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自由 逃离中共魔爪流亡加拿大（連載之一）(图)
刘畅2019年在北京参加一个展会留影（刘畅提供）
【看中国2023年11月23日讯】
目录
第一部分 成长环境
一、家人都是被中共迫害者
二、儿时受到的宗教信仰熏陶
第二部分 学生时代
一、自由思想和反抗中共的萌芽
二、揭露中共罪行的最初尝试
三、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和达赖喇嘛尊者结缘
四、民主思想的启蒙和自我价值实现
第三部分 中共治下的无力感和真正建立正信
一、被蒙蔽和迷失方向的8年
二、猛然觉醒的契机
三、正式皈依三宝
四、第一次加入佛教团体，依止显教高僧
五、梦参老和尚的生平、从佛法角度进一步认清中共
第四部分 政治宗教环境迅速恶化和新的修行方向
一、皈依以后的心理状态
二、2018年中共开始大肆灭佛
三、梦参老和尚圆寂疑云
四、在真言宗继续修行
五、中共将魔爪伸向香港佛教
第五部分 绝望的三年 向观音尊者祈求庇佑
一、再度认识藏传佛教格鲁派
二、新冠病毒爆发 传播病毒真相和观音尊者法语
三、外婆去世前夕帮其退党 被阿波罗网报道
四、不幸中万幸 接受达赖喇嘛尊者线上观音灌顶
五、达赖喇嘛尊者的肖像被发现 遭到警察粗暴对待
六、接孩子放学路上遭警察盘问 查扣摄像头和手机视频
第六部分 逃离中共魔爪 在加拿大迎来新生
一、决定离开中国的契机
1、无法顺利在中国继续佛法修习
2、无法在中国弘扬佛法
3、中共野蛮防疫本尊圣像险遭亵渎 财产也发生损失
4、中共二十大胡锦涛被架走，内心更加恐惧
5、内心极度抑郁 企图自杀 接受长期心理咨询
二、逃往自由之地 加拿大
1、阅读达赖喇嘛尊者自传得到启示
2、选定加拿大作为避难之地
3、为乌克兰捐款再次惊动警察 警察这次找上门
4、出境失败 中共的最后阻拦
第一部分 成长环境
我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城市家庭，正逢80年代初，一日三餐还凭粮票供应，父母为了能让我每天吃到鸡蛋还需要外祖父母的经济援助。家里三代人，只有我外公曾经在中国共产党体制内算是有过一官半职，他是离休，司局级待遇，其实他从没当过官、管过人，只是做过领导的秘书。
一、家人都是被中共迫害者
母亲从小就给我讲，外公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上级受到批判，他被康生找去谈话，被迫在一封事先准备好的捏造上级莫须有罪名的材料上签了字，但因为他表现不够积极，还是被流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其实就是中共毛当局关押当时被批判打倒干部的监狱，外公全家都跟着一起下放到宁夏，外婆和母亲跟着受了许多年罪。母亲受到外公牵连，十几岁就被迫在宁夏造纸厂劳作，每天接触大量粉尘，工厂不提供任何防护措施，造成她患尘肺病，至今还有咳嗽、肺部钙化点等后遗症。外公因为这件事，觉得愧对老领导和家人，性格变得沉默寡言，开始抽烟，直到我出生后才恢复了笑容，也果断戒了烟。
我祖父、祖母分别出身于资本家和地主家庭，属于文革时被中共定义的“黑五类”，人下人，此外祖父还有海外关系，祖父的大哥在1949年携家眷逃往台湾，后任台湾钢铁协会会长，就是因为这个家庭背景，我的祖父、祖母在文革期间都遭受批斗和非人对待。我的父亲也在毕业找工作时长期受到政治审查，最后勉强进了一家水银厂上班，被分配到高危有害作业车间，不到两年就汞中毒住院，永远失去了嗅觉。因为中共和台湾的敌对态势，我祖父一直到去世也未能和台湾的大哥有过任何通讯、书信联系，我父亲曾在90年代因公出差到台湾考察，也怕被中共当成台湾特务，未敢拜访在台湾的亲属。
年幼的我曾反复问父母和祖辈，为什么他们会遭受这些灾难？他们的答案是四人帮和造反派。我母亲和祖母曾经直言了当地说，祸根正是共产党的独裁和毛泽东的专治，但是马上被家里其他人制止，让她们别再说了，现住想起来他们的确是受害者，但是他们并没有勇气直面真正的罪魁祸首。
