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后，“由治及兴”久久未见出场。图为西九龙裁判法院外巡逻的警员。（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6月30日讯】“七一”快到，转眼间北京颁布《港区国安法》接近四年，李家超上任特首也快两年，香港早已进入“新常态”，奈何说好的“由治及兴”久久未见出场，不仅代表政府的美丽诺言流为空话，以国安执法重拾香港繁荣的论述，也同样不攻自破。
北京的治港方针，主要是利用香港国际都会的经济价值，辅助大陆的发展，实现“强国梦”。过去，它可以容忍香港保持九七前的自由权利，并按《基本法》逐步推进代议政制，其实是历史的妥协而已，以示信守写在《中英联合声明》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承诺。
不过，2017年，中国外交部郑重宣布这份联合声明已成历史文件，再无现实意义，代表北京可按政治需要制定对港政策。两年后，反修例运动的出现，北京认定是改变现状的时机。北京视之为“颜色革命”、“黑暴”等，遂采取行动，绕过香港立法机关，由全国人大直接颁布《香港国安法》，及后更改变行政长官、立法会、区议会的选举制度，美其名为“完善选举制度”，其实是要结束九七以来行之有效的自由、法治和民主体制。
这些断然措施，显示北京两个想法。一是认定“黑暴”实源自香港的自由民主，因此需要以《国安法》斩草除根，消除民间的言论及政治抗争空间，令反抗运动失去发展的土壤。二是北京认为香港可作纯粹的经济城市，因为繁荣的关键在于国安高度戒备之下，政权免受挑战，社会才有稳定环境，经济才有发展可言，反而香港人一直享有的自由及有限的民主权利，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国安法实施后 经济萧条现象纷呈
眼下的香港，反对势力近乎清零，“爱国”人士占去所有议席的立法会并无异议声音，主流传媒支持政府者居多，示威抗议活动绝迹于社会，政府施政早已畅通无阻，理应是证明上述第二点想法的最好时机，遗憾是现实并没有按剧本发展下去。
相反，香港近年私人投资及消费均不振，股市楼市呆滞，而贸易去年更大幅滑落（16%左右），今年才见回升，但远不足以成为带领香港走出阴霾的动力。相反，现时萧条现象纷陈，除了闹市吉铺多，负资产住宅按揭由2023年底大约二万五千宗（25,163宗），增加至2024年三月底大概三万二千宗（32,073宗），升幅约27.5%。
同时个人破产及公司清盘数字都走向历史新高，前者上月达到871宗，按年增加35%，后者则有61宗，按年增加85%。再看公司遣散员工亦有上升趋势，导致今年首季有接近一万三千人，以抵销长期服务金及遣散费为由申请提取强积金，比上季增加约14%。尚幸过去几年20万以上香港人移民外地，造成劳工短缺，失业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社会才不至于动荡。但若说取消言论及政治自由可以换取经济繁荣，未免乖离事实。
香港失去独特优势 经济只能融入倚赖中国
往深一层看，政府所谓取消政治，专心发展经济，只是选取特定的政治取向，不容争议，并非撇除政治的影响。如今局势稳定，当局大可转移国安策略，把焦点放到威吓或使用武力的案件，无需要犹如四面受敌，保持高度戒备，声言对付看不到的“间谍”活动，也不放过无法说清的“软对抗”。可见，当局放不下国安大权，结果不仅公民权利无法恢复，在事事加强审查下（如电影、出版、艺术展览），也难望全力搞经济。
更何况，现行国安执法的打击重点是“外国势力”，当然又以一再制裁中港官员的美国为首。另一方面，民主国家阵营基于价值及制度差异，也眼见香港自由的剥落，自然对《国安法》疑虑重重，加上近年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特区执法态度一切如故的话，互相猜疑必定继续加强，再随着中港两地制度差距拉近，香港亦失去接通中西双方的独特角色，将无法与西方重重修旧好。
香港只剩下对大陆经济的倚赖，只有依中央分派的角色融入其中。不过，今次的机遇与二十年前大有不同，正如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Stephen Roach) 指出，中国面临人口下降、债务危机、通缩问题三大困扰，经济前景极不明朗，香港相信也难以独善其身。更甚者，当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保，还要面对大陆其他一线城市的激烈竞争，单是消费者市场，香港当局也显得束手无策。
以《国安法》消灭了反对派政治的香港，却招来国际地缘政治、大陆地域政治、香港国安政治同时影响经济，过去的香港确实一去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