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子孫的人生遭遇(圖)

作者:徐敏 發表:2024-03-14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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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蔣中正與戴笠。
1940年代,蔣中正與戴笠。(圖片來源:公用領域)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專機由青島飛往南京,因南京上空烏雲密佈、雷電交加,無法降落,不得已轉飛上海。而上海的天氣也很糟糕,不適合飛機降落,只能改飛徐州機場,結果在轉飛途中,撞在了南京西郊板橋鎮附近的岱山,機上人員無一倖免全部遇難。

戴笠之死,給國民黨的諜報工作造成了無可估量的損失。周恩來慶幸地說:戴笠之死,可使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提前十年成功。

抗戰時軍統局與美軍合組「中美合作所」,戴笠(左)擔任主任,美軍梅樂斯中校(右)擔任副手。
抗戰時軍統局與美軍合組「中美合作所」,戴笠(左)擔任主任,美軍梅樂斯中校(右)擔任副手。(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軍情局)

蔣介石對戴笠的死深感痛心,如同喪失左膀右臂。在他的關照下,將戴藏宜從江山雨農中學校長調任京滬杭鐵路警備處少將專員。

戴藏宜是戴笠唯一的兒子,在沈醉眼中,戴藏宜「和他父親一模一樣,不但寫字相似,而且個性、習氣、嗜好都相同。」

戴笠(左三)視察軍統局外站時留影。
戴笠(左三)視察軍統局外站時留影。(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軍情局)

1949年4月,杭州解放,戴藏宜見情勢緊急,連夜逃回江山老家,準備帶妻兒一同前往臺灣。

戴藏宜和妻子鄭錫英生有三子二女:兒子戴以寬、戴以宏、戴以昶;女兒戴眉曼、戴璐璐。

隨著解放軍進軍步伐的逼近,戴藏宜趕在解放軍到達江山縣的前兩天,匆忙收拾好金銀細軟,帶著妻子兒女連夜逃了出去。

戴藏宜帶著妻兒一路向南,來到福建境內的水北鄉時,被一夥武裝人員攔截了下來。經過一番交談,獲知原來是當地的民團。戴藏宜這才放下戒心,亮明自己的身份,希望民團計程車兵護送自己南下。

在國民黨潰逃的背景下,地方民團早已軍心渙散,哪管你是什麼少將身份。民團團長走過來看了一眼戴藏宜,對他隨身攜帶的財物頓時起了歹意。也不多囉嗦,直接就招呼民團上去搶了個乾淨。

因為錢財被搶劫一空,戴藏宜只好帶著妻女返回了江山老家。

但此時的江山縣被解放軍占領,正在搜捕國民黨殘餘勢力,戴藏宜自然也在通緝之列。無家可歸的戴藏宜只好帶著妻兒躲藏到山洞中,每日靠野菜野果度日。

很快,過慣了錦衣玉食生活的戴藏宜就承受不了這樣的磨難,主動選擇下山投案自首。

1951年1月30日,江山縣人民政府以反革命罪判處戴藏宜死刑。

戴藏宜被處決後,妻子鄭錫英一個人無力扶養五個孩子,只好將兩個女兒託付給戴家廚師湯好珠收養,自己帶著三個兒子前往上海。小女兒戴璐璐不久夭折。

戴笠子孫
戴笠唯一的兒子戴藏宜被處決後,妻子鄭錫英一個人無力扶養五個孩子。(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鄭錫英來到上海後,找到戴笠生前的護士長范娟理,請求幫助。範娟理將鄭錫英母子安頓下來,還為鄭錫英找了份工作。

1953年,蔣介石聽說了鄭錫英的情況後,指示務必將戴笠的兒媳和孫子接到臺灣。

蔣介石強調說:「此事只許辦好,不許辦壞,一定要把戴笠的兒媳和孫子平安接到臺灣!」

根據這一指示,少校特工王時敘秘密來到上海,並與潛伏在上海市警局的特務黃福源進行了電話聯繫,相約在南京路梅龍鎮酒家面談。

見面後,雙方按約定暗號,確定了彼此身份。王時敘向黃福源說明了自己此行的任務,請黃福源幫助解決。

黃福源領取任務後,即於第二天晚上在家設宴,招待上海市警局負責戶政管理的幹警陸秉章。在酒酣面熱之時,黃福源拿出兩千萬元(舊幣,折合新幣兩千元),放在陸秉章面前。又拿出兩根十兩重的金條壓在鈔票上,對陸秉章說:「陸兄,恭喜你,財神找上門來了……」

黃福源告訴了陸秉章自己托辦的事情,並讓陸秉章在出具戶口遷移證時將鄭錫英改名為沈鳳英;戴以寬和戴以昶保持原名;戴以宏改名為王時敘,並增加三十歲年齡。黃福源解釋說王時敘是鄭錫英的親戚,他要帶母子幾人去香港投奔他們的伯父。事成之後還會另有重謝。

陸秉章認為風險不大,便收下了鈔票和金條,答應幫忙辦理。於是次日將鄭錫英母子四人的戶口遷出,同時按照黃福源的要求進行了改動。黃福源拿到遷移證後,設法辦理了出境證,並將情況告知王時敘。王時敘非常高興,當天就偷偷來到鄭錫英家,告訴他自己的身份和來意。

