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请罪”的时候，在场的心里都想笑，但没人敢笑出来。我能记着“泡”的“请罪词”，绝非因为记忆能力尚可。（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内容：一.“打倒解放军”
看过诗人北岛一篇回忆文革的文章，标题《走进暴风雨》。文中提到1968年8月初，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入驻他当年就读的北京四中。某次军宣队组织召开批斗会，批斗对象是校长杨滨，杨滨的罪状之一是反对解放军。杨滨女性，陕北公学出身，据称认识叶群，可算得延安时期的老革命。文革中，当走资派越来越清晰地成为斗争主要目标的时候，杨滨自然在劫难逃。文革前杨滨手下的那些教师对她恭敬有加，此时人人必须忠于毛泽东。显然教师若拒绝批判杨滨，就成了对毛是否有忠心的大是大非问题。老资格的体育教师吴济民，曾是国家级篮球裁判，加之人高马大，人称“大吴”。批斗会上，大吴像其他教师一样，力求显示自己忠于毛的革命路线的态度，这也是在军宣队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要知道毛历来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而这“枪杆子”就在解放军手里，毛称解放军就是他的“长城”。
共军于1949年1月31日进入北平。（网络图片）
大吴指着杨滨先是声色俱厉地责问：“杨滨，你为什么反对解放军？”紧接着竟然鬼使神差地奋臂高呼：“打倒解放军！”刹那间全场愕然，大吴立即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祸，当场吓得面如土色，双腿不由自主地跪倒在毛的画像前，额上黄豆大的汗珠滚下，嘴里嗫嚅着：“我该死！我有罪！我罪该万死！我向毛主席请罪……”，同时不停地磕头，乞求饶恕自己的罪行。当时没人想到，这段偶然的插曲，给杨滨提供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大吴最终的结局如何？我不得而知。
文革中的红卫兵、红二代。（网络图片）
二.“你”？还是“我”？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为掩盖大饥荒的严重恶果，高调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此灾难深重的封闭社会又添一层阴影。各大小媒体与各类学校的课堂，在大谈阶级斗争的同时，前面还要加上一个修饰语“你死我活的”。到了文革，一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成了每个人表示自己紧跟毛的口头禅，甚至社会最底层的“黑五类”与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他们在忍受批斗、跪在毛泽东画像下请罪的时候，也不得不表现出自己对毛的忠诚，表示坚决听毛的话：“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
在一些中等学校，成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师，在接受红卫兵批斗时，嘴里不得不跟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话音刚落立即被红卫兵扇耳光，甚至拳打脚踢。教师们哭丧着脸，一边抱头哀求“我该死！我有罪！”，一边又表示不知错在哪里？红卫兵大声指出：从你们“牛鬼蛇神”的嘴里说出“你死我活”，就是咒骂我们共产党与无产阶级革命派该死，让你们这些乌龟王八、阶级敌人活下去。对于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来讲，只许说“我死你活”，不许说“你死我活”！
教师们唯唯诺诺，表示虚心接受革命小将的教育。其中也有人表演过火，当即鹦鹉学舌、抢先纠正：“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我死你活的’”，结果又让在场红卫兵义愤填膺、大动肝火，由此再次遭受红卫兵的一顿拳脚，因为伟大领袖从来没说过“阶级斗争是‘我死你活的’”。在红卫兵们看来，阶级斗争如果是“我死你活”的，毛主席什么还要号召我们大搞阶级斗争呢？当然也有“牛鬼蛇神”心里很明白，无论自己怎样认罪，无论怎样糟践、丑化自己，也终将在劫难逃。
文革中，类似“你”、“我”使用的困境非此一端。那年头，北京的中学红卫兵还编了一支“牛鬼蛇神歌”，也有红卫兵称“嚎歌”，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不久，这首人性屈辱的歌就流传全国。
要让教师们自己齐声唱起“牛鬼蛇神歌”，红卫兵就必须先教会他们。教唱的红卫兵先唱一句“我是牛鬼蛇神”，再让“牛鬼蛇神”们学一句。教唱的红卫兵为了达到更好的侮辱效果，进一步作解释：“‘我是牛鬼蛇神’中的‘我’，不是‘我’，而是‘你’！是‘你们’！‘你’是牛鬼蛇神，听明白了吗？”“牛鬼蛇神”们似乎明白了，于是教唱的人下令：“唱一遍给我听，谁乱唱就抽谁的耳光”。谁承想，胆战心惊的“牛鬼蛇神”们，张开嘴的第一句，就是：“你是牛鬼蛇神，你是人民的罪人……”。
