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说这是我家私有财产，不想跟外人合营，那你最后的命运只有一个：不存在了。
五
对于占据半壁江山的私营企业这块肥肉，当局自然不会任其自由发展脱离自己的手心，现在“割韭菜”时机已到，于是实质是抢劫的二次公私合营的出台也就顺理成章了。2018年，一个自称是“资深金融人士”的吴小平撰文鼓吹“中国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应逐渐离场”。此“小平”非彼“小平”也，不过一介名不见经传的草根耳，尽管他给自己堆砌了众多华丽的唬人头衔。但此石破天惊的短文，犹如八级地震，立刻在私有企业间引起剧烈的震荡。一个半瓶水局外人的一篇不经意的网文，能让众多企业家犹如面临灭顶之灾的深渊，惊慌失措乱了方寸，狼奔豕突随时准备拔腿开溜，可见当前这个经济生态已恶化到了何种地步？不过也有人忧心忡忡道，“如果他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官方代言，言人所不能言呢？”
其实，当局觊觎私企并非始于今日。作为极权独裁政权，他们时刻都在琢磨如何将所有民众牢牢的掌控在他们的手心里，而用经济办法，有时候甚至比直接动用政治、国家机器和武力手段更有效。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人权状况人们还记忆犹新，不仅农民被圈在农村动不得身，就是城市居民也被一纸户口和“单位”牢牢地捆绑在原地，没有任何迁徙、择职、换工作的自由。许多夫妻两地分居数十年不能“调”到一起，任何人只要离了所在“单位”，在社会上就完全无法生存。每一个人的事业、前途、命运，甚至婚姻、健康，事无钜细都掌握在组织和单位手里，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这也是极权独裁政权控制百姓最有效的手段，从前苏联到金家王朝的朝鲜都是这个路数。所以任何人都只能做驯服工具，不得有任何丝毫的不满和反抗，否则根本不需动用专政手段，只要停了你的工作，不发工资，就只有死路一条。
有人曾以《敢踢蒋介石的刘文典反右时怎没了脾气？》为题的博客，津津乐道地讲述当年与蒋冲突而猛踹其肚皮的轶事，似是有种的真汉子。可在1957年的反右中被划为“中右”后，他别说以当年的勇气去踹毛，就连面对任职的云南大学校长和系主任，他也不敢造次。起初他的检查“避重就轻”，批判漫不经心，既然自己不肯“脱裤子”，那么组织就强行“割尾巴”了。经一轮又一轮的“群众大批判”后，刘文典终于身心疲惫，倒了，终于在批斗会上低头“认错”，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我的问题最严重，我需要改造。”昔日大师，低下了高贵的头，完成了随波逐流的自我作践。当然，同时，他的精神和生命一起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一个深夜，他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
一向刚强固执的刘文典，为什么平生第一次违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怕断粮！三十年代的刘文典，可以“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即使被开除了，也不愁没地方继续工作，所以他能够“不畏强权”，连老蒋也敢踹；但五十年代的刘文典，工作都是统一安排，组织安排什么你干什么，本校开除你就等于全国没你容身之地，口粮就彻底没地方领了，怎还敢跟领导“斗气”，更别说“踹人”！当然还有怕杀头和被侮辱。这就是用经济手段控制人有效和厉害的缘由。当年他敢踹蒋，虽是刚烈，可也深知绝对安全，蒋可怀恨，却不能把他怎样，既不能办他，也夺不去他的饭碗。
六
新一轮的“公私合营”在本质上与一个甲子前的没有区别，都是巧立名目的非法掠夺，但在具体操作上却更隐蔽、更有欺骗性，难度也远大于前一次。当局无法如上次一样以血腥屠杀的恐怖来威慑，而且无法公开阻止私营业主的合法移民和资金的出逃，只能以见不得人的阴损手段逐步蚕食。
夺取民间财富是一场革命，虽然看不见硝烟，刀不血刃，往往伴随的是家破人亡。自去年以来，全国稍具规模的民企老板出境受限，被关门“打狗”，其实有远见的私营主早已资金外逃。
