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秘闻 周恩来曾给斯大林抬棺(图)
1953年3月5日，苏联第二任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死去。（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53年3月5日，苏联第二任最高领导人、一生乱伦、杀人如麻的斯大林死去，终年74岁，苏联官方宣布其是因为“脑溢血”而死。不过，1955年后，《共青团真理报》从一批秘密档案中找到了斯大林中毒身亡的证据，而其手下高官贝利亚是最大的嫌疑人。其后，赫鲁晓夫在朱可夫元帅的帮助下，将贝利亚逮捕枪决，最终坐上了苏共总书记的位子。
赫鲁晓夫上台后，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开始全面批判斯大林，并在整个苏联掀起“去斯大林化”运动。很多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企业、工厂等都改成其它名字，斯大林的罪行被公开化。据中共内部消息，“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
当然，这都是后话。斯大林死后，装有其遗体的棺木于3月6日起在联合会大楼的圆柱大厅展出，并在那里停灵三天。不出意外，被苏共蒙骗的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前来哀悼斯大林，不能前来的苏联人也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
俄罗斯犹太裔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德斯基(Joseph Brodsky)在1973年写道：“我怀疑世界历史上是否还有另一个杀人犯被如此多的人真诚地哀悼，哭泣者的数量可以以人口规模来估算，但眼泪是否真诚就很难说了。二十年前，十三岁的我还是个小学生。我们所有人都被赶到学校礼堂，并被要求跪下。学校党委书记在台上绞着双手尖叫道：‘哭吧，孩子们，快哭！斯大林去世了！’。然后，她率先哭了起来。台下的我们于是开始抽鼻子，之后一点一点地大哭起来。礼堂内我们在哭，主席团在哭，父母在哭，邻居在哭，收音机里播放的都是哀乐。至于我，我没有哭——当时是耻辱，现在看则是骄傲——尽管我跪着抽泣。”
布罗德斯基不知道的是，中共党魁毛泽东1976年死去时，近似的一幕也在中国大地出现，而有多少人表面上在哭着，实则内心在庆祝毛的死去呢？
周恩来为斯大林抬棺毛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
回过头来继续说斯大林的葬礼。斯大林死去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纷纷赶赴莫斯科参加其葬礼。3月8日，中共派去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李富春、张闻天、罗瑞卿、叶季壮、伍修权、郭沫若、刘长胜、蔡畅、廖承志等18人。他们抵达莫斯科当晚就去瞻仰了死后的斯大林遗体，并为其守灵。
顺便说一下，代表团中的所谓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曾在1949年斯大林70岁生日时写过一首非常肉麻的诗歌《我向你高呼万岁》，诗歌的第一段就是“斯大林大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一个人要活到七十岁，甚至一百岁，本来并不算得是什么稀罕的事。”因为很长，在此就不赘述，大家可以去看原文，但从中可知道郭沫若是何等谄媚之人。
3月9日，苏联为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了国葬，并宣布全国哀悼四天。估计很多中国人没想到的是，给斯大林抬棺扶灵的除了苏联政府高官赫鲁晓夫、贝利亚、马林科夫、伏罗希罗夫、卡冈诺奇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人外，居然还有时任中共总理的周恩来。
从网上一段视频可以看出，在给斯大林抬棺扶灵的人中，戴着皮帽子的周恩来赫然在列。这段视频应该出自当时由200名苏联摄影师拍摄的镜头，其后四名苏联导演使用这些镜头制作了一部85分钟的电影，名为“伟大的告别”。2019年，乌克兰导演谢尔盖．洛兹尼察(Sergei Loznitsa)使用在哀悼期的前四天拍摄的镜头，创作了电影《国葬》，它“鲜明而又令人恐惧的清晰展现了人们对斯大林的膜拜。”
可以佐证周恩来确实为斯大林抬棺的另一个证据是，美国解密档案中彼时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玛莎．格森（Masha Gessen）在参加葬礼后的记述。格森写道，他们非共产国家代表团并不受欢迎，在他们按照要求出现在圆柱大厅并站了一个多小时后，“以马林科夫为首的抬棺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用力将棺材从大厅里抬了出来。”
格森还写道，一行人来到了红场。在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发表整整一小时的演讲后，斯大林的棺材由同一批抬棺人送入列宁墓。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默哀。随后当克里姆林宫塔楼的钟声敲响时，全国范围内响起警笛和喇叭，克里姆林宫内则响起了21响礼炮。在抬棺人回到他们的位置后，又奏起了国歌和军乐，最后以军机飞跃上空，昭示着葬礼结束。
格森提到，斯大林的葬礼导致莫斯科发生了严重踩踏事件。有目击者回忆说，莫斯科市中心用来阻断交通的路灯柱和卡车侧面沾满了鲜血，但尚无数字表明有多少人在踩踏事件中丧生。赫鲁晓夫后来估计，人群中有109人死亡，但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有数千人。俄罗斯人还记得那句话：“他生得血腥，他死得血腥”。
资料显示，斯大林的遗体在列宁墓中进行防腐处理，1961年被移出，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