这下把红卫兵气得抓狂，结果当然又是“牛鬼蛇神”们挨耳光、挨拳打脚踢。不过教师中也有人对声乐有兴趣，嗓音也不错。每当此时，他们中有人会放声高歌“我是牛鬼蛇神……”，似乎借此获得一展歌喉的机会。他们努力调整发音状态，忘了自己忍受的屈辱，努力把“牛鬼蛇神歌”唱出艺术的韵味，似乎也忘了自己就是“牛鬼蛇神”。
其实，真正的“牛鬼蛇神”究竟是谁？
1966年6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红卫兵，高中生和大学生挥舞着毛泽东主席的《红色小书》，在北京街头游行。（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三.自食其果的第一代“小红粉”
“小红粉”一词，忘了形成于何时，也有人称“小粉红”，其实含义相同。文革时，从一句叫得最响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直到大跳“忠”字舞，可以视作第一代“小红粉”，当然也是“毛粉”。第一代“小红粉”狂热到何种程度？那时除了每人手上一本毛的小红书外，人人还必须戴毛像章，看起来全民都是“小红粉”，其中当然也有出于自我保护，不得不学“小红粉”样子的清醒者。从最小的像章（相当于一角硬币大小）佩戴胸前开始，到后来像章的花样不断翻新。大的毛像章，大小与大饼差不多，第一代十足的“小红粉”戴在胸前还洋洋自得的那付傻样，至今回想依然令人忍俊不禁。
尤有甚者，一部分“小红粉”不是将像章后面的别针别在上衣胸前，而是忍痛将别针直接刺透皮肤，使像章得以挂在胸前的肉体上，以此表示对毛的忠心，而且绝非个案。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对于当年如此荒诞之举，当然知道绝非天方夜谭。记得在新疆文教系统，就有这样一位穿过皮肉戴毛像章的“小红粉”。某次早晨在向毛的头像“早请示”的时候，这个“小红粉”为表现自己对毛的“忠心”程度，极虔诚地祷告：“主席在，我在；主席死，我也死……”
这个“小红粉”做梦也没想到，如此“表忠”效果竟适得其反。在场的群体“小红粉”们先是心里一惊，很快就觉得“主席死”三字不对劲。什么？主席死？我们祝主席万寿无疆，你盼望“主席死”？片刻之间群情激愤，这个献“忠心”的“小红粉”在哄闹声中，当即被群体“小红粉”按倒在地，紧接着就是拳打脚踢、棍棒齐下。“小红粉”很快就被打得鼻青眼肿、满脸流血，然后又作为“恶毒咒骂伟大领袖”的罪犯，被扭送公安机关。不久在公、检、法出面召开的公审大会上，“小红粉”被判有期徒刑14年。事实上公审大会没有“审”，更没有“辩”，就是公判大会。
按推算，这个第一代“小红粉”的刑期，当在改革开放不久结束，不过后来的消息也就中断了。如果这个“小红粉”没有被折磨至死，14年的牢狱之灾受尽酷刑虐待，不知能否让他的头脑逐渐清醒。
文革时期在天安门前照像都得拿本毛语录放在胸口，否则会被人视为大不敬。（图片来源：免费图片 江浩先生提供）
四.“天上有个黑乌鸦”
文革中后期，我曾在中学当数学教师，那时一个流行的口号，是“复课闹革命”。虽然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但几年来青少年流散在社会上，整日的造反革命与“打、砸、抢”，有谁愿意安份守纪进课堂？所谓“乐不思蜀”自然不无道理，其实更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前车之鉴”的原因——当无数知识份子不得不齐刷刷跪下的时候，当“读书无用”的思潮正风行的时候，愿意进学校“复课”的学生能有几多？工宣队对学生有个绝妙主意，那就是请老工人给学生“忆苦思甜”。
“忆苦思甜”需要有即兴编讲故事的才能，就像四川那个到处宣讲“大地主刘文彩收租院”故事的女人一样。学校请来的老工人却是老实人，从苏州河边的国棉二厂退休，据说曾经与顾正红“并肩战斗”，顾正红是工人出身的“革命烈士”，又经媒体广泛宣传。这个老工人除了一句“我们敬爱的顾正红大哥光荣牺牲了”之外，就连顾正红“光辉事迹”的蛛丝马迹也没说出一句，至于旧社会“苦”更是不知所云。老人说了半天，只会不断重复一句话：“天上有个黑乌鸦”。
老人本来的意思，是想说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学生中不乏调皮滑头者，这一代人几乎是天天听着“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长大的。若是在其他场合，有人把“天下乌鸦一般黑”说成“天上有个黑乌鸦”，这些学生早就嘘声四起、哄堂大笑。然而，严肃的“忆苦思甜”当前，最蠢的学生也懂得必须收敛，因为这涉及到“阶级斗争”和“政治立场”。这一代学生打群架很勇敢，然而政治斗争的残酷程度，让他们隐约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
“天上有个黑乌鸦”的“忆苦思甜”，大概维持半小时不到，工宣队可能也觉得离期望目标有差距，走上讲台在老工人耳边说了两句，就把老人打发走了。这次“忆苦思甜”，也许让学生永久记住一句幽默的词组——“天上有个黑乌鸦”，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当政治气氛常令人提心吊胆的时候，学生Y“提意见” 我有些吃惊，但不能显得无辜的样子，心里恨不得骂一声“小混蛋！”（网络图片）
五.令人头皮发麻的“提意见”