老谋深算、能看到十步以上棋路的李嘉诚绝非浪得虚名，他居安思危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危机，于是在他人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时已开始布局并实施了“大撤退”，不停抛售旗下产业，赶在新一轮“公私合营”的“打土豪、分田地”之前，顺利完成了名下资产的战略转移。许多人以此判定李嘉诚撤资的英明，自然同时也造成了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于是2015年9月15日，新华社了望智库发表了署名“罗天昊”长文《别让李嘉诚跑了》，文章提及“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这篇文章的流氓逻辑是你在我这里赚了钱，就由不得你说走就走。按罗天昊的说法是因为权力帮助过李嘉诚，所以他应有感恩之心，不能过河拆桥。这种公然对私营业者、对资本家的仇恨的言论，居然获得了朝野一片欢呼和支持。殊不知“不要让李嘉诚跑了”这种几乎是绝望的恐怖嚣叫，引起了比李嘉诚撤资更大的恐慌，这种赤裸裸的黑道威胁，人们都知道藏在背后的杀机，再不跑，就晚了！犹如一家正在遭遇挤兑风波的银行，这时候贴出一张限制取款的告示，只会刺激储户更疯狂的挤兑。
李嘉诚与权力的合作或是合理合法的，或是有原罪的。若是合理合法的，则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承诺的优惠，是两厢情愿、互惠互利的合作，也就谈不上谁欠谁。李嘉诚赚到金山银山，那也是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如何重组、撤资都是个人自由，他人想拦也拦不住。而如果权力与李嘉诚的合作是带有原罪的，既然是双方合作，就不能只问李嘉诚一方，没人相信权力会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首先就要查处的是权利的腐败。于情于理于法，都没有理由阻挡李嘉诚的撤资，又不能不顾国际舆论，对李嘉诚这样有国际影响和声望的大亨耍流氓动粗，公然撕下脸皮，像绿林好汉一样让其留下“买路钱”，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将捞得“盆满钵满”的财富堂而皇之地带走，除了在心里暗暗骂娘，竟无计可施。
直到现在才看清真相者则为时已晚矣，中共出台了多项政策阻止资金出逃，资金的控制与人的控制都在加强，银行对百万美元以上的存款都已在控制之中，已难以抽资难以抽身。说到底，大部分、尤其是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块头私企，其发家致富都和官商勾结分不开的，中小私企也几乎没有屁股干净的，这与“无官不贪”的政界官场真是相映生辉，这也是其原罪。对此当局和业主们都是心知肚明的，因而当局想办谁，谁就难逃，这和官场上只要提溜一个出来没有一个是不贪的一样。用民间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不义之财都是利用共产党的权得来的，共产党现在用权再以“割韭菜”甚至“砍树”的办法夺回去，于理于法并无不可，也是易如反掌。私营主如果为了保命，只有乖乖地交出手中的财富，否则就会大祸临头。
民生公司公私合营。
七
明眼人不难看出，他们这就是要回到毛时代，要仿照毛时代的经济政策进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推行第二次“公私合营”。中共十九大前就已对私营企业从成立党组织开始，实施了组织上的控制。
在中共十九大的记者会上，就有中共官员称，截至2016年底，中国14.7万家国有企业中有93.2%建立了党组织，273万家私人企业中有67.9%建立党组织，10.6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有70%的在华外企建立了党组织，达到7.5万家，并且参与公司的决策权。那么进入私企和外企的党组织由谁养着？当然是这家公司。因为共产党本来就是一个寄生组织，它自己不生产，它和它的各级组织都依附在国家的机体上，吸百姓的血，吃民众的肉。现在到了私企和外企，顺理成章地就要就地吸血，它们就像蚂蝗一样，盘附在哪里就紧紧地在哪里吸血。
董事会是民主机构，在董事会的决策过程中，西方人是根据股权来决定投票权。但是，按1%股份加入董事会的中共，绝不会满足于只有1%的投票权，甚至会要求决定权，这就是中共的潜规则，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会把手伸得长长的，用他们的“长臂”管控企业的一切。这些企业及其董事会如果不由专业人员决策，而是不得不接受党组织或党委的决定，就已经变成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而成了政策机构。中共现在不仅是要控股，还要企业变成党产。
八
