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大陆高考生。（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的前后，因为之前十年间的改革开放及意识形态宽松，涌现了大批敢于批判时局与时政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之后，推动了一段时间的改革开放，知识阶层受到新观念的冲击，形成了一股十分活跃的思想及观念自由化气氛。
六四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个现象，北京的大学生首先透过悼念胡耀邦，来证明他们的眼界及思想已经不再受中共的政治宣传及意识形态管控限制；大量在大专学院任职的教师当年也敢于声援学生，支持学生的做法，这说明了当时还有不少生活渐趋安稳的知识分子仍然抱有社会承担；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甚至普通工人拥到天安门广场支持学生或者参与抗争，也说明了大陆人民的思想渐趋开放。
六四事件被镇压下来之后，学生领袖及少数积极参与的大专院校老师被追捕，甚至被收监，有一些就流亡海外。中共跟着便加强了对大专院校的意识形态控制及政治思想教育。入学的新生都要强制接受军事培训，都要修读社会主义课程及马列毛思想，这一点很多人都比较清楚。
另一个方面，中共也加强了对大专院校教职员的打压及思通控制，就算不被拘捕，没有因为六四事件背黑锅的，如果想保住岗位，就要调整姿态，要与政权合作。中共在大专院校一直设有党委书记，因为校长不一定是党员，就算在六四事件之前，实质上都是党领导学校。这种领导当然曾经随着政策的放松而变得较为宽松。六四事件之后，中共便强化了各所大专院校的党委书记角色，大学校长及大学管理层只能进一步向党让权。敢于抱有异见的知识分子，就再没有多少发表异想的空间了，如果稍有异动，或者被认为对党有异心，除了升迁及转职无望之外，甚至连岗位都可能不保。
除了这种有形及无形的施压，中共也加强了对大专院校教职员的笼络。特别是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掀起另一波改革浪潮之后，政府的财政较为宽松，入读大专的学生人数也增加，中共对大专院校的拨款也水涨船高，有一段时间甚至资助大学教职员买楼买车。在广州有一所著名大学新校园区附近，就有一个私人发展的小区。十多年前去到，发现已经落成好几年的多层大楼晚间灯火零星，后来才知道很多业主都是获得资助买第二套房的大学教职员，反正有优惠不需要执输，拿了资助买了第二套房之后，等升值再算就是了，不一定需要搬进去，结果是入住的比例不高。
政府又对重点大学提供各种资助及土地，除了建设校园，往往还可以利用政府的拨地兴建为教职员而设的居所， 以极为优惠的价钱售予合资格教职员，无形中大幅度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与财富。在南京市北郊新开发区的南京大学新校园对面，就有一个融合了多层大厦及洋房的小区，原来那幅地也是政府拨给南京大学的。当年南京大学校长把那一个地段划为兴建后，以大幅度低于市场价格卖给教职员的房屋，还说“是时候为大学的教职员累积点财富了。”
政府又鼓励大专院校用各种方法无所不用其极地创造收入，学院与私人企业合作的空间变得更阔。自由言论及思想空间被收紧，但创造财富的空间却越来越宽阔，让大专院校可以从市场中取得更多的资源。与私人企业的合作也令大专院校的老师有更多专职以外的额外收入。学院如果在创造收入方面有成果，还可以以分红的形式来摊派给教职员。10多年前，认识一对夫妇都在山东某大学教书的朋友，他们说新年过后获得分发之前一年的分红，两夫妇合共取得近二百万的现金摊派。我不能准确判断这说法有没有夸张，但两人确是买车买楼，还为自己的孩子买定结婚的新居，这些倒是眼见的事实。
后来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大量毕业生未必能够即时找到工作，中共便大幅度扩大研究生招生的名额。这做法减低了年轻人的失业率，从而降低了政府承受的压力。很多大学老师也会尽收其名下可以收录的研究生配额，因为每收录一名研究生，就有额外的现金津贴，变相成为大学教职员获取额外收入的渠道。至于收录的研究生是否合水平，已经变得再无关痛痒。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数字：去年六月底，有接近一千万大学生本科毕业离开各所大专院校，但其中有超过240万在八月底前获得取录成为研究生，即是每四人就有一人升读研究院。这样的研究生人数及比例，比能够在去年八月底前找到工作上岗的本科毕业生数字还要高。这个数字及比例可以说是十分荒谬。如此下去，中国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具有研究学位最高比例的国家了。
问题是具有研究生资历的人多了，大学教职员的收入及财富膨胀了，但具有批判精神，具有社会承担的知识分子却好像越来越少了。这个情况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显然是完全没有好处的，但这却是中共政权最希望见到的结果。社会越是停滞倒退，对极权封建的政治集团才最有利。
编按：标题为编辑所拟，原标题为：“为何独立于政治权势之外的知识分子零星落索”。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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