我刚刚5岁的时候，北京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八九·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惨案。我现在记得惨案发生前期，家里和外面的气氛非常紧张，父母都不怎么陪我玩，也不怎么和我说话。筒子楼里面几家公用的电视，一直在播放重复的新闻。惨案当晚，因为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离中南海仅几百米之隔，我父亲决定骑车去六部口一探究竟，让母亲在家看好我，我还记得那天夜里特别嘈杂，被窗外像是鞭炮的声音吵醒。记得次日早上，父亲对我说，他刚骑车到六部口就被警察拦住了，街上都是人和警察。我长大一点，再次听他讲，他看到警察向集会人群发射催泪弹，不知道是故意还是不会操作，并没有打中地面，而是直接将催泪弹射到一个人的腿上，那个人当场血流不止。他在凌晨塔克进广场清场前就已回到家中，因此逃过一劫，没有遇到戒严部队，但是他被警察拦住登记了工作单位、姓名和职务。因为他这一趟出行，在中共六四屠杀之后的秋后算账时，父亲受到单位的处分，说他涉嫌支持暴徒造反，一直没有得到提拔，事业始终不顺。我那时唯一的好朋友，和我同岁，他的父母和小姨都参与了六四学生运动，在中共秋后算账时，他的父母被单位停职，小姨被北京大学留校察看处分。他全家在六四之后都移民到美国，他的小姨再也没有回中国。
二、儿时受到的宗教信仰熏陶
外公在文革结束后，不再做秘书，被调动到北京图书馆工作，致力于恢复被文革破坏的古代文学名著研究，结识了不少文人墨客，还帮助文革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申请平反。外公的业余时间和退休生活，几乎都用在玄学研究和太极拳上，他虽然是中共党员，但可能从来也不是无神论者。他经常给我讲气功、道教、佛教的玄妙，带我去道观和寺院参观，给我提供一些宗教类书籍。我从小就受到他的影响，比起论语、三字经，更喜欢读周易、庄子和佛教的心经。外公可能是我探索内心世界，进而建立信仰的启蒙者和最初动力。
第二部分 学生时代
一、自由思想和反抗中共的萌芽
和祖辈、父辈相比，我算是比较幸福的一代，至少并不是完全被中共与世隔绝，我儿时的小伙伴，六四之后随父母到美国后，每年都给我寄来照片和各种礼物，让我最早认识到了自由世界的样子。孩子可以不受任何拘束，自由的表达想法，自己选择想做的事，绽放发自内心的笑容。那时候我对这些都是羡慕不已，一直憧憬着。在我上学后，身边的好朋友都陆续来到了北美，让我觉得非常孤独。于是我也开始努力寻找各种渠道和他们联络，通过外公给我的Tecsun牌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建立与自由世界的联系。当然“自由世界”这个词本身也是我从美国之音学到的。
初中前后，我接触到了中共的更多罪行罪证，从历史书上学的延安整风、三反五反、大跃进和十年文革里中共造成的杀戮，到母亲给我讲述的肃反时期，打AB团，中共从党内逮捕了很多人，为了节省子弹，居然把这些以前的战友用竹签子捅死。
我没有经历过文革，毛泽东在我出生时已经死亡，我对这个暴君或者说刽子手没有任何感性认识，不会崇拜他，但也谈不上多么憎恨，对他的感觉只是外貌极其丑陋猥琐。我曾参加学校组织的参观活动，在天安门的毛泽东纪念堂看过他躺在水晶棺里面的尸身，非常短小，全长1米5左右，像蜡像一样没有血色苍白的脸，实在想象不出什么所谓的伟大。
但从短波收音机里听到的八九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始末以及死难人数，给我很大的震撼，这是在我所生活的时代发生的，听广播的时候邓小平和江泽民这些杀人犯还都活着。
从一个孩子的立场来看，父辈、祖辈遭遇的不幸和家道中落，对我的影响还不是那么巨大的，至少我的物质生活在他们节衣缩食之下还过得去，但是我的小伙伴一个个离开我，逃离中国，到了自由世界，这些都是中共造成的，我的孤独寂寞的源头就是中共对人民的不断迫害。
初中开始，我不再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因为我自从读了鲁迅批判现实主义的课文，就开始仿照他的口吻批判中共治下的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以前的同学还都把我称作鲁迅。