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3月18日讯】（接前文）
站队文化通过党指挥枪的方式建立起来。通过三大原则，军队内部形成相互影响、相互监督、忠于党的领导的模式。从具体形式上，党最终反映到某个人身上。比如，毛在三湾改编后，开始领导和控制红一军，而红一军也主要听毛的领导。或者说，毛开始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让毛能够在军队里站稳脚跟。因此，毛格外照顾自己的嫡系，尽可能提拔嫡系部下。在第一团里，一直跟随毛的特务连党代表（营级）罗荣桓后来成为十大元帅之一，代表军队中的政治力量，也就是毛的亲信力量；毛在第一团亲自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战士陈士榘后来成为上将。根据陈士榘的回忆，他们入党宣誓面对北墙，上面两张纸，上面一张写着CCP，底下一张则写着两行字：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陈士榘个人的感觉，这两行字就是入党誓言。毛写的这些语句，也是提醒这些宣誓入党的人，要把组织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如果有人叛党，党会对之严厉惩罚，主要方式就是死亡。
当然，不论党有多么神圣，都是由人组成，通过人来掌控。在实际生活中，党的最高领导者代表党，并且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作为党员，就需要按照这些内容执行，而不能对这些内容质疑。对于内容的质疑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这个质疑会影响其他人。因为，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中，还有三大原则约束，也就是人们都被紧紧地捆到一起。一方面，个人受周围的人们监督，另一方面也在监督他人。如果一个人质疑，并且说出自己的想法，就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如果这样的质疑有理有据，更会影响他人的想法，变成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的质疑，甚至变成抵制党的决策的行动。所以，质疑（尤其是有理有据）党的内容就等于质疑领导人，也就等于质疑党。质疑党的话，就等于是叛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员和党就形成了站队的关系：无条件服从党的指挥，就是跟党走，站在党的队伍中；如果对党产生质疑、甚至与党的指挥相反，就是脱党甚至叛党。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想呆在党内，就得停止自己的思考，否则会随时叛党，这就是从个人意义上的站队问题。
站队文化意味着，贯穿在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人们持续站队的状况。从整个组织的角度，总在面对内部的派系斗争。从理论上，党的最高领导者代表党，背叛最高领导者就意味着叛党。所以，人们都应该顺从最高领导者，也就是保持自己的党性。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尤其是内部实力强劲的人物，或者叫做实力派。如果实力派对于最高领导者的决策或者个人不满，想违抗最高领导者的决策内容，他应该怎么办？很简单，他不会很傻地去完全针对决策内容本身，因为那样是叛党；他要做的是，想法把最高领导者弄下台，自己当上最高领导者，然后再否定前面最高领导者的决策内容。然后，被打败的前最高领导者则被称为叛党，或者叫做走错误路线。
在任何一个时期，党内都有不同的实力派，随时准备争夺最高领导者的位置。在争夺过程中，每个实力派都拥有自己的人马，所以竞争者的角逐也就变成不同派别的角逐和斗争。在党指挥枪的情况下，军队按照自己领导者划分，因此形成不同派系的军队。不同军队之间为了利益而相互隔离、相互斗争。大致上，利益矛盾越大，双方的冲突也越激烈。由于军队有枪，一旦因为党内的激烈斗争而形成军队的激烈冲突，就会形成死伤的局面，甚至形成你死我活的全面斗争。所以，在党指挥枪的情况下，党内的矛盾成为军队全员的矛盾。在北洋军阀和中原大战之后形成的国民党新军阀，是不同的实力派控制自己的军队，军队再控制自己的地盘，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下，人们如果不喜欢某个军阀，只需要跑到对立的军阀地盘上就行。在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必须决出胜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人们必须站队，参与到双方的斗争中。这种人们必须站队，而且参与到派系斗争中的组织特征，我称为“站队文化”。
站队文化的关键在于，一个人难以转变立场。在站队过程中，个人无法主动选择，必须被动选择。首先，一个人必须站队，否则难以生存下来。站队的情况就像两军对垒，隔着一个开阔地，相互之间交火。而不想站队、想当中间派的就像处在两军交火的开阔地，随时会被两方杀伤。所以，一个人必须站队选择某一方，然后朝对方开火。而且，一个人选择站队后，就基本上无法再选择，只能跟着某个人的派系一条路走到黑。因为党员们对于外来的人非常警觉，不会随意对别人透露组织机密，因为秘密就意味着生死。如果让敌人了解了自己的秘密，就意味着自己的死亡，所以要严守秘密。由于严守秘密的原因，一个外人或者其它阵营的人，很难融入某个派系中。因此，在你死我活和严守秘密的双重作用下，每个人都很难转换立场。所以，每个人从开始就需要明确，自己应该站在哪一方，或者说提前进行站队。
站队有三种不同情况和结果： 1、正确站队的人，即使能力不强，也可以飞黄腾达，比如当毛掌权后，罗荣桓、宋任穷（三湾改编时的连级党代表，1955年上将）和陈士榘因为跟对了人，因此命运完全改变。 2、错误站队的人，遭到严重的利益损失，其中又包括两种，一种是被关键人物抛弃，但是性命无忧，比如1团卫生队党代表（营级）何长工有勇有谋，被毛极为倚重，但是因为在长征中倒向张国焘，让毛非常生气，因此在1949年后职位一般。谭政从秋收起义就跟着毛，后来在政治宣传推广中做了很多工作，并且成为罗荣桓的副手，在1955年封为十大将军之一。但是，1958年谭政支持彭德怀，并且得罪了林彪，后来被降职、撤职、再被软禁。第二种则惨得多，往往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错误站队的人，基本都成为牺牲品，也就是稀里糊涂就死掉，很多被酷刑折磨而死。比如，李文林算是毛的救命恩人，但是当他和毛发生直接利益矛盾时，没想到会被毛置于死地。3、没机会站队的，这些人从最初的时候就错误站队，比如投靠中共的国民党武装和地方土匪武装，从来不被中共信任，然后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被杀掉。这种情况在中央苏区和张国焘肃反中，都表现出来。所以，在中共内部，一个人的命运结果重要的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聪明才智，而是依靠是否正确站队。这种以站队为主导的运作模式，就是站队文化。(待续)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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