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9 月 1 日，中国中部湖北省武汉市，新学期第一天，学生们在武汉高中上课。（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8月27日讯】中共央视新闻客户端8月27日消息，“从教育部获悉，今年秋季开学起，全国小学和初中启用新修订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首先在起始年级使用，三年内覆盖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
教育部教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修订的统编教材体现了几大变化，其中第一大变化是“全面系统推进习近平思想进教材。”
《解体党文化》书中曾经指出，“学校教育是塑造思维方式的最主要力量。因此，中共灌输党文化，必然极端重视新闻媒体和学生的教科书”。
中共修订的教材，其后果极为可怕！
新修订的教材现三大变化
据中共央视客户端消息，新修订的统编教材共体现三大变化，除了“全面系统推进习思想进教材”，还有突出所谓“文化育人功能，进一步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学习内容。”
以及“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法治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相关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进教材。”
这些表述中虽然不乏“育人”、“优秀”、“先进”、“安全”、“法治”、“中华民族”等词汇，然而在这些中共党文化黑话的背后，其真实涵义不仅恰恰相反，而且极为可怕。
中共央视文章介绍了这些变化的部分细节，例如教材修订后，“在道德与法治教材中，全面呈现了习近平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并结合相关学习主题介绍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
“语文教材还增加了红色经典篇目，新选入了《雷锋日记二则》《井冈翠竹》《山地回忆》《我是青年》等课文。”
“历史教材新增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对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等内容”。
这些教育的目的，与几年前中共央视的一篇宣传文章如出一辙。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总书记熟记的民谣：最后一碗米做军粮，最后一个亲骨肉上战场》。
其中宣传了这样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中共这样一个连个人财产都不敢公开的政府，却在赤裸裸的宣传，让民众不仅要献出最后一碗米，还要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这些教材的修订，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中共从小开始培养奴隶和炮灰。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1932年，斯大林在一次谈话中，首次谈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在高尔基寓所和一部分作家谈话时这样说到，“生产人的灵魂是一种比生产坦克还重要的生产…因此敬你们一杯，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澳大利亚政府中国政策专家约翰・加诺特，对斯大林的这段话解释说，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极权主义隐喻：一台旨在将国家、社会和个人完全统一起来的机器。极权主义机器按照预定的路径运转。它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拒绝‘真理、爱和同情’等抽象价值。它摒弃上帝，不服从任何法律，只想重塑人类的灵魂。”
“对于斯大林、列宁和19世纪俄国的原列宁主义者来说，文学艺术的价值纯粹是工具性的。不存在什么‘为艺术而艺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诗歌除了灌输大众和推进革命事业的目的之外，没有任何内在价值。”
“或者，用斯大林的工程语言来说，文学和艺术不过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而已。”
中共的这一套教育模式完全来自与苏联。1952年之后，中共对中国教育大规模改造重建，全面模仿、移植苏联模式。凯洛夫是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他主编的《教育学》明确宣称教育学是培养所谓“共产主义新人的科学”。因此，中共在1951年要求将其作为教育学课讲授的主要参考书，后来作为必学教材。
在中共国首次出现类似说法是在1951年，在中共《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声称“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求必须“认真改造思想”。
1957年6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到：“学校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他们应该在过去思想改造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
一个个惊人的故事
苏联培养出的所谓“共产主义新人”是什么样子呢？
