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图片来源：玛丽恩提供）
【williamhill官网 2023年10月28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玛丽恩综合报导）2023年10月26日，第四期《丹麦-中国问题》研讨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哥大区召开。来自丹麦、台湾和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专家，再次聚会丹麦哥本哈根大区，围绕丹麦与中国、台湾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对民主和世界趋势的影响的话题展开研讨（How will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Denmark-China&Taiwan-China impact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mocracy and the world trend?）。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嘉宾有丹麦教育界元老安德斯·乌尔斯科夫（Anders Uhrskov）先生，丹麦年轻政治家安德斯·斯托加德（Anders Storgaard）先生，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樊家忠（Elliott Fan）教授，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分校教授谢田（Frank Tian Xie）先生、美国著名时评人士、中国问题专家蓝述先生，以及丹麦神学研究者托马斯·哈尔斯科夫（Thomas Halskov）。
安德斯·乌尔斯科夫（图片来源：玛丽恩提供）
率先发言的是丹麦教育界元老安德斯·乌尔斯科夫。他从历史的角度，简单梳理了丹麦的政治沿革。他说，“丹麦自1945年加入联合国北约和欧盟等国际组织以来，一直试图将利益与价值，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事物结合起来。”
所谓利益，就是在与大国的外交上，适应大国的压力，支持出口的增长。所谓价值，就是对民主人权和绿色未来的支持。他指出：“我们对中国出口的兴趣可能会掩盖我们对中国或香港人权的支持，但不会掩盖我们对台湾自由和平生存权的支持。”
他认为，丹麦外交部长拉尔斯‧洛克‧拉斯穆森(Lars Løkke Rasmussen)将这种平衡政策称为务实理想主义。但事实上，丹麦的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是机会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因为他清晰的看到，中国和西方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中国的企业，无论国营还是私营，都是为中共的政治服务的，对外贸易也是为中共所控制的。因此，中共现在奉行的决不是经济成长政策。而西方的企业则是以营利为目地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是私人企业的责任。
目前，由于中共的侵略，西方也越来越视中国为一种战略挑战了。
台湾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樊家忠教授用了非常直观的对比数据，第一次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分析并展示了中共出口贸易对世界劳动力的影响，包括丹麦。
樊家忠教授（图片来源：樊家忠提供）
例如，从1990年至2007年间，匹兹堡是专门从事造纸、印刷和金属产品等行业的地区，因为从中国进口这列产品很少，所以竞争较小。
但罗利-达勒姆（Raleigh-Durham）是美国专门从事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品等行业的地区，与来自中国进口产品产生激烈竞争。因为离岸外包，提高了高技能工人的薪资，减少了美国本国低技能工人的就业，也就降低了剩余低技能工人的工资，致使离岸外包薪资差距拉大！从事日常工作的工人薪资因此而大幅下降，非熟练工人的平均薪资持续下降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美国失业率的上升，美国制造业就业总量下降四分之一。在受贸易影响较大的劳动市场中，与进口产品竞争的制造业所在地劳动市场的薪资水平下降，失业、残障、退休和医疗保健的转移福利给付急剧增加。
更严重的是，这导致美国大选中，竞选捐款中，意识形态严重极化。
由此可见，美国的劳动市场受，由于中国进口产品受到持续冲击。尤其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极大。
樊家忠教授指出，目前，丹麦对华的贸易，逆差巨大，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大多数的进口商品也都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些进口产品的涌入，直接影响了丹麦低技能工人的劳动力市场的的就业问题，对丹麦低技能工人的替代效应不容忽视。
美国著名时评人士、中国问题专家蓝述先生从美中军事关系中，进一步向来宾展示了一个不容小觑的事实：与中共的贸易合作，导致美国引火烧身，给国家安全带来直接威胁。我们必须清楚的意识到，中共实际是美国的敌人而非竞争对手。蓝述先生用中共军民融合计划来举例说明了这一观点。
蓝述先生（图片来源：蓝述提供）
中共的军事研究项目远远多于民间研究项目。2020年1月23日，中共封锁了武汉。两天后，军方就派出了顶级生物战专家陈薇，实际是一位将军，立即直接接管武汉病毒实验室。中共通过军事手段，与民用融合，获得了生物武器所需要的一切。
还有一个例子则更为显然。目前，美国政府正在努力保护美国的先进技术不被泄漏给中共政府。他们建造了一个小核心，在其周围建了一堵非常高的墙，他们将把所有关键技术放在墙里，这样，中国政府就无法通过美国公司和机构来获取核心技术了。
大约在今年八月，美国商务部长访华的时候，中共政府向西方世界发布了华为的新款手机，国产60 Pro。这款手机的技术说明，中国已经能够制造7纳米半导体芯片。这意味着，一旦中国开始销售7纳米，人们就会去购买，拆解并分析这款手机。结果发现，华为正在使用从西方世界购买的用于制造14纳米的半导体芯片的设备，制造了7纳米半导体芯片。
关键在于，华为会用60 Pro去与iPhone竞争吗？会与iPhone在手机市场上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吗？不会的。
