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著內鬥 鄧小平陳雲對民主呼聲充耳不聞(圖)
鄧小平陳雲17年內鬥黑幕
鄧小平（右）與陳雲（左），粉碎四人幫後，是中共僅存的兩位第一代領導核心成員。（網絡圖片）
鄧小平與陳雲，粉碎四人幫後，中共僅存的兩位第一代領導核心成員，如雙峰對峙構成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雙核。雙頭政治，雙峰政治，在有著一山不容二虎傳統的中國，是少有的。鄧小平和陳雲勢均力敵，互相制衡，誰也推不倒誰，誰也離不開誰。一些重大問題，需要兩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雙峰狀態。由於鄧小平是實際上的一把手，這個山峰稍高一些。鄧小平的隊伍中有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習仲勛、李昌、周揚、喬石、項南、任仲夷、田紀雲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幹部。陳雲的隊伍中有李先念、宋任窮、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喬木、鄧力群等左派以及黨國元老中若干人士。
毛澤東死後的四股政治力量
世界注目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從上世紀70年代末發端......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是滾滾的政治風雷。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波瀾起伏，左衝右突，撲朔迷離，局外人難以探尋其究竟。其實，只要抓住一條總的線索，就能把握其要領。
毛澤東逝世後，中國有兩個急待解決的問題：經濟上貧困，政治上專制。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辦法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毛澤東逝世後，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圖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中國未來的道路。
第一種選擇是，政治和經濟都維持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計畫經濟體制。毛澤東逝世之前，江青等人以毛澤東的衣缽繼承者自居。他們是「文化大革命」的積極支持者，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積極支持者。
粉碎「四人幫」，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政治力量大為削弱。我們要肯定粉碎「四人幫」給中國歷史帶來突破性的重大影響，但是，粉碎「四人幫」的人，並不一定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更不一定都反對計畫經濟體制。1977年2月，華國鋒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度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1977年5月，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學習第五卷》（1977年5月1日《人民日報》）。這表明，華國鋒堅持第一種選擇。
顯然，這種選擇不能解決中國當時急待解決的貧困和專制的問題，因而違背了時代的需要。經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鬥爭，「兩個凡是」受到批判，華國鋒被迫下臺。汪東興、吳德、紀登奎、陳錫聯、李鑫、郭玉峰等「凡是派」也作鳥獸散。堅持第一種選擇的政治力量已經失敗。但是，他們還有一些支持者，他們的思想影響還存在，他們的影響附著在第二種選擇之中，有時成為第二種選擇的同盟軍。
第二種選擇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走50年代的路。持這種態度的人們的主張是：放棄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回到50年代。他們認為，第一個五年計畫是成功的，只是「大躍進」搞壞了，以後又接著「四清」、「文革」，使得計畫經濟沒有搞好的機會。計畫經濟沒有錯，只是執行中沒有搞好。當然，50年代國有經濟集中得太多，統得太死，沒有劃出一定的地盤讓多種經營和小生產發展。所以，他們主張，在計畫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允許搞一點市場調節，這就是「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陳雲是這一主張的代表。改革初期出版的《陳雲文選》體現了這一思想。
第三種選擇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放棄計畫經濟體制。走市場取向的改革。持這種看法的人認為，回到50年代是不行的。他們對計畫經濟體制的弊端有較深刻的認識。但在改革之初，還沒有人敢提出放棄計畫經濟體制，也沒有明確提出搞市場經濟。只是強調發展商品經濟，建立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經濟體制。到80年代中期以後，才明確提出改革要以「市場取向」，到90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鄧小平是這種主張的代表。l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時，明確提出了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問題。他說：「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但這段談話一直到13年以後的1992年才公布。
第四種選擇是，在經濟上放棄計畫經濟體制，搞市場經濟；在政治上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實現政治民主化。我們稱它為自由民主派。這是一種比較徹底的改革主張，也是希望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的思路。在改革初期，這種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當時主流人物中，在體制內，沒有人提出這種主張。但是，在民間，在知識份子中間，這種看法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國外，無論是在西方國家還是轉軌後的蘇（聯）東（歐）國家，這種看法是社會的主流思想。所以，第四種選擇的思想，正是在改革年代一次又一次民主運動的思想源泉和群眾基礎。他們在支持第三種選擇中尋找自己的表達空間，有時成為第三種選擇的同盟軍。
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實際上是上述四種政治力量的較量。在改革大幕即將拉開的時候，政治鬥爭的中心內容是後三種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來反對第一種力量，即粉碎「四人幫」和推倒「凡是派」。「四人幫」己被粉碎，「凡是派」被趕出權力中心，第一種選擇也就失去了可能。第四種選擇的力量還處於邊緣地位，對國家大事沒有發言權。只能在發生學潮時表現其力量的存在。因此，政治鬥爭主要是在第二種選擇和第三種選擇之間發生。這兩種力量都在權力中心，都佔有較多的社會資源和較多的支持者。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隨著民間力量的發展壯大，隨著西方意識形態的進入，第四種選擇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民主派）也在悄悄地發展。估計若干年後，可能走上前臺，成為一種主流力量。與自由民主派尖銳對抗的第一種力量逐漸消退，而專制力量（新權威主義，新左派可能是這種力量的的維護者）則會與自由民主派抗衡。這四種選擇聚集了四種政治力量。這四種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國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譜。最左為「四人幫」的殘餘力量，最右為自由民主派。這個光譜是連續的。在這四種力量之間，還有中間地帶。
