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和杨梨音的结婚照。（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千家驹（1909年10月11日—2002年9月3日），中国经济学家、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员，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后因六四天安门事件后逃离中国大陆。
千家驹十六岁就加入共产党，二十六岁已在经济学界享有名声，四九年后享有高干八级待遇。文革后中共还准备提升他为政协副主席，他谢却了。
这样一位资深左派学者，一直是中共的追随者，他自称是“不可救药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是“党的同路人”，“以民主党派中的左派自居”。六四以后却成为中共的叛逆和无情的批判者。千家驹在他的年谱自传中着墨最多的是他与中共的关系，从中显见许多中共政治黑幕。
见证中共“无法无天”
四九年中共当权后，千家驹的第一个职务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高等顾问”，同时兼清华、交大教授。周恩来命他在经济界负责统战工作。他回忆说，苏联“十月革命”后，对外资一概没收，引起无数外交纠纷，毛泽东于是另辟蹊径。当时，西方在华投资，英国有二亿英镑，美国二亿美元，法国五千万美元，中共对这些外企，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但中共要征税，要控制原材料，结果外企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如英美烟草公司就不得不无条件奉送中共。到五四年，外企全部被中共接管了。不欠外国一分钱，令西方各国哭笑不得。
千家驹披露毛泽东谈到外国企业的问题时说：“他们不承认我们，该有多好呵!不承认，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当时以为是笑话，原来是真的，千家驹见证了中共“用流氓手段消灭外资企业”，那真的是无法无天。
被反右运动冲击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对千家驹与中共关系的一次大冲击。他说，反右“是中国有史以来文字狱牵涉人数最多被害最惨的一次”，右派绝大多数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精英，反右之后知识份子鸦雀无声，说蚂蚁比像大，也没人敢说不字了。”
他举例，反右中的“章罗联盟”是“天大的冤枉”，因为章伯钧罗隆基二人在民盟中争权势不两立，毛也一清二楚，为了打击民盟而定罪。使他看到“毛泽东做事向来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的，心狠手辣”。民盟内的左派疯狂批章罗，包括中共秘密党员吴晗。“吴晗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到了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中国知识份子都不敢说话了，敢说的只有党内有地位的人，于是出现了庐山会议的斗争，彭德怀为民请命，被打下去，千家驹寄以深切的同情。千家驹在年谱中透露，中共内部对大饥荒（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饿死人数，有过三次统计：六三年四月统计为一千二百万人，六四年统计为一千七百七十万人，六五年第三次统计为二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人。这是从未见过的保密资料。
千家驹的披露令人想到，邓小平不是也对外国人说过吗？“文革死了多少人？永远也统计不了。”那完全是骗人的大话，每次运动整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怎么统计不了？中共各级党委保险柜里，从来都有绝密档案。
看透毛以文革打倒刘少奇的本质
千家驹对共产党从质疑、不满走向彻底的幻灭的关键点是毛泽东策划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博古通今知识份子的立场，使他洞悉文革的荒谬。他说，文革“把中国自有书契以来的一切文化，视为‘封建主义文化’，把西方国家的文化名为‘资产阶级文化’，把苏联的文化名为‘修正主义文化’，统统要一扫而光……”。
