樣，對中國的傳媒業也勢必帶來深遠影響。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理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過來影響經濟基礎，中國當然不能例外。西方世界的壓力、網路信息的互相滲透、國內新聞自由化的呼聲日益高漲等等，都不斷顛覆著中國的「傳媒王國」，而中國傳媒在資金、實力和運作方式方面完全沒有經驗，在外國媒體雄厚資本及成熟商業運作模式前，簡直不堪一擊。北京當局非常清楚目前的政策壁壘，只能延緩外國媒體進入的時間，而不能遏止它們進入。也許正是基於這一層考慮，北京高層一邊適度放低外資進入中國傳媒市場的門檻，一邊加速國內新聞業整合，並建立更有效、更靈活的機制，迎接挑戰。
例如近年來中國傳媒業風行的內部兼備、成立新聞集團、電視集團、組建網路警察、強固網路防火牆等等，應該說都是這方面的努力，並通過政治手段消除割據勢力，擴大國有媒體的市場版圖。這樣做可以一舉兩得：即壟斷了報業出版等媒體的市場利益，又可以有效控制言論走向。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入世貿組織，只能促使當局對傳媒業的強化管理，並提高其宣傳力度、黨性原則。在他們看來，入世後一些社會問題會更加突出，比如失業加劇、物慾橫流、治安惡化等等，如果失去對輿論的控制，後果會不堪設想。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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