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自由亚洲电台）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3月19日讯】从上文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的工作经历和众多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中国人成为党官后慢慢变成精神病，在中共官场呆得越久，病越历害，而他们又害怕暴露病情，致使加剧病情。而中共就是通过反贪、没收自杀官员财产对中国百姓进行二次财富抢劫。否则，中共若真想反贪，为什么不从体制的本源上杜绝贪污呢？
最近落马官员被网友骂神经病
就在今天，即3月19日，文稿写到这儿的时候，又收集这一周内几个部级官员被中共处份、抓捕的消息：3月18日，中共足协前副主席王登峰因被指控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近4700万元而判刑17年。17日、15日、13日，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显刚、中国海洋石油集团原总经理李勇、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李吉平，分别被通报审查调查。
可以说，中共通过他们赚得盆满钵满，而这些财富，都是来源于民间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或纳税人。网友们骂贪官：别说出事了在里面吓呆了、抑郁了，变神经病了，出事前贪得无厌、无恶不做、无乱不搅，本身就是神经病。
据了解，患抑郁的比例高的除官场外特别是新疆汉族官员外，另外就是军队。抑郁官自杀方式多选择跳楼。这些年军队中自杀的新闻引起了社会注意，有人分析，一是军队独立圈子较封闭，精神更难得释放，有的级别连上网都有局限，二是现在城市楼房多，自杀方便，三是部队文化讲义气、讲派系，但处分起来更无情。
据公安部心理危机干预专家、浙江省公安厅首席心理专家赵国秋说，他每周仅有半天时间坐诊，大约接诊10多位病人，很多都是公务员。曾有一名患重度抑郁症的官员，提前挂好了赵国秋的专家门诊。过了几天，当赵国秋向该患者家属通知诊疗时间时，在电话那头，该官员的妻子哭着说：“昨天，他已经跳楼自杀了，现在还看什么医生啊？”
官员幸福指数怎么会倒数第一
赵国秋说，通过他30余年的研究得出来的数据是，官员幸福指数不高，心理障碍指数和职业倦怠指数都较高。“这个群体失眠的比例达到25%左右，换言之，每4个公务员里面，差不多就有1人有失眠现象。”
赵国秋说，“10%的严重抑郁症者会以自杀方式结束病疼，50%60%的自杀官员本质上都患有抑郁症。”
中共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询问中心曾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同年，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年度中国职场心理健康调研报告》中，政府机关以3.05分，排名幸福指数倒数第一。
公安部过去的一组数据也引人关注：2015年和2014年，全国因公牺牲的公安民警人数分别为438名和393名，其中因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或脑溢血等疾病去世的人数分别为205人和201人，其中中青年民警牺牲比例较高。有近半数牺牲的干警是发病去世的，也有因病在抑郁而自杀。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自杀官员中半数被确诊为抑郁症。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因“抑郁症”跳楼自杀后，媒体一度讨论官场“抑郁症”流行，是否是官员权利向往或压力与或反腐的压力有关？
有匿名网友曾经写道：我家3个当官的都不约而同患有抑郁症，其中大舅因为这个差点自杀。
北京异见人士查建国说，习近平当局反腐以来，现在的官员人事关系紧张，多做事怕出错，少做事怕被追躺平的责，精神压力大，中共也没有高薪养廉制度。过去是靠用权力来交换，现在从严治党，官员贪污后压力成本高。再加上舆论的监督、网络的监督比过去要多得多。
其实，人对幸福的感受并不靠物质支撑，恰恰相反，欲望才是带来痛苦的祸首。欲望大的官员一旦犯事恐惧心也大，一旦得抑郁症也严重。其实，平平淡淡，随其自然的生活，不求福，祸也少。正如中国古语云，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在古代，得到一头牛，与现代官员得到一套别墅的幸福感是一样的。
官员为什么容易患抑郁
曾担任过检查官的安徽异见人士沈良庆分析说，官员为了向上爬，特别是腐败窝案窜案发生后，为了保上司保家人，每天恐惧祸临头上，生死成了选择，就容易抑郁。“我自己同学有当官的也抑郁症自杀了，中共的官员可以说是一个高危职业。说实在的，官员在官场上要一步一步爬上去确实很不容易，除了特别有背景的，一般来说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夹着尾巴做人，谨小慎微各方面不能出错还要巴结讨好。”
沈良庆说，对于“双规”等处置的害怕也会让一些有问题的官员选择自杀：“记得以前我做双规调查研究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浙江省高院副院长也说是抑郁症自杀的。但是后来浙江省高院也爆出来一些案件，说他在办公室自杀的时候，已经有法庭庭长被双规了。双规大家都知道很厉害，造成有些官员畏惧双规，实际上他们很清楚中国是没有法治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教授曾表示，贪官自杀可得到三方面的益处：一，消除罪证，保护同僚；二，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三，免受侮辱，保护名声。正因为如此，自杀成为不少中国官员的解脱方法。人死灯灭，一了百了，但却凸显了现行体制的制度缺陷。
也许有人说，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吧，现实生活中，还不是照样吃喝玩乐，拿奖金发红包，单位或行业系统里不也都是平稳的过来了吗？
官员为什么讳疾忌医
在中共官场，单位里哪些人患抑郁在事发前很少会被人知道。平时很少有人能知道他们已不正常。这是隐秘性很强的群体，他们很不愿意去看病或报销医疗费，因为怕周围的人知道他们心里情况，甚至家属都不知道。有大陆媒体也曾报道，在官场上抑郁症是个忌讳，因为“组织有规定，患有抑郁症的官员是不允许被提拔的”，这也导致了官场上的讳疾忌医。
一位与多位高官有过直接接触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案例：几年前，某省一名高级别官员身患重度肝病后，通过私人关系认识了北京一名知名肝病医生，然后托其联系好肝源。在假期，该官员以旅游为名，偷偷来京做肝脏移植手术。移植成功后不久，此人便回家休养。
上述知情者称，肝移植手术价格不菲，但是该官员宁愿自掏腰包，也不敢去走医保程序。因为一走报销流程，就会形成电子记录，病情就被公开了。
这位知情者称，很多官员患病后不敢走医保程序，但是医疗费又非常昂贵，就可能通过老板赞助，或挪用公款等凑齐医疗费。“而这样做，很容易为他们今后走上腐败道路埋下伏笔。”
病情与仕途之间的关系，虽然并没有一些公开的规定，但确是官场的一种惯例，生怕暴露病情就暴露了腐败。更重要的是，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其病情很可能被对手揪住，并向组织反映。
赵国秋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他说，到他门诊去的有心理问题的官员，外地的一般提前一两天到杭州，找时间和他聊一会，配点药，回去；有的会跟他约到一个私密的地方，敞开心扉聊几个小时；也有人为了不透露身份，干脆让秘书代诊。
赵国秋在工作实践中遇到很多与许燕同样的经历，有很多共同的体会和结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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