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习近平：祸国殃民的独夫民贼(图)
北京四通桥横幅（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9月5日讯】（文章转自议报）安然度过了今夏的北戴河会议之后，习近平依循每逢10年纪念的惯例，在8月22日这天，以中共中央名义高调“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并在邓小平子女的现场见证下，赞扬邓小平“功勋彪炳史册、永励后人”，直言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中共三中全会之前，习近平曾在新华社被撤稿件中被冠以“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显然，纵使改革家的名号还没有彻底坐实，至少，习近平本人还是非常享受官方媒体频繁将他与邓小平比肩的叙事方式，毕竟，加速倒车的“人民领袖”习近平可能在内心中已经自认为超越了中共政权的缔造者毛泽东，中共元老中，能够让他自愧不如的大概率也只有制造六四屠城悲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了。
内忧外患，经济严重下滑之际，凭借三中全会释放的改革讯号，在历史的垃圾堆里翻捡出在公众心目中拥有极高改革威望的邓小平来为自己站台，可能是习近平在塑造改革家道路上为数不多能够借助的阶梯了，只是，诚如习近平不小心在纪念讲话中吐露的一句实话“该改的坚定不移改，不该改的不改”揭示的那样，习近平认知中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跟公众期待的方向，跟外界预期的方向是不一致的。
简单来说，习近平的改革充其量只是对经济领域暴露出的不适宜政策进行小修小补，并不会触及“政治体制”，可以预见，在习近平治下，中共所谓的改革就是进一步集权独裁，进一步钳制言论思想，进一步限制自由。
任何时候，痴迷终身制，渴望效仿毛泽东、邓小平终身对权力保持影响力的习近平都不可能成为外界期待的改革家，他只能是那个梦想着统治中国人民万万年为红色政权续命的“独裁国贼”。
登基12年来，集党、政、军权于一体的习近平，祸国殃民，罪责深重，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梳理下他的九条重大罪状，是为“九评习近平”。
第一条，非法修宪谋求终身连任。
庆丰初年，习近平还想着通过亲自到北京月坛北街庆丰包子铺排队吃包子释放亲民形象，但随着刁组长“小组治囯”逐步集权，以党代政，习近平野心膨胀，最终随着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宪法限制在2018年3月11日被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习近平的皇帝梦正式有了立法保障。
说起来，习近平称帝野心很早就在海外舆论中流传，但真正昭告天下，还是源于这年2月25日下午3时55分，新华社发布的一条英文简讯，新华社信息非常明确，标题直接为《CPC proposes change on Chinese president’s term in Constitution》（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中国主席的任期），内文直言“中共中央建议从宪法中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能超过两届的表述。建议于周日发布”。瞬间刷爆中国人朋友圈，举国上下一片哀嚎。
两小时后，新华社再以中文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修宪建议全文，却没有单独为建议主席任期修改发通稿，就这样，习近平成功以非法手段完成宪法修正，中共控制的舆论工具最大声浪对外鼓吹，修宪“符合国家事业发展需要、顺应人民意愿”。
面对终身制和称帝质疑，人民日报发文狡辩，表示“党的总书记、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的任职规定保持一致，是符合我国国情、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设计”。修改国家主席任职规定，是着眼于健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宪法上作出制度安排。这一修改不意味改变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退休制，也不意味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环球时报》引述权威解读表示，任期限制取消不代表恢复领导干部终身制，而是要保持并完善“三位一体”的领导机制。环球时报还说，支持修宪既是理性也是信仰。
相比中共官媒，海外的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德国之声及香港《明报》评论认为，本次宪法修正案“是对邓小平努力推动和建立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建立任期制的破坏和打击”，削弱集体领导模式的制衡能力，同时可能会重新发生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等问题。
借此，中国成为朝鲜之外，全球唯二的领导人可以有机会终身任职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的现实已经说明，习近平并没有效仿他的前任江泽民、胡锦涛在两届任期届满之后退休，而是成功开启了自己的第三个任期，只要他喜欢，就能像毛泽东一样直接干到死。
之所以说习近平是非法修宪，一如《纽约时报》所披露的那样，即便按照中共的程序也并非那么正当，“习近平利用速度、保密和恐吓，压制了党内外潜在的反对者。他略过了前任领导人修宪时所采用的、旨在建立共识的大会。他任命效忠者起草并支持修正案。他将整个过程置于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之下，甚至在党内也几乎不允许辩论。”
第二条，倒行逆施，将中国重新拉回“文革轨道”，中断改革进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在1989六四屠城之后就被屠夫邓小平按下了暂停键，1992年已经退下来的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共也只是将改革框定在经济领域，即便包括胡温在内的中共党魁很清楚，“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但卸任之际，他们对习近平推进改革的希冀还是很快落空。