這個連續的政治光譜中。有兩處能量最強，這就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三種選擇和以陳雲為代表的第二種選擇。......鄧小平和陳雲勢均力敵，互相制衡，誰也推不倒誰，誰也離不開誰。一些重大問題，需要兩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雙峰狀態。由於鄧小平是實際上的一把手，這個山峰稍高一些。
鄧小平和陳雲風格不同。鄧小平是鐵腕人物，而陳雲常以中庸取人。對用宮廷政變方式處理「四人幫」問題，眾人拍手稱快。陳雲卻說，這種方式「下不為例」。審判「四人幫」時，鄧小平主張槍斃江青和張春橋，陳雲說：「如果我一票反對，也要記錄在案。」「六四」以後，中顧委批判李銳、杜潤生、李昌、於光遠四位老人，有人主張開除他們的黨籍，陳雲卻保他們四人過了關。陳雲從根本上是左的，但他用中庸之表包裝左的內核。他和鄧的鬥爭中，常以柔克剛。從積極方面看，在中國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雙峰政治比一峰政治好。有陳雲的制衡，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鄧小平濫用權力。有了這兩個權力山峰，就會聚集兩支隊伍。鄧小平的隊伍中有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習仲勛、李昌、周揚、喬石、項南、任仲夷、田紀雲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幹部。陳雲的隊伍中有李先念、宋任窮、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喬木、鄧力群等左派以及黨國元老中若干人士。
為了敘述方便。我們把兩個權力山峰下的隊伍稱之為陳雲陣線和鄧小平陣線。陳雲陣線也可以稱為保守派，鄧小平陣線也可以稱為改革派。「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中性詞。沒有褒貶之意。
鄧小平陣線和陳雲陣線有兩點共識：一是堅持中共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導思想不能改變；二是必須改變毛澤東留下的經濟現狀，即經濟體制改革。1987年，趙紫陽按鄧小平的意思，把兩條陣線的共識歸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十三大把這個歸納提到「黨的基本路線」的高度。「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這兩個基本點可以用另一種形式表達：不改變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學習西方的經濟制度。這是一百多年前中國改革者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
兩個基本點，一個是要把過去幾十年視為異端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物質刺激」作為目標來實現，要積極吸收「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一個是要堅持共產黨幾十年的基本制度、基本立場和基本理論。這在實際工作中是很難協調的。不相容的兩個基本點之間不可能不發生碰撞。中國的改革過程，就是兩個基本點的不斷碰撞的過程。
在這「兩個基本點」的旗幟下，聚集著兩支隊伍：一支隊伍強調改革開放，一支隊伍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前一支隊伍基本上是鄧小平陣線的人，後一支隊伍基本是陳雲陣線的人。如前所述，就改革開放而言，陳鄧兩個陣線有分歧（一個是計畫經濟，另一個是市場經濟）。但這種分歧的鬥爭攪合在兩個基本點的鬥爭之中。例如，陳雲陣線在攻擊鄧小平陣線時，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武器。鄧小平陣線在攻擊陳雲陣線時，以「反對改革」作為武器。陳雲陣線如果認為鄧小平陣線某項改革走得太遠，就拿起「姓資姓社」的武器來打擊。
雙峰政治下兩個基本點的碰撞，就演化為兩種勢力的政治鬥爭。在這兩種力量的鬥爭中。「凡是派」的殘餘勢力支持陳雲陣線；自由民主派支持鄧小平陣線。當自由民主派的活動威脅到「四項基本原則」時，鄧小平陣線和陳雲陣線就聯手對其實施打壓。
對於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鄧胡趙體制」，陳雲陣線是格格不入的。可以不十分確切地說，「鄧胡趙體制」和「陳雲陣線」是中共十二大以後政治上明爭暗鬥的兩端。最後還是「鄧胡趙體制」被瓦解。在這一輪鬥爭中，陳雲陣線取勝。鄧小平陣線的失敗以兩個總書記落馬為代價。1992年以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中國的改革目標，完全放棄了計畫經濟體制，可以說是鄧小平陣線取勝，陳雲陣線失敗，以放棄自己的選擇目標為代價。
如前所述。貧困是毛澤東留下的難題之一。由此產生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發展經濟的有效途徑就是改革開放，即經濟自由化。然而，經濟自由化的發動機一經開動，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就會提上日程。一方面，中國人不能只要經濟自由而不要政治民主（先知人士是這樣，如魏京生、任畹町等70年代末期的態度）；另一方面，從經濟自由的運動邏輯來說。沒有政治民主，經濟自由也難以進行下去。所以，經濟改革越是深化，市場經濟的本身會對政治民主提出強烈的要求（黨內改革派是這樣的，如安志文、杜潤生等90年代中期以後的態度）。因此，不管是自由民主派，還是黨內改革派，都認為解決政治專制問題刻不容緩。這正是毛澤東留下的另一個難題。
就中國共產黨最高層而言。無論是陳雲陣線還是鄧小平陣線，都不想搞徹底的政治改革。鄧小平雖然多次講過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是在「四項基本原則」框架之內。其所以是這樣，是因為徹底政治改革的底牌就是改變一黨專政，這必然傷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因此，在解決專制問題上，中國人分為兩條戰線，一條戰線是要求政治民主化，一條戰線是要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陳雲陣線和鄧小平陣線就變成了一條戰線——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他們不僅和自由民主派，而且和一切要求民主化的中國人成了對立面。對立雙方，一方擁有強大的暴力，另一方只有日益強烈、不可違抗的民意。今後的「兩點碰撞」不再是「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的碰撞，而是專制和民主的碰撞。這是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的「兩點碰撞」，它比經濟自由化過程中的「兩點碰撞」更具有剛性、更為激烈。
（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