鄭錫英沒想到老蔣還在牽掛自己,真是喜出望外。只是對不能帶走二兒子戴以宏很不放心。經王時敘一番勸說後,鄭錫英只能不得已同意了。

第二天,王時敘找到黃福源,讓他向臺灣發報告知情況,要求按原計畫派人到香港接應。他還讓黃福源找陸秉章將戴以宏的戶口遷移到郊區,並託人幫忙照管。

1954年1月7日,王時敘帶著鄭錫英母子三人乘火車從上海前往廣州,然後從廣州前往深圳,再通過羅湖橋去香港。不料去廣州的火車晚點了三個半小時,致使他們無法趕上去深圳的汽車,只能在廣州找一家旅館住下來,等待第二天再去深圳。為了讓母子三人旅途愉快,王時敘決定帶他們去外面的飯店好好吃上一頓。

待吃完飯回到旅館時,老闆告訴王時敘有警察找他。王時敘心裡一驚,問警察有什麼事情。警察說:「我們是廣州市警局的,請出示你的證件。」王時敘出示了自己的證件。警察仔細檢查後問道:「你和沈鳳英是什麼關係?」王時敘說:「我是她的小叔子,帶嫂子和侄子去香港投靠我的伯父王真如,他是成衣廠老闆,住在新界屏山唐人新村。」警察將證件還給了王時敘,告訴他:「你們暫時不要離開廣州,等待通知。」

原來當天晚上,廣州市警局接到報告,兩廣地區通緝的土匪頭目麥羅漢潛逃至廣州並打算外逃。警局立即對全市旅館進行了地毯式搜索。王時敘一行和麥羅漢一家的情況相似,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所以對他們進行了詢問。後經過核實發現,儘管王時敘的外貌和年齡與麥羅漢相似,但口音卻有很大不同。

這內中的情況王時敘並不知情,他回到房間後心裡仍然忐忑不安。經過反覆分析,他認定警察的目標應該不是自己,而是其他人,所以決定靜觀其變,以免前面的努力付之東流。

第二天早上,茶房來通知王時敘說,警局打來電話了,可以離開廣州了。原來,在凌晨三點時,警局已經抓捕到了麥羅漢。於是王時敘帶著鄭錫英母子三人順利出境到達香港,然後轉赴臺灣。

笠兒媳鄭錫英(右)與二子以寬(左)、以昶(前)來台後,與蔣中正總統合影
戴笠兒媳鄭錫英(右)與二子以寬(左)、以昶(前)來台後,與蔣中正總統合影。(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軍情局)

鄭錫英母子到達臺灣後,蔣介石特地安排了一次接見,並與鄭錫英母子合影留念。在蔣介石的安排下,給鄭錫英母子分配了住房,發放了生活補貼。

這使得鄭錫英母子能夠在臺灣安定地生活。大兒子戴以寬讀書上進,念完大學之後,去了美國留學,獲企業管理學士學位,並留在了美國工作。

小兒子戴以昶從臺灣東吳大學畢業後,供職於臺灣中華貿易開發公司,一直留在臺灣照顧母親。

留在大陸的戴以宏最初由潛伏在上海市警局的特務黃福源託人照料。黃福源將戴以宏撫養了3年後,因身份暴露被捕,戴以宏因此失去生活來源,被送進了一家由宋慶齡資助開辦的孤兒院。這家孤兒院的條件不錯,有些食品還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國際福利組織贈送的。戴以宏在孤兒院生活到16歲時,被分配到合肥市棉紡廠工作。當時,中央號召青年到邊疆去,到農村去,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戴以宏第一個報名去農業第一線,被調往安徽樅陽縣,當上一名拖拉機手,後來又改行做了修理工。

文革中,戴以宏的身世被揭露出來,他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孫子。當時,有造反派想藉此批判他,戴以宏反駁說:「我9歲就進了孤兒院,是政府把我撫養成人的,我連戴笠長啥模樣都不知道!」由於戴以宏平時工作積極,為人熱情,人緣好,也就沒被格外為難。1976年戴以宏與一位上海女知青組成家庭,1984年兩人離婚。不久,戴以宏與當地一位女工重新組成了家庭。

當年託付給湯好珠收養的大女兒戴眉曼,為避人耳目,被改名為廖秋美。因為生活在鄉村,戴眉曼從7歲開始,就肩負起了家務勞動。

原本想平靜生活的戴眉曼,最終還是被人知道了她是戴笠的孫女。在講階級成分的年代,即便她已經出落成了容貌秀麗的姑娘,仍然沒有人願意主動上門提親。

直到遇見了鄰居大媽為她介紹的謝培流,這個在上饒汽車廠做修理工的小夥子,兩人才一見鍾情,決定結婚成家。有人勸謝培流慎重考慮,畢竟戴眉曼「出身不好」。

對此謝培流不為所動,回答說:「我是跟人結婚,又不是跟成分過日子,她憑什麼要替戴笠背鍋呢?」

在幾位村幹部的支持下,戴眉曼與謝培流最終走到了一起。

1970年代中期,戴眉曼在上饒一家工廠找到了工作,後來工廠倒閉,成了下崗職工。戴眉曼和謝培流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一家人生活和睦。

1991年,戴以宏、戴眉曼赴臺與母親鄭錫英團聚,一家人在分離了38年之後,終於再次團聚。

見面期間,鄭錫英一直感覺虧欠了女兒,生怕女兒怨恨自己。戴眉曼反覆安慰母親說:「你沒錯,一切都是注定的,只能這樣。」



責任編輯:陳天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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