按照中共官媒的说辞，2012年11月17日，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对坚持党的领导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指出“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
不止在语言方面全面回归毛泽东时代，习近平的施政方向也是肉眼可见的后退，2016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重新将此作为一项政治原则。2017年10月24日，中共十九大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该政治原则写入党章。2018年两会通过了修宪方案，在中国宪法正文第一条中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言下之意，就是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了中共永久统治中国的权限和资质。
2019年秋，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开班讲话中使用了58次“斗争”一词，新华社就此发表《“斗争”！习近平这篇讲话大有深意》一文，指出“这篇重要讲话的核心关键词就是‘斗争’二字”。9月，胡少江在自由亚洲电台发布评论文章，认为习近平“以如此“好斗”的姿态发表主旨演讲，这如同公开宣示，习近平意欲超过了建国领袖毛泽东，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好斗”的领袖”，胡少江分析指出习近平不顾海内外各阶层的不满，“要沿着自己的那条一条极左的疯狂路线走下去，也表明了他将不惜一切手段对任何不同意见进行坚决的镇压”，胡少江表示“当下中国的政治荒谬和舆论一律几乎与文革前毫无二致”，并表示是习近平在营造文革2.0。
自2020年以来，中国对一部分民营企业的管控令一些公司面临着巨大困难，而这些监管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国进民退”趋势的讨论。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系列的行动是关于确保私营企业不会过于强大，并能够真正符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治议程。
这期间，从蚂蚁科技集团的上市计划在2020年11月3日被中国监管当局叫停开始，到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12月24日宣布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再到2021年3月3日，市场监管总局因存在“不正当价格行为”对美团旗下的社区团购业务美团优选处以150万元罚款，以及2021年7月2日，中国国家网信办宣布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都让我们看到了习近平治下对民营经济的戕害。
面对经济下行和百姓强烈不满诱发的维稳压力，习近平意图借助纪念邓小平为自己打造改革家形象，实质上，习近平的改革出发点并非为百姓谋福利，只是他用来延续政权生命的权宜之计，忽悠老百姓的话术罢了
习近平口中所言的“不该改的不改”，恰恰是中国人民期待的政治体制层面，但在习近平主导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治国方针下，政治体制依旧是无法触碰的禁区。
中国的改革进程，早就被改革家习近平亲自终结。
第三条，抛弃韬光养晦，投入俄罗斯怀抱，制造中美对立。
韬光养晦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于1990年提出的外交方针，全句“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共28个字，堪称邓小平外交智慧的精华凝结，虽然邓小平所谓的“韬光养晦”具有外交欺骗性，但在江泽民、胡锦涛两朝，恪守这一原则20多年，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成功加入世贸组织，迎来同美国建交后的一段蜜月期。
遗憾的是，带头扛起社会主义阵营这面被邓小平丢弃的大旗，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很快被重新捡起来，野心更大的习近平不满足于充当早就破产的社会主义阵营老大，而是谋求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引领地位，与美国领衔的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分庭抗礼。
自认为具备走到“世界舞台中心”资格的习近平，上任伊始就抛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采取更具有攻击性的“战狼外交”，开始给世界“定规矩”，谋求超级大国地位，与美国平起平坐“共治天下”。
要知道，美国今天的国际地位依托的不仅仅是全球第一的经济规模和首屈一指的科技军事实力，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新秩序，并且经历了冷战洗礼后延续至今，美国的世界领导力是举世公认，并非领导人自封。
很可惜，野心够大智慧却不太足的习近平误判国际形势，战狼外交处处碰壁，导致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欧盟等几乎全球所有重要工业大国和经济体为敌，另一方面，却坚定的站在人类公敌和独裁者普京这边，将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提升至“无上限”，哪怕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本土之后，对普京和俄罗斯依然不离不弃，招致美国严重经济制裁。