印象最深的是我在课上即兴写了一篇批判讽刺中共权贵践踏人民的文章《道是无情也有晴》，本来命题作文的意思是要弘扬中共希望的社会正气，也就是现在说的正能量，大意是自然界无情，但是中共的关怀是温暖的，但是在我眼里中共才是最无情的，所以我刻意把标题里的“道”定义为中共的治理之道，把它形容成残忍、无人性的，描述了一场中共高官制造的肇事逃逸车祸，无辜的行人倒在血泊之中，肇事者扬长而去，仗着自己的背景不被警察追究，只剩下艳阳高照之下血淋淋的尸体和马路，这里面可能有些对六四学生血染长安街的影射，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这篇作文被同学选出来在班里宣读，老师没有做任何评价，只是叹了口气，他的脸色看起来非常难看，从此再也没有让我和同学读过我的任何作文，直到初中毕业，语文老师都没有给我的作文再写任何评语，可能代表他对我的彻底否定。现在想起来，那时候90年代末还是有点言论自由，如果是现在，即便不被开除，也至少应该受到处分。因为在老师眼中是另类，所以我初中没有加入中共的共青团，其实我也是有意为之，不想加入中共的任何附属组织。
1999年发生了著名的法轮功在中南海周边围坐请愿事件，因为离家近，而且在上下学路上，我目睹了这一事件。当时的感觉是人数特别多，但是都井然有序，人群一个接着一个排成长龙，没有吵闹，都默默的，也没有乱扔垃圾的，听父亲讲他们是为了争取权益，为了能继续练功才来上访。我对法轮功不了解，我家里的亲戚曾经给外公一本法轮功的书，我也翻看过，但是我没想到的是围坐请愿事件被中共定性成非法集会，后来又改叫“非法聚集”，可能中共宪法里面有公民享受自由结社集会的权利，为了绕开宪法，故意用“聚集”代替了“集会”。此后一连几周电视台、新闻里，都是中共批判法轮功的各种报道，感觉就像是六四或者父亲给我讲的文革时期的大字报一样。身边的长辈不少都同情法轮功，虽然他们是无神论者，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在练这个功，也从来没有给他人添过麻烦，并不像新闻里中共宣传的那样。
自从法轮功被中共批判、打倒之后，法轮功的各种传单、纸条多了起来，上面有给自己正名的文字和一些网址。父亲收入不高，我上了高中才开始有家用电脑，还是外婆赞助的，那是2000年的事了。从2000年开始，我就开始访问各种境外网站、论坛，更多接触被中共封锁的不为人知的各种真相。这期间陆续看到了文革时造反派吃人肉的资料，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照片和影像资料，以及法轮功主张的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编造的各种证据。那时候中共的网络防火墙还不完善，有的网站虽然被屏蔽，多敲几下回车键还可以短暂的显示出来。那时候没有VPN，翻墙软件只有无界浏览、自由门几款软件。收音机里，中共对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信号干扰也是时强时弱，但永远一成不变的是用秧歌锣鼓点的音乐来进行干扰。
二、揭露中共罪行的最初尝试
刚上高中时，看到台湾网站一篇写中共历史的打油诗，因为自己语文功底还不错，还一直担任历史课代表，对中共的历史很熟悉，就即兴加上了几段，投稿给法轮功创办的境外媒体人民报，这个名字和中共的人民日报只一字之差，在425法轮功事件后，很多人都误把人民报的网站当成人民日报的，让这个网站短期内积累了一些影响力。同时，我也把这首诗发表在学校内部的论坛，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我首次通过学习和自己总结，对中共有一个整体的评价和认识，并把成果公开发表。那时候网络还没有实名制，发表文章都流行使用网名，用网名也可以避免自己真实身份被暴露。当时我也学习过一些基本的网络技术，知道如果自己的IP被发现就可能暴露身份和地址，所以我还是使用Modem拨号上网，每次发表完文章，就马上断开连接，这样再次连接后IP地址就会变化。发表在学校论坛的文章保留了好几天才被删除，不少同学称赞文采不错，只有少数几位同学在下面跟帖留言指责这首诗是胡说八道，可能这首诗非常详实地概括了中共的发家史，从最早的陈独秀一直讲到江泽民，覆盖了几乎所有历史重大事件，对每个事件都有独到的观点，超过了一般中学生的认知，导致他们无法马上用自己的知识储备进行反驳。
