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会议》的“是”是什么？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3月28日讯】2024年春寒料峭的3月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由中国民主运动的标志人物魏京生、王丹、王军涛等领衔举行一场有关中国前途的《国是会议》。出席《国是会议》的还有：黄慈萍、陈立群、金岩、李恒青、廖大文、谢田、冯崇义、郑旭光、遇罗文、陈维明、曾建元、黄子茵、高光俊、于大海、胡平、姚诚、秦新民、潘永忠、廖天琪、陈奎德、张艾枚、北明、郑义。
他们都是中国民主事业的推手。他们中有政治宿秀，政治学者和政治健将。他们已经创造了历史。现在，他们举办了这次《国是会议》，还制定了《十点政治宣言》。他们正在创造历史。3月4日，《国是会议》假美国国会山庄一间会议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国是会议》召开的消息并公布《十点政治宣言》。
值得一提，加拉格尔众议员出面协助租借该会议厅襄成盛举。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Michael Gallagher）是《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主席。有许多关心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议员莅临致辞，表达祝愿。
《国是会议》而非《国事会议》，缘何？抽出其中“国是”与“国事”来比较。中国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有说：“国是”者，国家大计；“国事”者，国家大事。有兴趣者可查阅古籍，知其出处。南朝范晔的《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
笔者以为，这里的“是”属于是是非非的“是”。这次《国是会议》就是提出建设中国民主社会的愿景和如何行的讨论。在过程中，众说纷纭，与会者共同发挥政治智慧，求取政治最大公约数，这是一次政治斡旋的典型示范。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奔走四海，呼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然而，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五族共和”的共和国立场。从民族解放的诉求提升到民族共处的共和局面。回顾这次《国是会议》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推翻中共暴政，重建共和”,对比二十几年前的《08宪章》精神，这次《国是会议》在精神层面上有提升。民主事业的发展，必须继往开来，秉承宗旨，适应当时。
这次《国事会议》的“是”是什么呢？简言之，应该是：宣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宣言中表述了这种宣示，但是不够充分展开。这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人类福祉。推翻中共暴政，重建共和，无非是建立政权保障公正的社会资源分配和公正的回报。所谓人权，所谓独立人格，莫不是在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准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如何实现？！方法论至关重要。民主社会是实现人类福祉的环境，民主是手段，推动社会建立实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权体制。民主是建设性的手段，强调程序公正，保障目的之公义性。
革命则是具有破坏性的手段，不讲究程序公正，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以逞一就。说得难听点，如同先强奸再结婚，将生米做成熟饭再说。
几百年来，社会民主转型，讲英国大宪章运动，讲日本明治维新，讲南非种族和解，讲俄罗斯前苏维埃政权垮台，讲台湾威权转型，其中追求政治最大公约数的斡旋发挥了关键作用。革命行动弄不好，就转味变成恐怖主义运动。共和不是革命的胜利，共和是民主的造就。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描写阿Q发梦革命去，可以摸尼姑的头，可以扯吴妈的衣衫；可是却挨了假洋鬼子的文明棍。可惜了，鲁迅先生可就没有写阿Q如何发梦搞民主。
保障国家在共和体制内正常运作，美国的建国先贤们设计了三权鼎立的权力结构，明确地讲，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等三权鼎立，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制衡是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制衡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相互监督的体系，从而防止任何团体积累过多权力。不同的政权结构成份，如国会，国务院和法庭，它们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制衡攻防确保每个政权成份都能有效运作，而不可能支配其他两个政权成份，更不可能独立与其他两个权力成份之外。因此从何谈起司法独立呢？总之，三权鼎立制衡可以防止滥用权力、促进合作并维护民主制度的完整性。
共和体制确立，民主社会形成，社会呈现大团结的祥和局面。当年的南非共和国是一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位黑人民选总统后，全国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搞清算报复运动，避免了社会撕裂的局面。台湾实行总统普选，事后，建立《228事件》的善后机制，弥合社会与政府的对立局面。东西德国合拼以后，关于柏林墙东德士兵射杀东柏林居民越墙投奔民主的事件，有这样一句名言：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法官提出道德审判，避免了循环报复的社会危机。这是社会民主转型，建立共和体制，既绕不开也回避不了的题目。
中国在三十年的“经济改革”风浪中孕育了两支社会力量，民营企业家和农民工。用共产党的教科书来讲，那是资本经济社会中的两类人，资本家和产业工人。《十点政治宣言》没有关心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民主社会转型没有他们的参与，是民主运动的损失，也是目前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体量而对他们的亏欠。他们有相当大的贡献，甚至讲是牺牲，特别对于广大的农民工来讲。
走笔到此，感到心力有所不逮。终究年岁不让人，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长一岁，经历知青下乡，继而下煤井成为中国工人阶级老大哥；后来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转而在大学讲台授业。后半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定居，再入书院，修成法律人在法庭进行诉讼案例，还是三栖媒体人，写稿，在空气中发声显身。廉颇老矣。我可是力不从心了。
有朋友戏言，说我很像《繁花》里的上海爷叔。游本昌九十岁演爷叔。我比他年轻。在新闻看板上，我看到我的同龄人，如袁弓夷，如曹兴诚，如黎智英。面对他们，我要问自己：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国是会议》召开是为了推翻专制暴政，还是为了解放捆绑黄土地上的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封建文化桎梏呢？《国是会议》正敲响丧钟。丧钟为谁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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