居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曾经多次表示，习近平主导下的中美竞争，已经超越了曾经美国同苏联之间的冷战状态，至少中美关系已经升级到“温战”阶段，假如习近平一意孤行，继续在对台湾议题上执迷不悟，中美两国发生“热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邓小平曾经说过，“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即便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时也承认，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但却心口不一，终于收获了两国建交之后的最差关系。
可以预见，随着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无法自拔，中国又铁定站在俄罗斯一边上不封顶的支持，中国同文明世界的裂痕会继续加大，最终被国际主流社会抛弃的可能性很大，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战狼外交的主导者习近平。
第四条，好大喜功疯狂撒币，宁可把钱赠给友邦，绝不提升百姓福利。
下个月的4日到6日，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在提前预热的宣传稿中称，本次峰会主题为“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并披露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5日出席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将为应邀与会的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领导人、有关非洲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代表等举行欢迎宴会和相关双边活动。
类似中非合作论坛峰会这种能够给习近平找存在感的会议，在民间被称为“丐帮大会”，言下之意就是这是一场帮主习近平大撒币的仪式，自从上任以来，习近平具体撒币数额外界无从得知，但以管窥豹，零星数字的公开已经让外界傻眼了。
由于习近平的撒币力度太大，以至于大撒币都成为简中互联网上网友给他取得最知名外号之一，这是中文“大傻逼”的谐音，为的是揶揄习近平对海外投资和援助“一掷千金”，大搞“金钱外交”，却忽视本国公民的福利。
习近平上台以来，提出了“一带一路”项目，向沿线国家大量发放贷款、投资和援助。2014年，中国政府出资400亿美金，成立丝路基金以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基金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融资。2017年，习近平宣布向该基金增资1000亿人民币。截止2023年10月，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中国已经在“一带一路”上投资了近万亿美金。
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多次出访都会向对方提供对外援助。2018年7月，习近平出访非洲，“一路大撒币”，送给斯里兰卡20亿元人民币，承诺向南非投资147亿美元。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8年底到期未偿还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并且，总计向非洲国家提供600亿美元支持。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8年底到期未偿还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中国将向非洲受灾国家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向非洲派遣500名高级农业专家，培养青年农业科研领军人才和农民致富带头人。提供1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提供20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额度；支持设立100亿美元的中非开发性金融专项资金和50亿美元的自非洲进口贸易融资专项资金；推动中国企业未来3年对非洲投资不少于100亿美元。
其中，中国向非洲受灾国家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提供1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提供20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额度；支持设立100亿美元的中非开发性金融专项资金和50亿美元的自非洲进口贸易融资专项资金；推动中国企业未来3年对非洲投资不少于100亿美元。这也被认为“大撒币”的高峰。
之后，中国政府依然在进行“大撒币”的行为，然而有所低调和收敛。比如，2022年，中国宣布对非洲17个国家免除无息贷款，但并未宣布金额。
然而，在将中国纳税人的钱“一掷千金”的同时，中国国内有6亿人一个月的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中国总理李克强语）。根据央行2023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存款储蓄超过50万人民币的只有1%左右的人。《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人均净金融资产为1.6万欧元，而美国则为25.3万欧元。
另一个更为让人震惊的事实是，到今天为止，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每月养老金只有100多到200元之间，这个数据仅为职工保险的十分之一，事业单位人员保险的二十分之一，换算每月约合30美金，差不多是一天一美金，纵使习近平自我吹嘘实现了全面扶贫，但仅以这个养老金标准就能证明，这是远低于联合国极端贫困标准的数字。
相信，纵使中国经济已经陷入肉眼可见的衰退，但对于在领袖位置上越坐越稳的习近平而言，大撒币力度一定不会收手，只是坑苦了要“砸锅卖铁熬过紧日子”的基层百姓。