这件事让我有了一些成就感，为了更好的揭露中共的罪行，以及让不认同我诗中观点的同学也认清中共的丑恶嘴脸，我决定把最重要的六四大屠杀照片公布在学校内网上，主要包括著名的塔克人照片，被中共坦克碾压变形的自行车，学生中弹被送往医院路上的照片，还有一些被白布盖住的尸体的照片，为了避免太过血腥，我特意选择了一般人看起来没有那么不适的，不太血肉模糊的照片。照片大概有10张，都是从网上下载的，当时应该是存在那种硬质软盘里面，软盘的颜色我还记得是天蓝色，牌子好像是三洋，我用零花钱从家附近的商场购买，容量只有1.44Mb。高一下学期一开始，上计算机课的时候，我把软盘带到学校，趁无人注意，我把软盘里的照片拷到局域网计算机作业的共享文件夹里。那时候刚上课，老师还在演示教学内容，没有顾及共享文件夹，也没人交作业，文件夹里面是空的，存进去照片很显眼，只要点进去马上就会注意到。照片的文件名也都是六四大屠杀这样的名字。不出所料，课上到一半，开始有同学看到了照片，交头接耳的议论之后，半个班都看到了，有些女同学还发出了尖叫声。老师觉察之后，马上断开了我们共享文件夹的访问权限，删除了照片，但并没有说什么。我虽然有点失望，照片没有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也只能就此罢手，共享文件夹被老师锁定，再继续传播照片可能会被发现。计算机课是在下午，连续两节都是这门课，第二节课的时候，老师又恢复了共享文件夹的访问权限，以便我们交作业，让我没想到的是进入共享文件夹又看到了被老师已经删掉的六四照片。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有同学看到照片后，在老师删掉前就及时拷贝到了自己用的电脑上，并在共享文件夹重新可以访问后，又把照片拷了回去。这次可能全班大多数同学都看到了照片，再一次震惊，集体沉默了一阵，老师再次发现了照片，当即要求所有人把手从键盘、鼠标上拿开，通知了学校领导，因为学校对面就是公安分局，于是校领导和警察几乎同时赶到，询问了大概情况，并让我们都离开教室，由警察信息科对照片的来源进行调查。这下让我非常紧张，我知道如果被查出来是我，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当时一阵眩晕，手变得冰凉，出了不少冷汗，心脏也突突跳个不停。如果当时根据表情和心率来破案，我肯定会被他们发现。警察调查了很长时间，班主任也和我们逐个谈话，最后警察把一个同学叫走了，后来听几个同学聊天才知道，可能正是那个同学第二次把照片拷回共享文件夹，因为他没有及时删除自己电脑上的照片，留下了记录，被警察发现了。那个同学后来受到了记过处分，我当时感觉非常内疚，因为如果不是我把照片带到学校，他就不会受到处分。但是我也没法为他做什么，如果我站出来坦白，他并不一定能免于处分，而且我之前的反共言论可能会被一并发现，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但自此之后，我很少在学校内公开发表反共的文章，或者再发布这样的照片，因为我已经知道被发现之后的严重后果，对外投稿我也每次都变换网名，避免被网络警察盯上。我那时还不确定是否真的有专门的网络警察，虽然我知道来学校侦查的警察是信息科的。
三、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和达赖喇嘛尊者结缘
中学时代我一直阅读哲学和宗教类书籍，经常去雍和宫，在那里见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师的庄严圣像，以及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佛像。雍和宫比起寺院，更像是一个旅游景点，门票价格不菲，学生时代，我每次去都会停留很久，因为价格原因不能经常去。我逐渐从寺院和网络，了解到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起源和发展，并没有从理性上掌握格鲁派的教义，但是从法会仪式上、佛教宫殿的庄严雄伟上，以及出于对宗大师、历代达赖喇嘛尊者的天生的崇拜和好感，感性地喜欢格鲁派，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宗教，定期参加活动，每逢佛教重大节日都会去雍和宫朝拜，虽然那时候还不明白信仰的真正意义。我最早进行佛教修行可能是15岁左右，那时候从雍和宫得到一串念珠，连着镶嵌着绿松石的佛牌，佛牌上有六字大明咒的藏文。每隔一段时间，尤其是每次去过雍和宫回到家的连续几个晚上，我都会拨着念珠念诵六字大明咒，心里想着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慈祥地看着我、加持我。我当时念的咒音是雍和宫的喇嘛传授的，我每次去参拜的达赖喇嘛像应该是七世达赖喇嘛，但是我每次持咒脑海中都浮现出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微笑的形象。