2018年9月11日，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在浙江杭州的一个座谈会上讲话，要民营企业“只有以职工为本，让职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共同参与企业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才能激发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实现企业与职工的共赢发展。”，并要求“各级人社部门要与工会、工商联加强密切配合，积极参与厂务公开协调工作机制，支持工会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认真履行人社部门职能职责，主动做为。”
其实当前就是在国营企业里，他们从来也没有“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那些官办的工会只是当局的另一个办事机构，既不是工人自己选举、认可的，又不代表工人与工人的权益，更不会为工人争取福利，在他们的眼里工人不过是会说话的机器。
人们没有忘记，2018年7月下旬，深圳佳士科技部分工人发起的要求组建工会的抗争行动，曾引发外界广泛关注。随后，全国一些左派工人和大学生陆续前往深圳声援，到8月24日遭到警方彻底清场镇压。数十名工人和声援学生被带走，四名工人被刑拘，面临起诉。10月19日有北大学生在网上发起寻找因赴深圳声援而一直失踪的前北大反性侵学生岳昕的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发起信表示，担心刚刚毕业3个月的岳昕被彻底“消失”在人间。
现在他们却居心叵测地要“私企的党组织要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各级人社部门要与工会、工商联加强密切配合”，其司马昭之心不是昭然若揭吗？他们再次触及到了民营企业的敏感神经，他们关心私企工人是假，他们“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是假，其要害、其真实目的则是以工人的名义达到由“党组织”全面掌控私营企业的目的。
由于中共对民企发展政策上诸多歧视，例如，银行贷款利率高于国企贷款，一些行业和资源被国企垄断以及法治环境恶劣，甚至动用环保、卫生、消防、税务、海关等来设置障碍，造成了私企经营的困难，以致逼其关停。去年以来，环保部就门以环保不达标为名，整顿、关闭了大批私企，结果企业倒闭，员工失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正和一甲子前，作为“公私合营”的前奏，对私企实施的套路如出一辙，目的就是阻断其发展道路，不得不俯首让出企业，被国营吞并。
普通的私企，又极难从金融部门正常融到资，即便侥幸贷到款，也是门槛很高、条件苛刻。一般这种贷款都需质押，不少私企其固定资产早已在前期的融资中抵押出去，那些上市公司只有股权质押一条路可走。因着股价随时都在变动，债权人自然要考虑股价下跌的风险，质押价格至少要打个对折，甚至是3折才能贷到。这就和进当铺一样，再贵重的物品在那里也只能和白菜一个价。通常若抵押股值下跌超过20%，就触及警戒线，抵押人就要拿钱来补仓；如果股价继续下跌至30%，就触及强制平仓线，券商就可以把手中的股票强行出售。此时，该公司股价本已岌岌可危，再被抛售，就死定了。
由于国家体制和非市场经济的局限，中国股市本来就是一个不规范、充满欺诈和陷阱的圈钱场所。许多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报告弄虚作假，加上大量权贵的内部交易，对一般股民来说，股市就是被剪羊毛、被掠夺的代名词。例如，前不久报导的前安徽付省长周冬雨就曾利用内部交易，在股市非法获利多达3.5亿元。而那些惨淡经营的上市私企，在祸害股民的同时，却也被股市拖累，直至破产倒闭。
股市跌跌不休，一度创新低，以股票质押贷款的上市公司面临断头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国资频频出手“接盘”上市公司，已经成为近期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大特色，这个现象自2018年9月以来更加明显。
摆在这些私企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倒闭关门，要么被国企趁危抄底并购。有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0月16日，A股市场有2163只个股存在股权质押，其中有982只股价跌破预警线，584只跌破平仓线；大股东涉及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有1900家，其中大股东质押比例超过70%的上市公司有840家。股市狂跌，私企市值不断蒸发，国资接盘变得更容易，2018年9月以来个案频传。统计显示，至少有50家民营上市公司宣布获国有资本入股。中国私企正陷入改革开放4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