第五条，大搞个人崇拜，在毛泽东“两个凡是”之后，搞出“两个确立”。
2022年10月26日，中国官媒授权发布的中共二十大修改后的党章中，备受关注的“两个确立”和“人民领袖”并未如外界预期的那样被写入，只是把“两个维护”被列为中共党员应尽的义务。
即便党章保留了“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表述，新增的“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义务还是将习近平的领袖地位牢固确立到毛泽东之后的最高阶，由此可见，“坚决维护中国官方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两个维护”已经跃升为中共党内最重要的政治纪律，没有之一。
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也就是中共所称的“两个确立”是对2018年提出“两个维护”的发展，被外界视为习近平崇拜的一部分，目的是进一步强化习近平作为总书记的党内领导地位，是支持习近平长期执政的重要铺垫。
对于“两个确立”没有如期写入党章，外界分析认为，文革之后，中共的发展就是反对个人祟拜，习近平再怎么大权在握，也必须要兼顾到历史的要求，毕竟党章里面写的也有胡锦涛、也有江泽民、邓小平的，所以在反对个人崇拜这边他还是有所顾忌。加上“两个确立”的字眼会让人联想到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不过，考虑到“两个维护”写入党章的历程，不排除在开启习近平第四个执政任期的二十一大上写入党章。
诚如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忠接受采访指出的那样，比起党章，二十大上胡锦涛被带离会场，足见“两个确立已经实质确立”。
另外，透过党章全文可以发现，现行党章中，内文共出现“习近平”12次，较之前版本增加1次，与“邓小平”持平，仅次于“毛泽东”的13次，江泽民及胡锦涛依旧各1次。总纲回溯历代领导人的内容未多做改动，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部分，则从338字扩充到411字，都是习近平个人崇拜升级的讯号。
纽约时报在《独裁的偶像之路：习近平如何打造个人崇拜》一文中曾经指出，上个月习近平收获第二个中国领导人五年任期，或许是习近平统领地位的最明显标志。
在五年一次的领导班子更替时，共产党的报纸会仔细设计版式，以表现高级官员的相应权力。几十年来，人民日报的头版都采用一种“集体领导”的模式，因为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共产党试图更均匀地分散权力。
但他们给了习近平一个不同的版式。他笑容满面的脸，让人想到由一人统治的时代，明确地将自己摆到了和毛泽东一样的神坛之上。
报道提及的另一个细节可能被更多中国人忽视了，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教授、图像取证专家汉尼・法里德(Hany Farid)说，报纸头版的习近平照片的颜色和饱和度都经过了处理，白发和皮肤瑕疵都看不见了，让照片看着就像一幅画。
经过处理的图像让人想起了使用相同视觉风格的毛泽东像，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s,University of London)历史教授扬・普兰珀(Jan Plamper)说，“就像是把特朗普画成了华盛顿的样子。”
习近平的政治口号铺满了整个头版，他的演讲占满了晚间新闻。他的声音穿过巨大的电视，充斥着繁忙的购物中心；他的形象挂在人们的家中、餐馆里、出租车内，还时常和毛泽东像摆在一起。
纽约时报在报道最后写道，“作为革命者的儿子，习近平充分利用了共产党的历史事迹来唤醒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回忆。在这个许多中国人只看重物质财富的时候，习近平通过把自己塑造成共产主义理想的标志，尝试着把共产党和党的价值观重新放回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随着习近平进入无限连任周期，相信针对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也会进一步升级，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习近平第三个执政周期开启的2023年10月，一本以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为主题的新书《崇祯：勤政的亡国君》遭到下架，特别是封面上那句，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被简中网友认为这是“隐射了当今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陷入个人崇拜泥沼的习近平，会否像崇祯皇帝一样，一步步将自己逼入绝境？想必，多数人的答案会是肯定的。
第六条，任人唯亲，以反腐之名清洗政治对手，把集体领导搞成了一言堂。
“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句如今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颂圣口号出自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2016年10月10日，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刊登其署名文章《做讲政治的知行合一者》，李鸿忠把习近平的讲话“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引申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成为中共高层颂圣的最下贱最无耻最不要脸话语。
将颂圣提振至最高境界的李鸿忠，即便后来没有如愿进入政治局常委，但跻身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就是颂圣成果的最佳体现。当然，李鸿忠作为新时代的颂圣领军人物确实水准很高，只是，左右摇摆的政治立场，再加上并非习近平嫡系，遇到蔡奇这样的“之江新军”就只能靠边站了。
