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赵紫阳与妻子梁伯琪在北京家中合影。（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1月18日讯】2024年1月17日是赵紫阳逝世19周年纪念日。此时正值中共执政进入荒腔走板、进退失据、危机四伏、走投无路之际，回顾赵紫阳的政治思想遗产，对中国走出困境、实现宪政转型，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赵紫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十年，获得的基本经验就是两条，一条是市场经济，一条是民主政治，二者缺一不可。依我之见，赵紫阳的遗产可以分为三大块。除了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还有思想上的。
赵紫阳的经济遗产主要表现在，改革计划经济，推动市场经济。为此，赵紫阳采取了种种简政放权的措施，全面突破了计划经济体系，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造力。这里的简政放权指的是减少各级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全面下放权力，如把种地的自主权还给农民，把生产和销售的自主权还给企业，把地区发展的自主权还给地方政府，把社区管理的自主权还给老百姓，等等。这些简政放权措施，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说，在推动农村包产到户、城市企业改革、外贸大进大出等方面，赵紫阳是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不少海外学者认为，即便赵紫阳从1989年6月起就被软禁在家，中共的经济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实行了一条“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
赵紫阳的政治遗产是，推动政治改革，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赵紫阳承认，1985年以前他是一个经济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那时他认为，政治改革太超前是不行的。但后来他意识到，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将无法深入下去（赵紫阳，《改革历程》，p.292）。于是他在85年以后着力推动政治改革，主要包括党政分开；权力（指的是党权）下放；改革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民主政治；加强法治建设。赵紫阳认为，党政分开是政治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共产党凌驾于宪法、法律和国家政权之上问题的关键，其中有大量措施指向宪政民主（吴伟，2014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赵不只一次地对宗凤鸣说，“中国不转向民主政治，是违背世界潮流的，是违背人心的”。（宗凤鸣，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单少杰，2019年10月16日）。
赵紫阳的思想遗产更是精彩。他在软禁中完成大彻大悟，对一党专制和宪政民主转型有相当深刻的思考，在共产党高官中，无论是健在的还是逝去的，能出其右的没有几个。他的那些精彩的民主转型思想包括：1）共产党应当主动地自觉地推动民主转型。他说，“我们迟早要走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走”。2）中共应当建立议会民主制，实行由民作主而不是为民作主的制度。议会民主制的实质是主权在民，与中共的主权在党截然不同。3）中共应成立反对党。“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第233-234页）。4）建立现代化政治制度要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赵紫阳并不认为中国可以一步就跨越到现代化政治制度，而是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
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5月18日刊出陈奎德对张博树的访谈节目“赵紫阳是中共的最后救赎。”陈奎德认为，赵紫阳是中共自新自救的最后一把钥匙，中共要在历史审判台上获得某种自救，获得非毁灭式的转型，必须仰赖赵紫阳这一道义符号。但是9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像显示，习近平要借用赵紫阳的正资产，挽救他的党于崩溃之颓势。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赵紫阳的道路，是唯一可以救习和中共的路。
可以肯定，赵紫阳的遗产一定会在中国未来转型时发挥重大作用，也许这个“未来”说来就来了。不管何时能来，赵紫阳的名字和他遗留给华夏的丰厚遗产都会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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