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战狼外交的代表性人物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图片来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6月28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路克编译）《外交政策》报道，五年前的2019年，中国的外交官不再那么“外交”。一些高调的大使和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现称X）、新闻发布会上以及幕后会议中开始发表尖刻、讽刺和负面的言论。与此前中国外交官谨慎的言辞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变化令国内外观察者给中国的使者们冠上了一个生动的新称号：“战狼”。
战狼外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公开对抗，往往使用情感化的语言来化解外国批评。例如，2019年7月，中国的一位高级外交官在巴基斯坦与一位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在推特上互相指责。同年11月，中国驻瑞典大使引起了媒体关注，他说：“我们用美酒招待朋友，但用猎枪对付敌人。”在2021年3月的阿拉斯加外交会谈中，中国高级外交官杨洁篪公开警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要“抹黑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批评美国代表团制造了“充满火药味”的敌对氛围。
然而，战狼外交的顶峰已经过去。在过去三年里，中国的外交官逐渐回归更传统的方式。可能是在习近平主席的指示下，他们降低了公开言论的调门，专注于改善与美国、西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外交部相关的社交媒体账户仍然活跃，但其信息变得不那么尖锐和对立。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也变得更为平和。那些在2019年和2020年因言论而引起国际关注的外交官有的已退休或调任他职。
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将战狼外交的兴起归因于中国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习近平的个人领导风格。但比任何国内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一年左右，中国领导人应对的是外国批评的急剧增加，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国共产党（CCP）统治的威胁。随着外国批评的减弱，中国的外交态度也随之软化。
展望未来，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认真考虑其公开评论的影响。如果北京再次认为自己受到围攻，战狼外交可能会卷土重来，损害中美之间建设性对话的前景。
战狼的崛起
中国的外交官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并无根本区别。中国的外交部执行着与其他国家相同的职能，传递信息给外国对手并报告国外动态。中国的使者并不是唯一需要与敌对国家打交道、发出威胁并向外国批评者解释本国行动的人。然而，通常情况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即使在传递最不愉快的消息时，也会使用精心校准和明确传达政治领导人意图的语言。
周恩来，作为中国的首任总理和外交部长，主导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多项举措，培养了一支庞大且训练有素的外交使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剧变之后，外交部变得更加专业化。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高级外交官都拥有大学学位。他们常规起草白皮书，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与外国对手交往。正如政治学家Taylor Fravel和Evan Medeiros在2003年《外交事务》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使者在传达国家目标方面变得“更加复杂”。
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特别是在习近平于2012年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外交使团变得更加自信。然而，中国外交实践真正的转折点——后来被称为战狼主义——出现在2010年代后期。据Yaoyao Dai和Luwei Rose Luqiu的分析，2017年至2020年间，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的敌对回应比例几乎翻倍。特别是Weifang Xu的研究表明，外交官在新闻发布会上以负面术语描述外国的频率在2019年显著增加。从2018年到2019年，中国外交官开设了100多个新的推特账户。尽管这些账户发布的大部分内容平淡无奇，但许多中国外交官利用这些平台与外国批评者争论。
“战狼”一词在中国外交转变的时期已经在流行文化中广为人知。2017年，热门动作片系列《战狼2》上映。该系列影片讲述了一个虚构的特种部队执行非常规任务，捍卫中国利益的故事。两部影片的标语——“虽远必诛”——似乎很符合北京对外批评的外交运动。到2020年，国内外观众开始称中国的现实外交官为“战狼”。
非外交的外交
尽管战狼外交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向更自信的大国战略转型过程中出现，但这个术语指的是一个狭窄的现象。首先，它描述了一种沟通风格。与通常充满外交辞令的世界相比，战狼使用的是一种负面且更重要的是情感化的语调。在专业圈子和公共交流中，他们故意选择生动的措辞，并避免客套。