说起蔡奇，早年的任职履历跟习近平高度重合，从1983年到1999年，蔡奇曾经在福建省委与三明市工作长达16年，官至三明市长。在这段时间内，习近平也曾经在福建省工作。而后，蔡奇与龙岩市长黄坤明一起被调往浙江省任职，习近平也在2002年1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蔡奇先后主政衢州、台州两座城市，是习近平的下属。
在2007年3月习近平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后不久，蔡奇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市长。2014年3月，习近平执政刚满一年，就把蔡奇上调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任职，并在2017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因为蔡奇长期在福建、浙江与习近平有共事经历，所以被认为是其嫡系之江新军的重要成员。
成为中共建政以来的首位非中央委员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还不是蔡奇升迁历程的最神奇之处，更为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0月25日，61岁的蔡奇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时，既不是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直接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双非”身份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的晋升速度在中国政坛非常罕见，有据可查的个例似乎只有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的谭绍文（1989年至1992年）及升格直辖的首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1997年6月至9月）做到了。
2022年10月23日，66岁的蔡奇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排名第五的常委、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进入最高领导层，成为自贾庆林之后20年来首个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北京市委书记，分管习近平最为看重的党建、组织、文宣、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工作。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除了蔡奇这种横跨之江新军和闽江新军（蔡奇籍贯福建尤溪，在福建、浙江都与习近平共事）的旧部如愿跟随主子习近平开启第三执政周期外，之江新军的李强更是揽获了政府首脑要职，并在当选之后将国务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机关矮化为中共中央也就是习近平的办事机构。
总理是小弟担纲，入常的副总理干脆就直接安排了自己的“管家”，浦江新军也就是俗称的新上海帮的丁薛祥，好听点说，习近平这叫举贤不避亲，实际上就是任人唯亲。用评论员胡平的话说就是，“江派油尽灯枯，团派全军覆没，太子党颗粒无收，中共二十届政治局常委会简直就是习家班。”
这是因为，排名第七的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虽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没有直接工作交集，但因他曾担任习仲勋同乡、时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的秘书以及长期在陕甘地区工作等渊源，也被视为习近平的亲信。
说起来，李希靠拢习近平的手段那也一般人学不来，2007年，习近平储君地位确立后，时任陕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兼延安市委书记的李希，马上向习近平效忠邀宠，组织策划了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民于2007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先后四次给习近平写信，不仅每一次都能成功寄到习近平手上，每次还都能得到习近平的回信，为习近平塑造梁家河神话方面立下了奇功一件，深得习近平的宠信，一番努力之下，2011年5月李希被调到上海，出任上海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部长，成了习近平的亲信。
由于中共二十大是习近平破格连任的开始，其本人以绝对的权威性主导了人事布局，严格意义上来说，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全部24名委员都可视为习的派系。
鉴于习近平的亲信在中共二十大后完全占据中共权力核心，习近平本人已经建立了绝对权力。法国世界报社评认为，这种倒退不仅对中国很危险，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是一种危险。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分析认为二十大的权力格局颠覆性变化带有政变性质。
上位以来，习近平不断扶持亲信的同时，还以反腐之名，将政治对手派系人马清洗干净，邓小平之后中共形成的集体领导格局也在习近平手上被终结，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是，依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习近平要求包括常委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年向党中央和其本人书面述职，习近平不仅认真审阅述职报告，还会给每名委员亲自点评，工作干的到位与否，思想作风是否做到了绝对忠诚，全凭习近平一句话。
政治局委每年要向习近平述职本身就意味着习近平架空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也背离邓小平设计的防止权力高度集中的“集体领导”潜规则。
第七条，钳制言论，制造恐怖，让14亿人莫谈国事，让1亿党员不敢妄议。