同样是在中学当教师不久，一次我进教室准备讲课，靠中间第三排位置的学生Y，一反常态举起右手，意思是要求发言。Y个子不高，品行也差不到哪里去，仅略显自由散漫。他一本正经的举手，让我有点意外。于是问：“什么事？”Y说：“老师，我向你提个意见”。当政治气氛常令人提心吊胆的时候，“提意见”一说听起来就有点肃穆，全班顿时一片安静，以等下文。我只能显得很大度的对Y说：“你提吧！”
Y站起来，态度很认真地说：“你没戴毛主席像章”。
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疏忽。一来我对毛毫不感兴趣，二是我刚穿一件新的涤确凉短袖衬衫，那件衬衫既得体、又轻薄，穿着时自我感觉真不错，我不想为了戴毛像章而在新衬衫戳下小孔。然而面对Y如此充满政治敏感性的“意见”，我别无选择，只能装得很诚恳的样子，说“你的意见非常好，我一定改正！”下课后我到办公室，赶紧在同事的帮助下，找了一枚最小的毛像章戴上。
这件事我以为过去了，谁知仅只隔一天，我走进课堂正准备讲课，Y又举手了。糟了！大概也是条件反射，我立即想起前天的“提意见”，只觉得头皮有些发麻，但还是必须硬着头皮，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问：“什么事？”Y依然显得很守规矩的样子，说：“老师，我再向你提个意见，你又没戴毛主席像章”。我的老天爷！我听了真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我透不出气，还担心被工宣队知道。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总会考虑自我保护最简易的方法。我有些吃惊，但不能显得无辜的样子，心里恨不得骂一声“小混蛋！”我只能大处着墨地谴责自己。身处体制内的边缘，按套路说话我也略知一二。于是我再度显得很诚恳地说：“哎呀！我怎么又忘记戴毛主席像章呢？真是实在不应该，非常感谢你，Y！我一定会改正，希望你继续督促我、帮助我！”
此后，在连续很长的时间内，我只有老老实实，每天将一枚不大的毛像章戴在胸前。心里虽极不愿意，然而不敢不戴。
六.“泡”的轶事
从前在老宅，与我的住所相距不足公交半站路程，有年龄与我相彷的朋友F。F与我同一年高中毕业，没能考进大学，只得作为知识青年赴崇明红星农场。文革中后期他常从崇明回市区，我们接识并有了聊天的机会，除了指点文革，也天南海北地胡侃，包括聊传统京戏。F谈起文革中崇明的“牛鬼蛇神”，我至今记忆犹新。是的！崇明农场的知青中，曾经也有一批“牛鬼蛇神”。
与F同在红星农场的一位“牛鬼蛇神”，其实在上海的住所离我们也不远。据说他的腿有残障，支撑身体重量主要靠左腿，右腿每迈出一步如同被身体拖着在地面画了一道弧圈。这个老兄在红星农场有个出名的浑号，浑号有点粗俗，叫“卵泡”。这个浑号的来历我不清楚，但在农场很出名，凡认识他的知青，几乎全直呼“卵泡”，以至真实姓名反被许多人淡忘。女知青不好意思也如此称，就去掉前一个字，只简呼一个“泡”字。时间一久，“泡”字好像还带一点亲切感，女知青只要一声呼：“泡”，“泡”立马应声而答：“嗳！”
“泡”怎么会沦为“牛鬼蛇神”的？据说“罪行”非止一条。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极其严重”，具体表现是在知青中大谈“女人经”——经常议论哪个女知青脸蛋如何可爱？哪个女知青身材如何窈窕？还有女人在床上价值的差异……。在那个时代，“女人经”一旦到了“阶级斗争”的台面上，就是“放毒”，就是“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当“深挖阶级敌人”的时间一到，“泡”也就无路可逃，也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罪恶滔天”，当然也就成了十恶不赦的“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每天必须在毛的像前“早请示”、“晚汇报”，不过与“革命群众”的“早请示”、“晚汇报”有区别——“牛鬼蛇神”必须单个跪在毛的像前“请罪”。红星农场或某个连队，“牛鬼蛇神”有多少我不清楚。“泡”虽腿有残障，跪下“请罪”也无法幸免。
“早请示”轮到“泡”的时候，“泡”的左腿向前一步，跟着右腿画一道弧圈，然后弯腰，双臂支撑地面，左腿随势跪下，接着就低下头，开始喃喃“请罪”：“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请罪！我有罪，罪该万死！昨天夜里我躺下后，脑子里没想女人，因为我想起您老人家的光辉思想和谆谆教导，知道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黄色思想’非常反动、非常腐朽，我长期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罪大恶极……”。作为间接耳闻者，我竟能大致记着“泡”的“请罪词”，绝非因为记忆能力尚可，而是因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讲话都有固定套路，包括各路“牛鬼蛇神”在内。
若干年后据F告诉我，当年“泡”向毛像跪下“请罪”的时候，在场“革命群众”——农场知青心里都想笑，但没人敢笑出来。当日“早请示”结束，大家到田间劳动，女知青们又开始左一声、右一声的叫“泡”。也许唯有此时，“泡”的心里才获得一丝慰藉。崇明各农场解体后，不知“泡”又被命运抛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