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权力底座已坍塌 县域财政与经济危机(图)
中共权力金字塔已坍塌，中国经济也堪忧。（图片来源：Adobe stock）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4月2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李正鑫综合报导）中国财政部公开2024年中央财政预算，今年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预算数为4462亿元，比同比增长8.6%。县域财政与经济危机已经爆发，中共权力金字塔已坍塌，中国经济也堪忧。
中央财政出资保障县级基本财力
综合中国大陆媒体4月2日报道，近些年受经济下滑以及疫情等因素影响，基层政府财政空前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财政对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规模逐年攀升。
根据官媒中国人大网披露的信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主要内容是：中央财政每年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制定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范围和保障标准。保障范围包括国家制定的工资政策、民生政策，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地方津贴补贴等。其中，前两项的保障标准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后两项的保障标准依据各地区财力状况分省核定。在此基础上，测算确定全国各县的基本财力保障需求，并与各县的同口径财政支出相比较，核定支出缺口。
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开的2024年中央财政预算，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10万多亿元（人民币，下同）中，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预算数为4462亿元，比2023年执行数增长8.6%，这一增速明显高于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平均增速（4.1%），再加上今年用于增强地方财力保障能力的约2.6万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保持较快增长，支持基层做好“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工作。
中国经济连年下滑，在2018年7月30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和稳预期。
2020年4月17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而在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六稳”和“六保”变成了“三稳”和“三保”：“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推动财力下沉，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根据中国财政部2023年底修订的《中央财政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管理办法》（下称《办法》）相关规定，一般来说，财政困难的县级财政“三保”等必要支出需求越大，获得中央财政资金规模就越大。
根据财政部的《办法》，这笔资金考量的一大核心因素是对县级“三保”等必要支出需求，结合按财政困难程度、“三保”支出占财力比重、人口等测算的综合系数予以补助。
根据中国官方披露的31个省份财政困难系数，广西、贵州、云南、河南、湖南、四川、河北困难系数相近，排名相对靠前。而山东、河南、四川、河北、湖南、广西、云南人口规模相对靠前。
县域经济风险与危机
县域经济，是指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一种行政区划型经济，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接口桥梁，是典型的区域经济、特色经济、个性经济、差异经济。
县域是中国资源禀赋最丰富的区域，占据国土总面积的90%，布局中国84%的世界自然遗产、77%的国家风景名胜区、68%的国家森林公园、52%的人口和38%的地区生产总值。
据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蔡之兵分析，空间规模、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不匹配现象，既说明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不经济”，也启示中国未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重点应立足于破解“县域不经济”难题。
首先，对大城市的影响是让人“想留，留不下”。很多流入大城市的人口，其实很难真正留在当地。这是因为县城的人口吸引力不足，大量劳动力只能集体涌向大城市，而大城市过度集聚的结果就是生活成本的急速上涨，这直接导致很多人“想留，留不下”。
其次，对县城的影响是让人“想回，回不去”。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城、乡镇等五级城镇中，农民工在县城的购房意愿最高，占比高达（约）44%。不过，即便如此，由于“县域不经济”难题的存在，县城所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公共产品质量，难以满足年轻人的需要，也使得很多人“想回，回不去”。
央地斗红了眼 中共权力底座已坍塌
海外智库“天钧政经”的研究员任重道此前撰文《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一个草台班子在唱大戏》指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权在握、其亲信全面上位组成新一届领导班子，面对内外交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一起考量对策。但是，这个拼凑起来的水平不高的草台班子，没有特别专业的能力，都是把“政治觉悟”放在第一位而混日子。
“大部分税都交上去了，我不去卖地我干嘛？！”，在2013年8月3日召开的“2013年崇礼中国城市发展夏季论坛”上，与会嘉宾贵州省龙里县县长罗俊说，“房地产市场不行了，不准卖地了，我可能就不干实体经济了，那就干多少算多少，最好不当这县长。”
文章认为，这位县长当时说出了大部分基层官员的心声，也证明了过去这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习近平在过去的十年不断集权的过程中，采取了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策略。当前中国企业税费负担很重，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税负超过40%，而这些资金都是中共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争抢的对象。在中央政府将财权上收后，诸多的事务交给地方政府来做。在这一点上，地方官员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和民间的抱怨，被双面“烘烤”。并且，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地方政府，用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方式，施舍资金给地方。哪里表现的乖一些，资金就多给点儿。
基层政权生存方式 体现“政治承包制”色彩
中国基层政府因办公经费不足，长期依靠向上级政府官员要项目，以维持政权生存。中国学者田先红在新书《韧性：县乡政府如何运行》中披露基层政府官员长期依靠“兄弟感情”，向上级争取营利项目，体现出中国政治和文化特有的“政治承包制”色彩。
该书写道，获取的资金，除了用于完成上级部门规定的工作任务外，剩余的部分可以归基层自主支配。有的资金甚至可以完全由基层自主支配，这为基层行为提供了强激励。“（书记）第一责任是党建，第二责任是抓经济。社区有钱就发，没钱上面不管。”
重庆政治学者张庆黎4月2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上述现象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施的一系列以经济为主的改革措施开始，延续至今。“由于政府的权力不受民间监督，所以权力的本性会让他倾向于成为一个汲取型的政府。基层政权需要各种各样的花费，但也承担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任务。当办公经费不足时，就向各企业摊派。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就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江苏扬州居民李先生表示，当经济环境越差，乡镇干部和村官就越想方设法搞钱：“这已经是常态化了，因为我们都在乡村，我们都知道的，比如基层干部都是靠搞项目赚钱。他们不仅是拉拢上级争取项目赚钱，他们在下面比方说要搞村建（乡村建设），去找在外面混得好的有点能力的人，向他们‘化缘’，争取他们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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