“不使用网号、网证也可正常上网”，一个“也”似乎意味着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强势推出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遭遇公众抵制后开始有限妥协了。
不过，对于持这种看法的声音，我还是觉得过于乐观了，要知道，自从2015年12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之后，从此，中国人民的互联网防火墙就越筑越高，对公众言论的钳制就越来越恐怖，稍有不慎轻则封号约谈拘留，重则判刑，互联网上近乎到了“道路以目”的地步。
曾在北美访学，现已回到北京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针对习近平新时代即将推行的网号网证制度就曾直言不讳地批评称，此举是给每个网民安上的监视器，所有网上的痕迹（包括浏览痕迹）都可一网打尽打尽地轻易加以收集。
劳东燕直言，在网络实名制推行12年之后，超过十亿的网民都已经在各个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处留下认证所需的个人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网号与网证制度还有多少现实的意义？当初推行网络实名制，就是以保护普通公众的名义推出，保护的效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这意味着，《办法》的推行与网络实名制一样，真正的目的是管控人们在网络上的行为，所谓保护个人信息云云不过是虚晃一枪，至少不是主要的目的所在。
确实，如今已经全面掌控中国人上网络径的网信办就是习近平小组治国的重要成果之一，2014年2月，作为“小组治国”顶层设计之一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当时仅有四个中央领导小组由习近平直接坐镇，这意味着网络治理是习近平任上的优先事项。在同一年，国家网信办也重整架构，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网信办”）两块牌子、一个机构。国务院和党中央两个“网信办”党政合一，鲁炜的上司由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变成习近平，对互联网的掌控权力更进一步。2018年，中央网信领导小组制度化为中央网信委员会，也意味着其政治地位更上一级。
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后，网信办明确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而31个省份，以及市、县一级也逐渐成立网信办，作为办事机构设在各级党委下，一支由中央渗透到地方的互联网治理队伍由此建立。
2014年中央网信办成立后，接连发布“微信十条”、“账号十条”、“约谈十条”等文件，对互联网内容进行了事无巨细的审查。比如，网信办就“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多次约谈过网易、新浪、腾讯等互联网平台企业；认定“城市媳妇回乡过年不能上桌吃饭怒掀桌子”等消息为谣言并处罚了一批网站；规定网民如何取名（比如不能用“人民曰报”作为名称）；牵头工商局、卫计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调查“魏则西事件”；下架涉及暴力的APP；表态要整治饭圈“乱象”。政治敏感信息也在网信办的重点审查之列，2016年2月，网信办关闭了任志强的微博账号，此前他因为质疑“党媒姓党”而被官方媒体批驳“妄议中央”。
支撑网信办庞大审查工作量的，是同样庞大的官僚系统，除了在省、市成立中央网信办的分支部门，中央网信办的人力也日渐增加，除了“网络评论工作局”、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等部门，还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互联网舆情中心”等直属网信办的事业单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倒退到什么地步了？最近一个例子是，南京体育学院的一个老师，被人挖出两年前在微博上说“想念除中国大陆之外的任何地方”，说“印尼的星巴克杯子都比中国内地的好看”，说“喜欢日本”，就因为这个，他被学校以“发表不当言论”的名义停职了。
因言获罪门槛已经低到没有门槛的习近平新时代，在打击针对习近平本人的“不当言论”方面更是立下汗马功劳。2017年6月30日，湖南张家界网民敬迎军，在微信群“双溪桥96届同学群”发言称“释放刘xiao波，习包子还能安心访港？”被张家界市公安局永定分局公布认定为“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习包子”三个字有据可查的第一次被官方认定为就是习近平外号，侮辱习包子就是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敬迎军也因为一句习包子被“处以行政拘留七天”。
这还不算是最荒诞的，浙江海宁市司法局2019年3月20日下发通报文件称，浙江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竺修远虽然没有利用推特直接发布“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害信息”，但他对多条“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害信息”点了“喜欢”(点赞)，被认为触犯了“律师应该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从业的基本要求”的行为规范。
2021年1月29号的一份判决书显示，大连市民盛中华因为在推特上转发100多条“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推文，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刑10个月。