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葬礼的同时，3月9日下午4时54分，中共组织了北京各界6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据中共官方报导，在天安门的红墙上，悬挂着巨大的斯大林的遗像，四周环以红黑色纱带和松枝，两侧挂着中苏两国国旗，国旗顶端缝着黑色飘带。天安门上，横立着黑底银字的巨幛，上面写着：“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
追悼会开始后，5时整，全场默哀5分钟，鸣礼炮28响。此时，北京市各厂矿与火车的汽笛齐鸣，市内正在行进的车马立即停止活动，全体市民无论在何处也自动肃立志哀。随后，毛泽东向斯大林遗像献了花圈，朱德致悼词，下午6时30分大会结束。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密切关系
一国总理为他国领导人抬棺，一国上下为他国领导人举行追悼大会，是不是很奇葩？而且笔者并未找到有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参与抬棺的报导。难不成周恩来是斯大林的孝子？最为奇怪的是，中共官媒从未提及周恩来抬棺之事，在相关文章介绍斯大林葬礼上的抬棺人时，讲的都是苏联高官。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掩盖什么真相？
在中共党史上，中共从不讳言自己是在苏俄的扶植下建立的，如1922年的中共“二大”发表的宣言中就称“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又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换言之，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为了国际共产专制势力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中共从成立之初，就在经济上接受共产国际即苏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需要完全听命于苏俄。据苏联业已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1928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1929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元。1928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60万元以上。
斯大林的葬礼导致莫斯科发生了严重踩踏事件。有目击者回忆说，莫斯科市中心用来阻断交通的路灯柱和卡车侧面沾满了鲜血，但尚无数字表明有多少人在踩踏事件中丧生。赫鲁晓夫后来估计，人群中有109人死亡，但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有数千人。俄罗斯人还记得那句话：“他生得血腥，他死得血腥”。
不过，在中共党内，还有一人为苏俄所器重，并将其训练成了中共特务组织的创办人，此人就是周恩来。
在早前的文章中，笔者已专门介绍过周恩来与苏俄的关系。1917年至1919年在日本求学期间，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回国。1920年11月，周恩来受人资助前往法国留学。有观点认为，周恩来留学的费用很可能来自共产国际。
据当年为反共而组建“中国青年党”的李璜的回忆录，第三国际从莫斯科派人过来，通过巴黎的光明社引诱外国留学生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革命。李璜曾亲自参加过光明社的活动，发现这是国际共产党的宣传机关，他还发现周恩来亦几次参加活动。
因为周恩来英文较好，可以直接与第三国际代表直接沟通，所以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而该团还接受第三国际的资助。透过周恩来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开始训练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如何从事斗争，即怎样煽动、纠合群众，指定目标，从事打斗、示威，以引起多数学生注意、附和并与其一起斗争。
为了检验“培训”成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采取了以下几次行动：攻打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会馆、攻打中国驻法公使馆、大闹里昂学生宿舍、大闹国庆宴会等。每次行动中，都少不了周恩来的身影。而这乃是中共走向暴力革命、暴力镇压的肇使。周恩来的种种举动表明，他听从苏联的命令更甚于爱中国。
1924年，时年26岁的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一个月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在国民党内部毫无功绩的周恩来缘何一回国就被任命如此重要职务？
一种说法是周恩来身上揣着一封共产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书记季米特诺夫的推荐信，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而这个季米特诺夫曾是共产国际情报局主席，作为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的周恩来，在法国受过什么样的训练大概也可以推出来。
香港《开放》杂志亦曾刊文披露，有人认真研究过周恩来的早期履历后认为，周恩来出道时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从周在法国以及回国后即被任命重要职务看，这样的结论是极有可能的。
