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维基百科介绍，1959年，女性作家赵清阁没有工作，写信向老舍求助，老舍寄去当时的巨款800元钱，被妻子发现，引发夫妻极大矛盾，妻子一怒之下举报了老舍的作风问题，老舍开始遭到批判，直至1966年自杀。赵清阁终身未婚。（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有读者说不关心文革前后被死亡的中共高官，原因是“离我生活太远，与我没有关系。”那些高官与共产党有关，而共产党还在渗透全球，特别在中国统治着你，你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们的昨天就会成为你的明天。为了寻找出路，避免昨天的痛苦，这是写本系列文章的目的之一。本文要讲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人物：老舍。
老舍在1953年，任全国文联主席（部级），作协副主席，1950年，任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副理事长。1950年到1965年间，他还担任过政协第三届全国常委、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
中国大陆的人之所以都知道老舍，是因为在中小学时代人人要读背这位“人民艺术家”（1951年，被北京市政府授予）的课文以及关于他的文常：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在小学，《母鸡》、《鹅》、《骆驼祥子》选段、《北京的春节》，在中学，《骆驼祥子》、《茶馆》都是必学课文和必读名著，每个学生对很多内容倒背如流。
但是，就这样一位“人民艺术家”，在1966年的8月24日清晨，独自离家出走到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拿着《毛泽东诗词》在岸念了整整一天，又坐了大半夜，当日五更前，老舍在自己身上绑上石头，跳太平湖自尽，终年67岁。他狠心到死后连尸体都不想浮起让人看到。那年头，一个家人自杀，如果看不到尸体，家人可能会受牵连，原因是被怀疑为偷逃国外，而老舍，就是已不管妻儿的命运了。
老舍于1946年3月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1949年12月，应周恩来委托文艺界之邀回到北京。自1950年起，老舍写了一些歌颂中共国的作品，以话剧《龙须沟》为代表，写出了北京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穷人革命“天翻地覆”的变化。1956年到1957年，老舍创作了话剧《茶馆》，写了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要寻找别的出路，言下之意为中共夺权找理由，对中共历史的一切罪恶在一字不提中非常高级地掩盖过去了，想方设法引导中国人思想。
1962年开始，许多文艺作品遭到中共当局批判，原因是知识份子在1958年的庐山会议中不断地向共产党提意见，很嚣张，很不听话，很活跃，很难管，老舍被迫停止了他的创作。
1966年8月23日，老舍到北京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23日下午，北京女八中（现北京市鲁迅中学）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老舍与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押着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惨遭侮辱、毒打。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北京市文联。痛苦于耻辱之下，老舍对押打他的红卫兵还手，反击了一拳，由此，犯“对抗红卫兵”罪，加挂“现行反革命”牌子，遭到红卫兵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随后被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浩然送到西长安街派出所，直至8月24日凌晨回到家中；而红卫兵组织亦要求他24日上午到北京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
文革年代，共产党鼓励中国人家庭成员不同派别互斗，比如夫妻、父子、母女等之间，毛泽东主义派与毛泽东思想派，保皇派与革命派要互相揭发互相批斗。如果老舍的妻子或儿子能够安慰他，当他坐在太平湖畔一直到深夜，妻子或儿子能来叫他回家，老舍也可能不至于跳湖，可惜，视老舍为敌人的他的家里人根本没有关心他、过问他，没有叫他回家去吃饭，哪怕喝口热水也好，没有，深感人间凄凉的老舍，害怕第二天再被批斗，绝望之下跳湖了。
1978年初，老舍得到平反，恢复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象征性的骨灰盒里面，放着老舍使用过的钢笔、毛笔、眼镜、一支手笔、一筒茉莉花茶和一小片被保留下来属于他的血衣残片。
老舍有文学语言大师的称号。其中包括三百多万字的小说，四十二部戏剧，约三百首旧体诗等，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以上的文学作品。
老舍为什么会被批斗，当然，表面原因是因为妻子对他不满，实际上，毛泽东对受批指的知识份子一直没有好感过。在1942年2月1日的《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1942年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
文革中，知识份子被批为臭老九，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下乡变相劳改接受“贫下中农去再教育”，都是概括为知识份子“很嚣张，很不听话，很活跃，很难管”的原因。
老舍的作品与鲁讯的作品有一点共同处，就是于无声处为中共站台，不知不觉中让中国人接受共产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来棣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文中提到：
1957年7月7日，即“反右”运动开始后一个月，正当毛泽东“引蛇出洞”策略成功之时，毛在上海接见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位列其中。会上罗稷南向毛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鲁迅嘛──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当时罗稷南“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黄宗英也感到毛那“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吓得手心冒汗”。众所周知，鲁迅是毛泽东最赞赏的知识分子，曾被誉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而到了1957年，为毛盛赞的鲁迅尚且被视若寇仇，他人岂有别途可觅？
王来棣认为，毛泽东仇恨知识分子，究其原因，或许可归结为青年时代不顺心的经历和无产阶级专政外衣掩盖下的帝王思想。一旦有机会逞雄，毛的帝王思想就会显露出来，要凌驾于知识分子之上，成为他们的人身和精神主宰。
从1942年毛泽东“延安整风运动”写的《沁园春.咏雪》自比要超于“秦皇、汉武”；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年至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他更是得意忘形地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并自夸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直到1966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逐步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灾难，而其肇始者毛泽东鄙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也随着这些运动的“升级”而近于疯狂。
“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成为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对知识分子的羞辱是登峰造极的，知识几乎成了罪恶，知识分子几乎就是罪犯，他们被打入社会底层。因此，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据调查，1968年中国科学院京区170位正副高知识分子中，有131位被列为打倒或审查对象，全院在“文革”中被抄家的达1909户，229人被迫害致死。复旦大学被迫害致死的有60多人，北大以各种名义被隔离的前后多达1000余人，清华大学遭受立案审查的多达1000多人。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360名职工，被打成“特务”的竟然有142人。
老舍，原名舒庆春，他爸妈给他取庆春名字本意也许是希望他的生活象庆贺春天的到来一样美好，可惜，在中共统治的社会，他的人生结局比冬天还残酷悲冷。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选择自杀，真的不感到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