中国裁判文书网刊登一份法律文件显示，天津市南开区法院的判决书，指天津公民金寿魁因登录网易网站浏览新闻，“跟帖发布辱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于2019年9月28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2020年5月20日法院认定金寿魁“利用网络辱骂他人，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九个月。
2020年12月28日，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开庭审理因言获罪的张展“寻滋”案。法庭在草草听取公诉人对张展透过微博、微信和Youtube发表所谓“有问题的言论”的指控后，在既没有列举文章或文字，也没有播放视频的情况下，当庭判处以沉默抗议的张展有期徒刑4年，刑期至2024年5月14日。
据维权网报道，比较典型的“被寻滋”案有北京作家和编剧、网络写手“肥猪满圈老李”李贵宝，他因发文章被海淀法院判刑1年，2020年12月24日被收押。
另一起典型的“寻滋”案例是天津软件工程师周绍卿因在推特上发文点赞竟被判刑9个月。周绍卿因点赞和发推120余条，2020年3月13日被刑拘，8月17日批捕。周绍卿曾被诬陷为精神病人，但法院又称他有完全责任能力将他判刑9个月，刑期至12月11日。
河南许昌电气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文长安被指因2018年11月至2019年8月在推特大量转载并评论发布“污蔑、辱骂国家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及攻击中国政治体制”等推文1500余条，2020年8月4日被逮捕，10月14日被判刑一年，罪名是“寻衅滋事”。
45岁的湖北荆门人权活动人士刘艳丽2020年4月24日被以“寻衅滋事”判刑4年。判决书称，刘艳丽的网上言论攻击、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损政府形象。刘艳丽的亲属和辩护律师表示，案件涉及的都是网上发表或转发的言论，纯属应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不构成犯罪。
一些人即使身在国外，因发布被当局认为“有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也会被威胁、骚扰、判刑，甚至累及国内的家人。
一名20岁名叫罗岱青(译音)(Luo Daiqing)的留学生因2018到2019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就读期间发推讽刺中国领导人，“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影响”，去年7月放假返回武汉后被捕，11月被“寻滋”判刑6个月。
除了这些被抓的普通人，前文提及的任志强因为发布“讨习檄文”，讽刺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被重判18年。劳东燕的清华同事许章润，因发表文章《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等批评习近平文章，2020年7月6日，他被警方以嫖娼为由从北京寓所带走，7月15日，清华大学以许章润嫖娼受到公安行政处罚以及2018年7月起多次发表文章违反“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有关规定为由，将许章润开除。8月19日收到清华大学之《失业人员告知书》，正式被校方解雇。
加强钳制14亿人言论的同时，在习近平治下，“妄议中央”也成为1亿党员不可触碰的红线。按照中共叙事，妄议中央，是指党员干部不按照正确程序和渠道，对党的方针政策妄加议论和批评。有的人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甚至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大放厥词、肆无忌惮，是不正确、不合规、不负责的行为，容易导致党内纪律松弛、人心涣散，阻碍政令畅通，久而久之还会严重毒化政治生态，妨碍干扰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明眼人都清楚，所谓的“中央”，其实就是“习近平”，妄议中央就是妄议习近平。可以预见，网证网号实行之后，中国人的言论空间会进一步萎缩，宪法35条继续成为摆设。
第八条，隐瞒疫情真相，导致新冠全球蔓延，中国人遭受三年封控。
在中共的历史叙事中，建政前、建政后，文革前、文革后，改开前、改开后，是已经形成历史定论的划代节点，到了习近平新时代，无论是中共的官方叙事还是民间的日常闲谈中，又悄然增添了“疫情前、疫情后”的新节点。凭此一点，就能看出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三年防疫革命运动”对中国人的戕害之深。
其实，关于隐瞒疫情真相导致新冠全球蔓延这条习近平重大罪状，原本不需要我在这里继续赘述，疫情初期任志强写下的《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一文，已经将这个事情阐述明白了。
在这篇导致任志强被重判18年的文章中，任志强写道，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不止任志强，之前我也曾经多次说过，三年疫情期间是我评论写作的最高峰，也是我被网信办删帖封号约谈，被民警骚扰问询，到最终一纸指令将我在微博、今日头条、百度、网易、搜狐、知乎、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几乎所有中国互联网开放平台彻底封杀的重要原因。
确实，限于中共言论审核和管制，我在所有评论中都没有直接写过一次“习近平”三个字，但每一篇评论落笔的批评对象从来没有第二个人，中国三年封控防疫制造的人为悲剧，责任人有也且只能是一个人，那就是习近平本人。
纽约时报“新新世界”专栏作家袁莉在《“清零”三年：中国人的集体创伤和一个永不会道歉的政府》写道，自从全国各地罕见地爆发了抗议活动、政府于上周突然放弃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以来，许多中国老百姓已接受了新生活。他们一直渴望重新获得一些基本权利，尽管这意味着新冠病毒目前正在迅速传播。
但在宽慰之下是一种集体的、难以治愈的深深创伤。被悲伤、焦虑和抑郁笼罩着的人民想对国家出了什么问题算一个总帐。一些人现在甚至近乎异想天开地认为，政府应该承认严厉的清零政策是个严重的错误，并应该为政策造成的伤害道歉。