另一种说法来自香港作家蔡咏梅。她在《周恩来与张申府和共产国际的隐秘关系》一文中说，根据中共创党三大元老之一，后来又被中共打入另册的张申府的回忆，1920年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策动成立中共，最先找到的是李大钊和张申府，然后经二人介绍再认识陈独秀。张李二人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张申府第一个拉入伙的是他北大学生张国焘，第二个是他后来的妻子，即周恩来在天律觉悟社的女同志刘清扬，因这层关系张申府夫妇在法国介绍周恩来加入共产党。后来周恩来当上黄埔军校教官也是由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的张申府推荐的。
不过，虽然蔡咏梅认为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张申府推荐，与季米特洛夫本人无关，但她仍认为这个任命与共产国际存在关联。她指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为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太上皇，苏联向黄埔军校提供的经费和武器都由他全权调配。而张申府又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共产党人，他的推荐背后很难没有共产国际的操纵。
蔡咏梅还认为周恩来初到欧洲时经济很困难，但加入共产党后，既没有打工，也没有读书，经济状况明显好转，过着体面的生活，钱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写的周恩来传记对此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一个法国女共产党员定期送钱给周恩来的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还出钱给周恩来买体面的衣服，以方便他在社会上活动。英国记者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英文版也说，周恩来一位同学指周恩来每月从共产国际获得2500法郎（中文版将此话删除）。
此外，周恩来有一年时间与张申府夫妇移居柏林，中国大陆出的书籍和文章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德国物价低生活容易。蔡咏梅推断更可能是缘于更容易与共产国际接触，因为共产国际西欧局即设在柏林。有意思的是，据中共官方资料，周恩来当时在柏林的工作之一也是帮助中国留学生拿苏联签证，安排他们去苏联，而当时周恩来居住的公寓与共产国际情报机关OMS在同一条街上，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更为蹊跷的是，周恩来后来从欧洲直接回国，没有绕道去苏联受过训，但他在黄埔军校后却能建立起苏联式的政治工作制度，并设立一套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教程。蔡咏梅由此质疑，这是否说明周在柏林期间就接受了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训练？后来他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情报工作的经验是否也是从OMS处得来的？而周能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背后的真正操控者应该是共产国际。
众所周知，莫斯科和共产国际都负有培训各国共产党员的任务，这两家其实是一家，即共产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而斯大林之所以有意分开，是为了避免外交上的麻烦。而受过苏俄培训并受其赏识的周恩来，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彼时的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控制和领导。
而周始终遵从苏俄指示的做法，在中共党史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遵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命令的结果是，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被迫逃跑。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而蹊跷的是，周恩来却没有一次承担罪责，即便在遵义会议上，周还是通过支持毛仍保住了自己的权力，而王明、博古则成为了替罪羊。但从此之后，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在政治、组织人事和军事上的控制，也渐渐趋弱，毛开始崛起。
之后，在延安，毛利用整风运动消除苏共影响，进一步确立自己地位，周凭借自己的旅欧班底等以及见风使舵的本事，虽进行了检查，但实力仍然保存。周的共产国际背景或许也是毛在中共建政后有所顾忌的因素，而毛对周的背景也应该十分清楚。
2013年11月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的《徐景贤最后回忆》一书中披露，毛泽东曾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个女人说过，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苏联打进来，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这恐怕不会是无中生有吧。
那么，对于共产国际秘密特务的周恩来来说，斯大林正是其主子的主子。为自己的主子抬棺，似乎也没什么不妥。至于中共从不提及，大概也是害怕中国人质疑，并就此掀开周恩来和中共的真面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