千家驹认为，毛怕刘少奇成赫鲁晓夫第二将来反他。而毛是有暴君心态的人。千说，只有周恩来看透了毛这种性格，自知与毛的关系是君臣关系而非同志关系，呈毛的文件中，有颂周的文字，周都要划去才上报。刘少奇则不同，千家驹写道：刘当时坐第二把交椅自视甚高，党外人士亦很少接触，俨然以党内理论家自居。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是拜读过的，要党员做党的工具，党的螺丝钉，不要有独立的思考⋯⋯他也看不起党外的民主人士。彭德怀也不了解“老毛”（彭在背后从不称“毛主席”而叫“老毛”。）彭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看不惯毛取得政权后，耽于女色，脱口而说：不应该“三宫六院”，故毛恨之刺骨，在庐山会议上，把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刘少奇发明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新辞，造成了毛泽东在党内神的地位，其结果是他自己被这个神所整死，这难道不是报应吗？
红卫兵杀人为乐、杀人比赛
对文革初期，毛纵容红卫兵打砸抢、制造红色恐怖，“打死人的事，如家常便饭”，千家驹愤怒地写道：
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皇帝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时代。我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曾做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冯国璋的儿子冯致远夫妇即为一例。其恐怖与野蛮远远超过希特勒，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说“史无前例”的话，那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红卫兵横行不法，演变到后来就私设公堂，滥用酷刑，以打人杀人为乐的无法无天局面。尤以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西纠（西城纠察队）之残酷野蛮、严刑拷打、残杀无辜，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许多人一听到“西纠”无不毛骨悚然、谈虎色变，他们甚至以打死人为荣，杀人为乐，几个红卫兵在一起作杀人比赛，如此无法无天，我想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以及他们的残杀犹太人，中国历史上武则天之任用酷吏以及明末魏忠贤设立东西厂，残害忠良，也决没有如文革时期，红卫兵之以打人杀人为消遣乐事那么疯狂吧。
被抄家、批斗、生不如死却无“死的自由”
千家驹详细描述了他被红卫兵抄家殴斗的经过。事情是在同院居住的江西办事处主任张克举的策划下进行的。红卫兵把千家打得稀巴烂，而且用皮鞭抽打千家驹及其妻子与女儿，边打边喊“有毛主席撑腰，打死你白打!”最后抄出银行存折，发现只有一百元存款。
接着，一辆小汽车又把千家驹拉到民盟总部，和章伯钧、吴晗一起接受批斗。三人跪在台上，口衔一块牌子，上写着三反份子，然后反手坐“喷气式”，恭听大会声讨，群众不断地向他们吐口水，三人则汗流不止。
千家驹回忆：我在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坐过牢，戴过脚镣，但未受过酷刑。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过政治迫害，但未被捕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南京领导北大学生示威，集体被捕，隔一天便释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后，竟在我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党统治之下，受了这变相的酷刑。我想这就是我追随共产党一辈子，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应有的报应吧。
被斗后，千家驹家被查封，只留下一间半房子一家住，还要扫地出门。千家驹说：我实在想不通，一辈子跟共产党走，竟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我已无容身之地，这成了一个什么世界，我决心了此残生，一死了之。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千家驹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他痛感“在共产党统治下，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
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份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千家驹又因一九二八年被捕，而定为“叛徒”。他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料竟被亲子揭发。加了一项罪名，天天劳动前，要向毛主席请罪。