这可能是我和现在的达赖喇嘛尊者最初的结缘，他被称为观音尊者，象征着慈悲与智慧，我在少年时代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他的加持力，一种难以言表但内心又很明确地接收到了温暖和爱的感觉，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只是一种主观的感觉，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师徒关系，但是可能正是从这一刻起，我与观音尊者的联系在冥冥之中建立起来了。当然，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不敢和任何人说，甚至也不曾告诉雍和宫的喇嘛，我担心这一切被人得知，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让我这个连共青团都拒绝加入的人更被排斥和边缘化。
中共一直在贬低、诋毁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说他是西藏分裂势力——藏独的代表，隔三差五就要批判一番，因此尊者的形象很难在寺院里面看到，每次看到都是在新闻联播里面，作为被中共诋毁的目标偶尔出现。我虽然年少，但是对中共的宣传伎俩也有自己的见解。中共可能一直想从政治上和宗教信仰上双重否定尊者，但是尊者在历史上建立起来的宗教合法身份是不容置疑的，即使中共也无法撼动，这是西藏佛教特有的转世制度决定的，也是尊者海内外公认的品德和人格决定的，也和藏人坚定的信仰和团结密不可分。中共在尊者流亡问题上一直显得可悲、渺小和无力，一方面大肆批判他是分裂势力，一方面又不能否定和抹杀他的宗教地位。从这点上，我也看到了中共的软弱，这头狰狞的野兽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我觉得这正是信仰的力量，我从中也得到了一些启示和鼓舞。
四、民主思想的启蒙和自我价值实现
我高中时期所在的学校总体上人文环境很好，我的老师里面只有少数是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很多，包括政治老师在内都有几位是民主党派。在不直接公开反对中共统治的前提下，老师可以和我们自由讨论自己的政治观点，包括介绍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和法制，为什么西方国家会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以及将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其他哲学思想进行比较，让我们自己判断和得出中共哲学基础的来源和优劣。英语老师更是非常推崇北美的自由、平等精神，鼓励我们去参加夏令营，做交换生，高中毕业有少数同学直接去了北美和欧洲。我当时家庭经济情况难以支付我留学的费用，但我也朝着留学的方向努力，每天坚持锻炼英语听说。当时还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美国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英文版，从1997年开始的中国人权报告，我都打印出来认真阅读，借此提升英语词汇量和阅读能力，更从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众以及对藏人、维吾尔人的种种屠杀迫害暴行，对宗教信仰的打压，和对达赖喇嘛尊者的种种毁谤。
高考前夕，2003年春天中国突然爆发SARS，我无法去学校复习，只能每天在家里准备考试。当年中共就在瘟疫爆发之初蓄意隐瞒，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才不得不宣布病毒传播的事实，那时候我每天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广播，从外媒了解被中共封锁的瘟疫近况和真相，那时候听广播讲，北京已经变成一座死城，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万人，这是中共公开报道数字的十几倍。我好像也给自由亚洲电台投过稿，揭露中共隐瞒SARS病毒感染事实的罪行，但是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
