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会议》的“是”是什么?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3月28日讯】2024年春寒料峭的3月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由中国民主运动的标志人物魏京生、王丹、王军涛等领衔举行一场有关中国前途的《国是会议》。出席《国是会议》的还有:黄慈萍、陈立群、金岩、李恒青、廖大文、谢田、冯崇义、郑旭光、遇罗文、陈维明、曾建元、黄子茵、高光俊、于大海、胡平、姚诚、秦新民、潘永忠、廖天琪、陈奎德、张艾枚、北明、郑义。

他们都是中国民主事业的推手。他们中有政治宿秀,政治学者和政治健将。他们已经创造了历史。现在,他们举办了这次《国是会议》,还制定了《十点政治宣言》。他们正在创造历史。3月4日,《国是会议》假美国国会山庄一间会议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国是会议》召开的消息并公布《十点政治宣言》。

值得一提,加拉格尔众议员出面协助租借该会议厅襄成盛举。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Michael Gallagher)是《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主席。有许多关心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议员莅临致辞,表达祝愿。

《国是会议》而非《国事会议》,缘何?抽出其中“国是”与“国事”来比较。中国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有说:“国是”者,国家大计;“国事”者,国家大事。有兴趣者可查阅古籍,知其出处。南朝范晔的《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

笔者以为,这里的“是”属于是是非非的“是”。这次《国是会议》就是提出建设中国民主社会的愿景和如何行的讨论。在过程中,众说纷纭,与会者共同发挥政治智慧,求取政治最大公约数,这是一次政治斡旋的典型示范。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奔走四海,呼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然而,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五族共和”的共和国立场。从民族解放的诉求提升到民族共处的共和局面。回顾这次《国是会议》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推翻中共暴政,重建共和”,对比二十几年前的《08宪章》精神,这次《国是会议》在精神层面上有提升。民主事业的发展,必须继往开来,秉承宗旨,适应当时。

这次《国事会议》的“是”是什么呢?简言之,应该是:宣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宣言中表述了这种宣示,但是不够充分展开。这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人类福祉。推翻中共暴政,重建共和,无非是建立政权保障公正的社会资源分配和公正的回报。所谓人权,所谓独立人格,莫不是在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准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如何实现?!方法论至关重要。民主社会是实现人类福祉的环境,民主是手段,推动社会建立实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权体制。民主是建设性的手段,强调程序公正,保障目的之公义性。

革命则是具有破坏性的手段,不讲究程序公正,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以逞一就。说得难听点,如同先强奸再结婚,将生米做成熟饭再说。

几百年来,社会民主转型,讲英国大宪章运动,讲日本明治维新,讲南非种族和解,讲俄罗斯前苏维埃政权垮台,讲台湾威权转型,其中追求政治最大公约数的斡旋发挥了关键作用。革命行动弄不好,就转味变成恐怖主义运动。共和不是革命的胜利,共和是民主的造就。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描写阿Q发梦革命去,可以摸尼姑的头,可以扯吴妈的衣衫;可是却挨了假洋鬼子的文明棍。可惜了,鲁迅先生可就没有写阿Q如何发梦搞民主。

保障国家在共和体制内正常运作,美国的建国先贤们设计了三权鼎立的权力结构,明确地讲,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等三权鼎立,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制衡是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制衡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相互监督的体系,从而防止任何团体积累过多权力。不同的政权结构成份,如国会,国务院和法庭,它们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制衡攻防确保每个政权成份都能有效运作,而不可能支配其他两个政权成份,更不可能独立与其他两个权力成份之外。因此从何谈起司法独立呢?总之,三权鼎立制衡可以防止滥用权力、促进合作并维护民主制度的完整性。

共和体制确立,民主社会形成,社会呈现大团结的祥和局面。当年的南非共和国是一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位黑人民选总统后,全国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搞清算报复运动,避免了社会撕裂的局面。台湾实行总统普选,事后,建立《228事件》的善后机制,弥合社会与政府的对立局面。东西德国合拼以后,关于柏林墙东德士兵射杀东柏林居民越墙投奔民主的事件,有这样一句名言: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法官提出道德审判,避免了循环报复的社会危机。这是社会民主转型,建立共和体制,既绕不开也回避不了的题目。

中国在三十年的“经济改革”风浪中孕育了两支社会力量,民营企业家和农民工。用共产党的教科书来讲,那是资本经济社会中的两类人,资本家和产业工人。《十点政治宣言》没有关心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民主社会转型没有他们的参与,是民主运动的损失,也是目前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体量而对他们的亏欠。他们有相当大的贡献,甚至讲是牺牲,特别对于广大的农民工来讲。

走笔到此,感到心力有所不逮。终究年岁不让人,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长一岁,经历知青下乡,继而下煤井成为中国工人阶级老大哥;后来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转而在大学讲台授业。后半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定居,再入书院,修成法律人在法庭进行诉讼案例,还是三栖媒体人,写稿,在空气中发声显身。廉颇老矣。我可是力不从心了。

有朋友戏言,说我很像《繁花》里的上海爷叔。游本昌九十岁演爷叔。我比他年轻。在新闻看板上,我看到我的同龄人,如袁弓夷,如曹兴诚,如黎智英。面对他们,我要问自己: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国是会议》召开是为了推翻专制暴政,还是为了解放捆绑黄土地上的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封建文化桎梏呢?《国是会议》正敲响丧钟。丧钟为谁敲响?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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