一九六九年八月，千家驹以“妻亡子散、孤苦零丁”的心情，把九十五岁老母亲寄养在姐姐家，以待罪之身发落五七干校，一九七Ｏ年他在干部校作了一个“自诬”的检查，给自己扣上一大堆帽子，被批判一通后，算是获得“解放”，七二年回到北京。七六年毛泽东死亡，终于熬过了文革的生死关。
六四惨案后皈依佛门“看破红尘”
文革后，千家驹复出，十多年间以敢言的姿态对中国经济、教育、社会等问题直陈己见。走遍了大部分省市，也出国访问，备受尊敬。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惨案发生时，千家驹在深圳，翌日致函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表示血腥镇压，人神共愤，卑劣无以过之，奉劝广东当局对学运要克制，网开一面，为广东人民留一线生机。
同年七月飞美国讲学，定居洛杉矶。终于在89年11月以80高龄皈依佛门。千家驹说，“一句话，看破‘红’尘，红者共产主义也。”
千家驹坦承，“由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彻底幻灭，加以对名利观、生死观早已看破，所以我决定皈依佛门。”
见证特异功能真实不虚
由于自幼追随共产党，千家驹自认为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认为这些都不过是封建迷信。但他亲眼看到了人体的特异功能，之后才深信不疑。他回顾担任高干时亲自试验特异功能者的经历说：
“张宝胜是一个不满30岁的青年，从小就有透视的能力。我先拿一张信纸，在信纸上写几个字，封在一牛皮纸信中，再用胶水把信封好。当我写字时，张宝胜不在场，信封好后，张宝胜不仅认出我写的是什么字，他自己也在信封上写了一句话：祝千老长寿健康。写好后，我们拿了一块水果糖，用信封把水果糖卷起来，卷好后我拿在手里，张宝胜在我手上一拍，我打开手掌，水果糖已经进到信封里面去了。这时信封尚未打开。张宝胜又在信封外撕去一小纸条来。等我们打开信封一看，不但水果糖在里面，而且张宝胜在信封上写的那句话，竟在信纸上重现了。同时，信纸被撕去了一小条，就和他刚才从信封外面撕去的一样。直到现在，我还把这个信封、信纸以及水果糖保留着，作为纪念。
接着我们又拿一瓶降压灵药片，尚未开封的。我拿着药瓶，张宝胜用手一拍，一百片药片全部掉了出来，而药瓶密封如故，瓶内则空空如也。
以上是我亲眼所见。张宝胜简直像一个魔术师，但他与魔术师根本不同的是，魔术师变戏法必须使用道具，而道具一定是他自己准备的；而张宝胜却什么道具也不用，信封信纸以及药瓶等等都是我们随手给他的，因此他不是变魔术。所有的魔术都是假的，主要是通过道具和魔术师特别快的手法，瞒过人们的耳目。而特异功能却是真的，他不需要任何道具。
千家驹当年就得出结论：“人体的特异功能是一门新型科学，目前尚未为现代科学所能解释，所以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但某些人具有特异功能，我想这该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千家驹还为后人记述了“巫婆”用特异功能看病的有趣的故事。
“关于用特异功能看病，我还认识一位叫赵群学的女大夫。赵群学原为贵州一农村妇女，不识字，没有文化，后来得了一场疯病，忽能透视人体，治起病来，其效如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巫婆投入狱中。在狱中赵群学继续为同囚难友和劳改农场的干部治病，成效显著，于是奇迹外传。文革之后，赵群学获得平反，而且被护送到北京。从劳改犯到保护研究对象，中央许多首长都请她看过病。
经朋友介绍，1987年的一晚，我请赵群学来到我的家里，为我诊断。那晚我家里坐着许多客人，都是第一次与赵群学见面。赵一见我就说我的身体好，也没有什么病，而且手脚灵便，走路轻快。又说，她看到我的新的血液在生长，好像老树发出新枝一样。她又看了别的人。座中有我一亲戚，比我年轻卅多岁，赵不但指出他有许多病痛，并且在颈部有一伤疤。原来我这亲戚是个电工，20多年前从电线杆上摔下来，故留有伤疤。现在伤疤早愈，并且长满头发，但她竟能看得一清二楚。以后我又介绍黄苗子夫妇、吴祖光夫妇请她看过，她说的病情都符合实际。赵大夫还有一神奇之处，是她会遥诊。就是说，你拿一亲属相片，或报上姓名，她竟能说出病情来，丝毫不爽。所以许多人都说她简直是“神仙”。赵群学治疗也不用什么药，除按摩外，一般都是用茶叶。经她发功把茶叶捏搓之后，据说便可以治病。或者用馒头，经她施功后，食之即能治病。但馒头不能放久，所以一般用茶叶。而且她为甲施功搓过的茶叶，不能用之于乙，否则无效。北京的科研机关，曾经做过化验，凡经赵大夫用手施功捏过的中药，与未曾捏过的成效确有不同。对于服用茶叶的效果如何，我不敢妄加推断。
人体的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为现代科学还不能说明便否认这一客观存在。和千家驹同时在场的叶剑英在目睹了张宝胜的特异功能之后也说：“你自己写了字，又没让他看，他认出来了，这样证明存在着这一现象。”
责任编辑:文丽 来源:williamhill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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