由于心理上和复习准备上都受到了负面影响，考前处在灰暗抑郁的心理状态，还被通知高考可能延期，我的高考成绩受到了这场瘟疫的影响。如果没有这场瘟疫，我可能会考上更好的大学。因为高考只有英语成绩还不错，我被录取的大学调剂到新设立的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专业。瘟疫过去后，我还对冒着感染和死亡的危险参加考试记忆犹新，我决定写一篇我对中共的完整剖析文章来纪念这一事件。回顾中共的发家史、建政史，就好像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一样，在思想上不断给人民和自己的党员洗脑，不断建立和强化对领袖的偶像崇拜，还不断打压各种宗教信仰，甚至给练气功的群体法轮功冠以邪教的恶名，而中共自己的组织，如果要加入，都不能活着退出，入党誓词是永不叛党，从这些特征来看，中共本身就是一个宗教团体，而且符合他们自己描述的邪教特征，从中共发家的数十年历来来看，中共可能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对中国人民杀戮数量最多，对中国原生文化破坏最严重的最大的邪教组织。我在大学入学不久的一个晚上，一气呵成写完了这篇文章《论最大的邪教——共产教》，投稿给我当时比较认可的，比较客观的williamhill官网 网站。很快williamhill官网 就登载了我的文章，编辑修改了我对法轮功的一些描述。可能是受到中共宣传的熏陶，以及我本身对法轮功篡改佛教教义的不满，我对法轮功的态度也不完全是肯定的，只是抱有些许的同情，而williamhill官网 的编辑明显是站在支持法轮功的立场上。当然，在我看来这无关紧要，我只是想有个平台能够揭露中共的罪行，给它下一个定义，将它污蔑其他团体为邪教的恶名还给实至名归的它自己。我今天再回顾这个投稿，很多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毕竟已经足足20年之久了，当年使用的邮箱都已经忘记地址了，但我在一个晚上大概3小时内一气呵成写完的那种感觉还记忆犹新。我用的网名是John，今天看起来是有点宗教色彩的名字，这也是我在大学用的第一个英文名字，因为高中学英语和外教交流的需要，以及大学读的是英语专业，所以我当时用了这么个英文网名，这之后我再投稿或者留言，好像都没有再用过英文名字，这个名字可以说是那个特殊时期的印记。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有过一定阅读量，在之后几年大纪元才陆续发表了在华人圈有较大影响力的《九评共产党》，我不知道我的文章是否对他们有一些启发和借鉴，但我自己搜索以前网络上公开发表的中文文章，发现自己可能是最早提出并比较完整阐述中共是一个邪教的作者。
在这之后我也曾给williamhill官网 再次投稿，曝光被学校蓄意隐瞒的学生自杀跳楼事件。好像由于外媒率先报道，学校迫于舆论压力，学校的书记和党委决定在学校网站公开了这一事件的基本情况。
大学期间，同学都来自二三线城市，即使英语比较好，也大都没有出国经历，也没有翻墙看过海外媒体，所以我和他们没多少共同语言。我曾在所在院系的论坛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做中国一人，不如做美国一狗》，我的初衷是针对暂住收容制度下被警察迫害致死的某外地大学生事件来抨击中共对人权的践踏，我将具有中国合法户籍，有身份证、暂住证但是没有随身携带而被警察搜查并抓进收容所的后果，和美国离家出走没有佩戴项圈的宠物狗做了对比，指出中国人还不如西方国家的宠物有权利和尊严。结果遭到了同学的不理解和嘲笑，院系里面不论是同班同学还是高年级的学长，都开始疏远我，认为我是异类、不爱国，和他们之前所受的教育熏陶不一样，虽然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公开处分，也没有受到院系老师的指责，但是导致我在整个大学四年期间，没有被批准加入任何一级学生会，还得到了“美国狗”这样一个绰号，直到大学毕业，同学都经常这么称呼和讥讽我。（待續）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