战狼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立。中国外交官将外国官员描述为虚伪、不道德或不理性的，与之相对的是中国领导人的一致性、道德正直和常识。2021年6月，中国驻法国大使表示，他“荣幸”被称为战狼，并评论说这些外交官只是在保护中国免受“疯狗”——即国外的批评者的攻击。
中国使者的情感化言论的含义往往因人而异。外国观众普遍认为这种新的外交风格不礼貌且不知节制。例如，美国的学者和外交政策评论员形容中国的战狼为“充满激情”、“狂热”、“激进”、“对抗性”和“咄咄逼人”。然而，根据中国外交官自己的说法，他们的言论是对周围敌意的防御性反应。2020年5月，中国外长表示，国家的代表只是纠正了针对中国的“恶意诽谤”和“无端抹黑”。另一位中国外交官评论说，“需要打战狼战”的原因是“这个世界上有狼”。
国外的起源
无论是民族主义的高涨还是平息，无论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领导，中国政治中有一条趋势突出：CCP对质疑其统治权利的批评过敏。这种批评很少在北京的权力大厅引发辩论。相反，它促使中国领导人关闭对话，攻击批评者。因此，当国际对中国的批评在2010年代后期增加时，中国政府通过动员其外交官来回应。
在此期间，中国因其在新疆的再教育营和香港的镇压抗议活动而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谴责。随着特朗普总统任内美中关系恶化，美国官员对北京的批评也越来越多。批评并非从特朗普任期开始时就缺席；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列为修正主义力量。但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谴责在2018年10月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谴责中国“干涉美国民主”后加剧。
新冠疫情加剧了国际批评的高潮。尽管一些谴责可以被视为对病毒源自中国的排外反应，但外国领导人和媒体的反应也质疑中国国内体制的合法性。他们问道，为什么中国政府在遏制病毒方面行动迟缓？习近平是否无法从官僚系统中获取优质信息？中国科学家是否被沉默了？地方当局是否无视中央政府的规则和规定？在整个疫情期间，西方评论家一直在讨论中国的自上而下体制是否比民主模式更好或更差，从而质疑中国在生产有效疫苗和阻止疾病传播方面的能力。
对北京决策的批评可能有很多是合理的。然而，关键点不在于批评的合理性，而在于其时机：国际谴责最强烈的时期正好与中国战狼外交的高峰相吻合。
中国使者明确指出了外国谴责与其外交策略之间的联系。2019年底，作为典型战狼的赵立坚——当时在北京的外交部任职——告诉BuzzFeed，面对美国官员对中国的“诽谤”和“抹黑”，中国外交官“该告诉世界真相”了。2020年12月，另一位外交部发言人评论说：“美国一直在打压我们，攻击我们，诽谤我们，我们不得不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北京的对外批评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最初几个月达到顶峰，西方的谴责甚至更加恶化。例如，法国官员声称中国发布的关于新冠大流行的虚假信息比俄罗斯还要多。美国官员则指责北京传播关于病毒起源的阴谋论。2020年3月，在特朗普总统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后不久，赵立坚推测病毒可能是由美国军人带到武汉的。同年6月，CCP官方报纸《环球时报》的前主编描述了这种对抗性外交的广泛基础，他评论道：“我认为中国政府、媒体和普通中国人都有动机和情感冲动来反击这些言论。”
随着外国对中国的批评减弱，战狼外交也随之消退。尽管西方对中国在新冠疫情早期的反应、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对香港的政治镇压、对新疆穆斯林的虐待以及对南海的领土主张持续提出质疑，但这些话题已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淡出。到2021年，特朗普已经卸任，阿拉斯加事件后不久，华盛顿的政策讨论回归了双方更为熟悉的主题，如关税、贸易和出口管制。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或其精英的合法性，而是具体的政策和政策结果。
对这段时间中国外交言论的分析表明，当战狼的语气软化时，外国批评也在减少。2021年初至2022年中期，中国外交部对外交对手的敌意有所减少。2022年初，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官之一的谢锋不再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赵立坚也在2022年年底从新闻发言人岗位调离。
战狼不会永远消失
中国战狼的逐渐消退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外交风格已经永久改变。相反，当国家感到受到国际攻击时，它可能再次向其使者们发出对抗性指示。许多学者和评论员将战狼外交视为习近平政府的民族主义煽动策略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石之一，中国领导人定期动员民族主义情绪以巩固CCP的控制权。
但这种说法误导了人们对北京政策变化根源的理解。虽然中国外交官可能迎合国内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他们主要是执行其上级的命令。党指示他们采用更情绪化的沟通风格，而他们也迅速适应了新的标准。在很短的时间内，外交使团就转向了更加对抗的策略。
CCP的一致性和纪律性表明，战狼风格的回归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国际批评保持在中等水平，北京就没有理由再次指示外交官激烈回击。然而，党对外国谴责其统治权利和政治制度的敏感性表明，如果中国再次感到受到威胁，外交言辞将再次激烈起来。中国的一位高级外交官在2019年评论道，“如果敌人变得更加凶猛和疯狂，我们就必须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