关键问题是，中国根本就不需要制造大量的半导体芯片。目前，美军使用的大部分军事装备，仍然是基于7纳米所打造的。而中共却在华为手机上使用了7纳米的芯片。这根本不是要去iPhone竞争，是要告诉西方国家，他们的7纳米芯片，足以制造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而且，中国所拥有高超音速飞弹技术，速度超过弹道导弹5到10倍，西方世界甚至还没有拥有这样的技术。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不是华为和苹果之间谁将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而是，中共将会利用此技术制造出有多少枚携带核弹头飞弹，针对美国，针对西方世界。这难道不是美国的“小核心高墙”策略的彻底失败吗？
非常遗憾的是，往往在威胁发生之前，我们通常都认为，这不是威胁。例如，
以色列在地中海有两个港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两个港口却都得到了中国极大的投资。
位于以色列北部的希法港，美军舰队去中东时，就停靠在这个港口。现在，美国不得不犹豫是否继续使用这个港口。因为早在2021年，以色列政府与中共签署了一份合约，将港口租赁给了一家中国公司，中国上海国际港口集团。租赁时间为25年。
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与中共签署协议时，根本看不到威胁所在，只有在中东战争爆发后才看到。所有这些，都因为与中共的一纸经济合同而改变了，为了经济目地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2022年，整个西方世界向中共投资了10亿美元，仅美国在华投资就达到1260亿美元，而且是现金流。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简直就是养虎遗患。
最近，美国国会发布了另一份战略态势评估报告，报告称，美国现在必须准备两场战争，一场是针对中国的，另一场是针对俄罗斯的。这两个大国，都是具备核武力量的国家。这和冷战时期不同，那时，美国只需要应对一个核武力量。
蓝述先生说，他经常听到有人争论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实际上是美国对中国投资的两倍还要多。如果双方发生战争了，中国会损失的更多。可是，从俄罗斯普金发动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经济曾札那个，更不在什么经济制裁。这正是在警告我们，他们赢得了战争，就是赢得了经济，一切都抢过去了，也就都有了。
因此，战争可不是谁损失多损失少的问题，关键是，当西方世界把钱送给中共，然后，中共由把钱放到西方的时候，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形成了，我们无法与中共分体，我们正在用经济规律帮助中共壮大，帮助中共保持中国经济的成长，让中国迅速升级为一个危害我们下一代生活方式和安全的战争大国。
结论是，当我们正在一厢情愿的重建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了强占我们一切的敌人，而非竞争对手。
丹麦年轻政治家安德斯·斯托加德的观点则更加鹰派。他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世界的地缘政治基础正在改变。
安德斯·斯托加德先生（图片来源：安德斯·斯托加德提供）
他说，长期以来，欧洲一直坚认为：中国的民主可以通过法治实现，只需与中国进行贸易就可以实现中国的自由。这种想法早就应该被打破了。结果清楚的表明，专制的中国政权，并没有变得更加开放，尽管GDP增长了，但却越来越敌对、专制和不民主。
安德斯·斯托加德认为，需要承认的是，贸易与政治不再分离。例如，俄罗斯利用欧洲对其天然气供应的依赖，开始箝制欧洲。而中国企业在5%的危险企业中，排名位列前5。
荷兰因为给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奖受到中共的经济制裁，但是，挪威工业崩溃了吗？没有。挪威重新调整了市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了其他市场，恢复正常了。这一点非常关键。
我们很少意识到的是，中国经济对我们的依赖程度，远高于我们对他们的依赖程度。
如果欧元撤回投资，可能会为本已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带来麻烦。但如果他们退出欧洲，我们会在短期内增加工作岗位，这对欧洲并不是坏事，更不会导致欧洲的经济会遭到破坏。
安德斯·斯托加德更担心的是进口。例如，欧洲90%的进口来自中国。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否则，我们将面临俄罗斯截断天然气那样的结局。
安德斯·斯托加德指出，维护民主，仅仅关注贸易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怎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无足轻重。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贸易利益与我们的价值观。
一方面，民主结盟的国家应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并彼此开放市场。另一方面，迫使那些想进入我们的市场的国家，必须在政治上支持民主。同时，加强与朋友国之间的贸易。台湾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台湾是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有着开放的经济，精湛的技术，台湾和丹麦之间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正在迅速增长。目前，台湾已成为丹麦第三大贸易伙伴。他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他们的价值观也是我们的。
安德斯·斯托加德认为，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并没有为丹麦带来任何好处。因为，我们很多的的技术被偷了，许多市场的地位已经丧失了。有人说，丹麦的风电产业在10年内，就可能会陷入90%被中国控制的状况。
因此，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我们有朋友的地方，有公平竞争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积极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分校谢田教授关注更多的则是最近丹麦与中国的交易，例如，与中国的印刷交易和其他经济协议或相互投资。
谢田教授（图片来源：谢田提供）