奥兰多・费格斯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其中记录了许多前苏联往事。在俄国的著名人权组织Memorial的协助下，奥兰多・费吉斯收集到数百份家庭档案，它们既包括信件、日记、回忆录，也有照片、实物，作者还对经历者进行了大量采访，他们讲述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其中就有许多少先队员的故事。
少年先锋队建立于1922年，到1925年，在10岁至14岁的苏维埃儿童中，约有五分之一加入了少先队。随后几年中，该比例逐渐上升。
少先队有每一名队员都熟记于心的誓言，“我，一名苏联少先队员，当着我的同志们的面庄严宣誓：遵守列宁的戒律，坚决拥护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少先队员参与甚多的行军、唱歌、体操和体育活动。他们还有一个呼应口号（呼：少先队员，做好准备！应：时刻准备着！），源于红军。他们编成大队，拥有自己的条幅、旗帜、歌曲和制服（白色衬衫和红领巾）。
令人注意的是，在这一誓词中，“遵守列宁的戒律”，俨然是把列宁当成“神”来崇拜，而苏联少先队的组织者是克鲁普斯卡娅，她是列宁的妻子。
至于列宁，人们对他却有着以下评价，
1924年3月29日，俄罗斯伟大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凡・布宁说：“一个野人，从一出生时就是道德上的白痴，这就是列宁，生到这个世界上，用自己狂热的行为带给世界恐惧。他摧毁了这个世界上伟大的国家，屠杀了数百万的人民，引领世界疯狂到这种程度。”
诺贝尔奖得主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列宁——是一个带有梅毒大脑的疯子”。
少先队的目标是向苏维埃儿童灌输共产党的价值和纪律，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少先队将取代家庭，成为影响苏维埃儿童的主要力量。
她认为，允许“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存有差别，迟早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背叛”。
书中有一个典型例子，他的名字叫巴甫列克，是一个被苏联当局大力宣传的“模范少先队员”。
巴甫列克的父亲特罗费姆是一个很勤快的农民，在苏联内战期间，他受过两次伤。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1931年8月他儿子揭发他的时候，他已经担任了三任的村苏维埃主席。巴甫列克向警察检举说，他父亲把假证件卖给特别居民点的富农。
据报纸报道，1931年11月，特罗费姆在村里学校遭到审判的时候，冲着他儿子大声喊，“我是你父亲啊!”巴甫列克对主审员说，“是的，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现在已不把他看作我的父亲。我现在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少先队员。”
特罗费姆被送到很远的北方去劳改，后来被枪毙掉了。
巴甫列克检举父亲以后，胆子更大了，又开始检举那些对集体农庄有怨言和私藏粮食的乡亲。他9岁的弟弟费沃多也学他的样。村里的人都不喜欢这兄弟俩。他们的亲爷爷谢尔盖・莫罗佐夫不准他们进他的家门，其他的亲戚也劝他们不要再干那些缺德的事情。
1932年9月3日，人们在村庄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巴甫列克和他9岁的弟弟的尸体。
很快，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巴甫列克的叔叔和教父被定为策划者，堂兄多尼拉和爷爷被定为直接凶手，奶奶被定为将巴甫列克兄弟诱入树林的协从罪犯。审判一开始，起诉官引用了斯大林关于在全国强化阶级斗争的讲话，凸现事件的政治性质。除了巴甫列克的叔叔之外，其余四名人犯都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枪决。
巴甫列克很快成为苏联报纸宣传的英雄和人民学习的榜样。1933年秋，高尔基要求为“少年英雄”巴甫列克建立一座纪念碑。高尔基说，巴甫列克懂得，“你的血亲可能是你的精神敌人，不能放过这样的敌人。”
巴甫列克被塑造为一个完美的“少年英雄”，电影、故事、诗歌、传记、歌曲都称颂他的“高度觉悟和对党的忠诚”。他那“大义灭亲的英勇壮举”成为所有苏联儿童学习的榜样。
巴甫列克的事迹宣传影响了整整一代苏联儿童的道德意识，由意识形态规定的国家利益高于变得高于一切家人朋友间的亲情和信任关系。背叛和出卖这些关系不但不再是羞耻的事情，而且更成为公共精神和政治先进的表现。忠诚和信任原本是以活生生个人为对象，现在个人的对象被抽象的“国家、人民、党、无产阶级”所代替。切断了个人与个人间信任和亲情的联系，个人变得前所未有地孤独，前所未有地依恋和隶属于抽象的集体，害怕被这个集体抛弃，害怕被它排斥为异己或敌人。这种惶恐和不安又使许多个人更加不择手段地划清一切“坏”的个人关系，以争取“进步”来表现对集体的忠诚。
人性的绿洲
不过，即便是在再严苛的时代，在有些人的心中依然努力保持着“一片小小的绿洲”。
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伊娜.盖斯特(InnaGaister)小时候就读莫斯科的第19中学，学校地处莫斯科中心地带，附近住着不少苏联领导人。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失去了父母。在19中学不远处是莫斯科实验学校，许多官员的子女都在那里就读，但谁一旦遭到清洗，子女就会被强迫揭发父母，或者被开除。但伊娜的学校气氛则不同，老师们尽量保护学生。伊娜的父母都在1937年被逮捕，但她开学时还是去上学了。她一直不敢告诉老师家里发生的事情。她回忆道，‘我们都是听巴甫列克的故事长大的，’所以很怕学校要她揭发父母。最后她鼓起勇气对老师说了实话。老师说，‘好了，那又怎么呢?回到班上去吧。’老师不但不替她声张，还用自己的工资替她付了学费。”
书中说，这件事在“年纪小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后来记起来，却是终身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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