中美贸易战的硝烟，使私企，尤其那些出口型的私企更是雪上加霜，跑路、倒闭之潮犹如雪崩，国企改革遥遥无期，加上要私企退出的风声越来越紧，人心浮动。财经界盛传，今年迄今376家上市公司386位董事长离职，占A股3551家上市公司九分之一。不仅董事长们跑了，高管们也跑了。今年1000多家A股公司逾8000名董事高管离任，理由不一，却被指为想学李嘉诚要跑得快，否则就跑不掉了。
九
为了稳住阵脚，给急速下行的经济制动，中共高层纷纷出面，突然改了口风，又言不由衷地说要支持私企发展，并打气、给予解困的政策。前不久刘鹤携“一行两会”一把手集体喊话，要地方政府纾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困境，但前提是其“有发展前景”，即是有选择的。国资委彭华岗则在10月15日表示，国资收购民资上市公司，是一种正常的市场化行为，是国企和民企互惠共赢的市场选择，不存在谁进谁退的问题，更不涉及意识形态。刘鹤毫不回避地指出：“社会上所谓‘国进民退’的议论，既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国有银行或者国有企业进行帮助甚至重组，是帮助民营企业度过难关，恰恰体现国企和民企相互依存、相互合作，我认为是好事，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
自从《人民日报》创刊起就有群众吃“定心丸”的报导，70年来一共1840篇报导的标题或内容含有“定心丸”。并且有意思的是，从《人民日报》创刊始初，“定心丸”一词就是跟人民的私有财产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但凡有“定心丸”的报导，都是跟老百姓对被侵占或没收私有财产有关，也从侧面看出社会关于私有财产的忧虑自40年代末至今贯穿始终。（《私产焦虑与“定心丸”：70年“定心丸”史考》,王明远，《中国数字时代》，2018年11月3日。而且作者总结出：“吃‘定心丸’的对象主要是民营企业、农民、外资企业，而从来没有国企、干部；‘定心丸’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近一半文章是2007年以来发表的。）
“狼来了”喊多了，就没有人再相信了，定不了心的“定心丸”吃多了，也就没有人再会去吃。
中共当局又派“定心丸”了，当然，这都是在目前不得已而为的权宜之计，他们看到私企扩张发展占有大量财富时，就露出杀气腾腾的狰狞面目，以无其不用的各种阴损、流氓手段来剪羊毛、砍树，恨不得一口将其并吞。而他们将经济折腾到奄奄一息时，又想起让私企来补窟窿，做炮灰。私企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一只可随手使用的夜壶，用得着时可拿过来拉屎撒尿，用不着时即可一脚踹得远远的。
毛泽东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和负责人荣毅仁交谈；1956年“公私合营”后其所有资产皆国有化。（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一个甲子前的那场公私合营的血腥历史还没有从国人心中抹去，第二次公私合营又已正式拉开帷幕。
第二次“公私合营”的大潮或迟或早会以不同的形式涌来，这是私企躲不过的劫难，并终将遭灭顶之灾，这就是中国私企之殇和宿命，也是中共的极权独裁本质所决定的。“公私合营”真能挽救目前经济的颓废？将所有私人资本统统收归国有真能使国富民强，民众过上幸福、富裕的日子？历史的经验早就告诉我们，如果驱私济公有效，中国的经济1956年公私合营后，经二十多年的折腾，在1978年何至于几近崩溃？尽管当局惧于经济形式的恶化，公有化的步子目前似乎有所收敛，似乎在为前一阵忘乎所以的“失言”和泄露天机而现出的凶相“补妆”，那只是下手前的必要准备，就像吃羊前的狼在磨牙一样。
其实，这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宿命，只要民生稍有进步，国家经济稍有发展，就有“伟大领袖”降世，就有“红太阳”升起，就有“核心”冒出，他们不折腾到崩溃是绝不会收手的。中共历史也早已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凡有“伟大”领袖的地方，那里人民就有无尽的苦难。
（本文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傅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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