谢田教授观察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欧洲国家认为，中国自2001年开始，一直在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所以，这是一个中国的经济世界，与之合作能有什么问题呢？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是西方支持中国共产主义国家的结果。
2001年，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开放了自己市场，尝试从中国进口。同时，把新的投资技术和管理技能带到中国。
经过20年的成长，这个增长突然停止了。中国经济实际上陷入了大衰退。而且失业率很高。官方数据为20%，实际上，据50所大学的学者报导，失业率达到了49%，几乎达到了50%。而且数字正在上升。现在有超过1000万名的大学毕业生涌入劳动市场。
西方对中国的投资，中国的资金，以及真正的服务器规划开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中共精英控制的。中国的财富全部掌握在1%的中共精英手中。他们拿着这些钱在欧洲美国大肆挥霍消费，造成了中国人很富有的假象。
而中国的大部分民众是贫穷困苦的，入不敷出，甚至因为通货膨胀和银行过度印钞而债台高筑。一位中国著名企业家说，中国虽人口众多，但市场却不大，因为14亿人虽然是中国的公民，却不是消费能力强的消费者。
那么，中共用西方投资的钱，包括丹麦，都做了什么呢？打着维护和平的名义支持伊朗和朝鲜，制造病毒破坏世界文明，支持哈玛斯攻击以色列，在大约24小时内，向以色列发射了5000多枚火箭弹和飞弹。
这些火箭弹和飞弹可不是自制的，而是批量生产的。是由谁批量生产的呢？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能具备这样的生产力，那就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美国不会为哈马斯制造这些火箭，俄罗斯现在需要在乌克兰的战争中，为自己提供重要的武器，唯一能提供的就是中国了。
中共政府用西方投资的钱，来镇压中国人民，包括亲民主人士、家庭基督徒、地下天主教徒，右翼人士、热爱自由的人士、法轮功修炼者，等等。
目前，中国正在利用西方提供的技术，与西方贸易获得的资金，打造中国最大的监控网络。那些监控摄像头无处不在。并通过建立社会信用系统，例如健康码，来控制民众言论以及个人财产状况。
中共政府甚至通过对台湾进行招商引资，诱惑台商在大陆投资建厂，最后利用这些企业对台湾进行渗透，乃至直接左右台湾的民主和总统竞选。
因此，中共政府是不能相信的。这就是川普总统发动对中国贸易战的原因，这项政策，目前拜登政府一直还在贯彻执行中。
最后一位嘉宾是丹麦神学研究者托马斯·哈尔斯科夫先生。他说，当我们想到对西方民主的威胁时，我们通常会想到来自外部的东西，来自俄罗斯或中国等极权政权。但我认为，今天西方民主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内部，来自我们自己的政治体制。它来自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当选后变成独裁者并开始倾向极权主义。
托马斯·哈尔斯科夫先生（图片来源：托马斯·哈尔斯科夫提供）
他认为，西方国家间接参与了这两场战争，因为我们将乌克兰和以色列视为我们的盟友，并且因为我们向他们提供金钱和武器支持。这两场战争——尤其是如果它们发展和蔓延的话——都可以被视为对西方社会的外部威胁。
托马斯·哈尔斯科夫先生从神学的角度认为，实际上，这一切就是业力的运作方式：如果你不断的表现的像有战争一样……那么你最终会制造并吸引真正的战争。
他说，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相信因果报应。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疫情结束得非常突然。仿佛一场战争结束了另一场战争。
在丹麦，疫情期间，首相下令杀死丹麦境内所有1500万只水貂，声称它们感染了新冠病毒。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法命令。但尽管如此，首相在公开宣布该命令是非法的之后，还是派出警察和军队去执行这项非法命令，且并未因此而受到惩罚，她今天仍然是我们的首相。
更重要的是，这种强制性的、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疫苗，并不是普通的疫苗。这是一种名为“mRNA疫苗”的新型实验疫苗。这是一种新型疫苗，它太新了，没有人知道它的长期效果。丹麦疫苗领域的顶尖专家之一克莉丝汀‧史塔贝尔‧本（Christine Stabel Benn）教授公开宣称，她宁愿入狱也不愿使用这种实验性疫苗。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我们所目睹的，是民主价值和民主原则的彻底崩溃。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完全无视公民权利和人权。而这一切都是西方国家模仿中国应对疫情的方式所产生的结果。
过去，世界卫生组织不允许从私人公司接受资金。因为这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但如今，世界卫生组织主要是由制药业赞助的。每当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宣布大流行时，制药业都会透过销售疫苗赚取数十亿美元。因此，这更像是利益的冲突。
与乌克兰战争类似，以色列战争是以色列内部冲突的结果。在这场战争之前，以色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试图修改法律，以便政府能够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这违反了民主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权力划分和独立法院。许多以色列人对此表示抗议，并宣称，透过这项新法律，以色列走上了一条远离民主、走向独裁的道路。这其实是以色列民主的终结。突然之间，在这场非常严重的内部冲突中……以色列受到了外部的攻击。
在我看来，这就是业力的运作方式：内部发生的事情和外部发生的事情之间，总是存在着相关性。如果你致力于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国家，那么外来的人就会来参与这种积极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你致力于从内部摧毁你自己的国家和民主，那么外部的人就会透过攻击你的国家来参与这种破坏。
这也是一个业力规则，任何你不珍惜的东西，你都会失去。在民主方面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再重视我们的民主，如果我们不再愿意为民主而战，那么我们肯定会失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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