习近平主导的“清零运动”到底导致了多少生命悲剧，在我的记忆中早就变得模糊。被征用为2019冠状病毒病集中隔离点，事发时有集中隔离观察人员58人的泉州欣佳酒店，2020年3月7日倒塌事故，共造成29人死亡，42人受伤；2022年9月18日凌晨2时40分，政府强制转运贵阳市涉疫人员隔离的车辆在贵州省黔南州三荔高速（贵阳往荔波方向）发生侧翻事故，造成27人身亡，20人受伤；2022年11月24日19时49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吉祥苑小区发生火灾，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
网络上的中国民众认为，2019冠状病毒病封控措施阻碍了救援，居民无法逃生。此火灾在中国大陆引发争议，并成为白纸运动的导火索，最终推动了官方在12月7日发布新十条终结清零政策。
时至今日，中国人走出疫情阴霾不过一年半时间，除了留下一句“疫情前”，仿若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第九条，楼市烂尾，股市烂尾，金融烂尾，以合法手段攫取百姓财富，让全民走向共同贫穷。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发表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主题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在最高领袖亲自为楼市指明方向之后，面对2017年初中国大陆楼市北京、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厦门房价出现15%以上的增长，住建部部长陈政高也在2017年2月23日重申了领袖厘定的“房住不炒”论调，三月份开始全国40多个市、县、区出台了“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此后几年中，“房住不炒”分别在2018年、2020年、2021年三次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政府也开始采取强力手段打击房地产相关的信贷扩张，控制房价上涨和金融风险，抑制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削减地方土地财政依赖，并在2020年进一步提出了三条红线的房企债务限制。
但随着三条红线政策的提出，以及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对于中国大陆经济带来的冲击，部分房地产企业财务困难，大陆房地产市场热度开始降温，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面临压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销售、开工等数据均较2022年同比下滑[6]，中国大陆居民对房地产持续已经有所扭转。在此背景下，2023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未再提出“房住不炒”，对房地产的表述更改为“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被视为“房住不炒”政策的重大转变。
伴随着习近平政策方向的重大转向，包括恒大在内的一大批房地产企业应声而倒，全国多地烂尾楼业主天天上街抗议，眼看一场可能掀起燎原之势的“烂尾楼革命星火”就会席卷全国，不少地方的房产价格出现三分之一甚至腰斩局面，不少人高位贷款购买的房产，甚至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却唯独不见领袖为此负责。
有人说，凡是习近平指明方向的行业注定烂尾，果不其然，中国股市和金融市场形同扶不上墙的烂泥，成为依托政策合法收割韭菜的大规模诈骗集团，河南信用社的储户甚至因为要拿回属于自己的存款在疫情期间被集体赋红码，因为屡次讨要存款被暴力维稳，放眼全球，这种风景独属中国。
经济下行压力下，青年失业率不再公布，经济数据以统计手法欺骗民众，重要指标变更统计口径或者索性不再公开，曾经意气风发指明方向的伟大领袖，到了此刻，俨然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进土里，加装看不见。
时下的中国，完全可以用民不聊生来形容，失业率高企，投资股市和房产的积蓄又在不断贬值，集结了六个荷包的财富被中共依法攫取，在习近平共同富裕的忽悠下，实则全民正在走向共同贫穷。
经济俨然已经如此沉沦，比可能在未来很多年维持这一“新常态”，但习近平本人却依旧痴迷“封桥经验”，2020年4月下旬，中国面临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后，严峻的经济衰退威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赴陕西考察时，再度强调“枫桥经验”，习近平指出：“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023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下团组到人大江苏代表团发表讲话，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治下，所谓的“枫桥经验”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是中国一场新的社会悲剧的开端。
2022年10月13日，处在疫情阴霾下静待中共二十大开启习近平帝王之路的北京四通桥上，勇士彭立发喊出口号“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谎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公开反对习近平，称其为“独裁国贼”，鼓动全国人民“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之后的白纸运动延续了彭立发的主张，但无奈在中共高压之下多名参与者被抓，或关进监狱，或流亡海外，反抗中公和倒习运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是一年无法完成的事情，但我们不应该放弃信心，利用舆论声浪揭穿中共欺骗本性，唤醒中共统治的基本盘，是瓦解中共的必经之路，此篇“九评”，亦为“倒习檄文”，与全球同道共勉。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