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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中国体制改革(三)(图)

 2023-09-07 21:48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4

在中共16大之前,江泽民为给自己留后路,令上海中国银行的刘定金向国外转移20亿元。
在中共16大之前,江泽民为给自己留后路,令上海中国银行的刘定金向国外转移20亿元。(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接续:再谈中国体制改革(二

【williamhill官网 2023年9月7日讯】上次写了《再谈中国体制改革(一)》。主要是解释国家的概念,国家政府功能,美国政府体制。《再谈中国体制改革(二)》是讲中共掌权后,中国政府体制的构成。

仅从统计数据上认识问题,是肤浅的。必须把中国的体制改革,放到与其相关的历史时代背景下观察,得到的认识,才会避免主观错误。下面我就接着谈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主要是谈政府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情况和个人体会。

翻开中国近代史,你会知道这是一个万花筒。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社会在进步。中国从一个封建社会,演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引来帝国主义外强入侵。国民革命废除了皇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在推翻沙皇俄国统治后,于1922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此期间马列主义传入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中共在苏共支持下,在国家内乱外患中,发展壮大,直到1949年在北京建立“新中国”政权。也就是说30至40年代,中共利用共产主义招牌,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煽动人民群众参加他们领导的革命,夺权了政权,开始统治这个国家。

但是,从中共政权改革效果的实质上看,我说过,就是中共把封建王朝时期的家天下,先是变成毛天下,又变成党天下,再变成邓天下,最后变成了习天下。变来变去,中国还是一个中共一党专制独裁国家。

50至60年代的中国,是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时期,中共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排除异己,巩固政权。由于建国后中共掌权的高层领导,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出身,文化程度普遍底,而管理偌大一个国家,巩固政权,需要较高水平的知识和专业知识,在此期间,中共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但是中共是一个外来幽灵附体的邪教,他是为破坏中国传统文明、文化而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有深入人心的儒、释、道法理和道德传统,还有大量历史文物、建筑、文明古迹。中共在50至60年代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打掉、迫害死的人,是文化知识界和国家政府机关中的社会精英,破坏和毁掉的是历史文物和古迹,包括道观、庙宇和建筑。

50年代是中共经济体制发展中,通过土地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土地私有制,以及把私营工商业转变为国有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时期。也是中共在中国推动过渡时期总路线,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全民大炼钢铁的时期。也是中苏友好时期。苏联派了大量专家进驻中国的军队、机关、企事业单位,指导工作。国家部委设置、高等教育的学校专业设置,乃至工业产品照搬苏联,连外语教学也只能学俄语。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体制改革造成了深远影响。

由于中共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执行极左的政治路线,自1959年年底开始,中国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此期间,苏共在赫鲁晓夫掌权后,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称为专制独裁,他清除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中共正在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共把赫鲁晓夫称为修正主义,导致中苏友好关系破例。苏联撤回了在中国的专家,中国还必须向苏联偿还贷款。

中共中央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自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连续发表《九评苏共》的文章。

1964年10月,中国制造的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1965年中国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原油产量达到了1131万吨,实现了中国工业史上产量基本自给。

1966年至1976年,此期间,毛泽东发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共多年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洗脑灌输,林彪又吹捧毛泽东是“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中共印发《毛主席语录》,向全国人民灌输“三忠于,四无限"。“文革”期间在中央文革小组指导下,致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极左思潮泛滥,掀起的内乱,整整延续了十年。十年动乱,造反派夺权、红卫兵“破四旧”、派斗、武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政府机构日常工作几乎停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线搬迁、批林批孔等等,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了即将崩溃的边缘,人们道德下滑,社会动荡,人心涣散。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1969年中苏矛盾激化到极点,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毛泽东作出指示,即“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准备打仗”等指示。我记得北京当时经常搞防空演习。10月18日林彪发出北京高校战备疏散“1号命令”,指令北京的高等院校按照“办、搬、散”的原则要求,有的高校留在北京,有的高校迅速撤离北京,搬迁到三线,有的高校就地解散。那年,中共中央作了“千人计划”,就是秘密地把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包括还在关押审查的刘少奇,疏散到了三线各地。(备注)

在1967年毛泽东曾经作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简单解释,就是毛泽东要求干部工农学兵什么都学。“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又推广柳河五七干校经验,到1970年国务院国家机关和中央各部委在全国18个省,办了100多所“五七干校”。中共的宣传说,走“五七道路”,办“五七干校”是为了锻炼和储备干部。毛的“五七指示”曾经作为“文革”期间中国的办学方针,造成了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的混乱。

1971年林彪“913”叛逃事件,以及后来“四人帮”倒台,中国人民便开始反省,出现了信仰危机。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在中共元老叶剑英等支持下,逮捕了“四人帮”。

70年代后期,国家工农业生产恢复,经济开始复苏、发展。

1978年年11月至12月,中共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这次会议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采取新的重大经济措施,对经济体制和管理方式进行认真改革,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拨乱反正,恢复建设和对外改革开放时期的开始,在这之后人们思想解放,教育恢复办学,科技发展。但是随着解放干部,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共推行干部队伍要实现“四化”,即干部年轻化、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新从基层被提拔到高干位置的年轻干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生活作风败坏等。官场不正之风蔓延,政治腐败现象引起民众不满。后来在内斗中倒台的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傅政华等就是例证。

1979年中美建交。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国家在1978年开始选拔出国留学生,到美国进修,并派出访问学者。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大都成为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教学科研、骨干,有的成了领导干部。深圳特区就是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和先进科学技术,才迅速发展起来的。

80到9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最快时期。教育是科研和经济发展的基础。80年代中期,何东昌、朱开轩主管教育时,他们主张高等教育学习欧美,教师恢复职称评定。在工矿企业和科研单位也恢复职称评定,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调动知识分子工作的积极性,有促进作用。1980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外开放四个特区,即深圳、珠海、汕头,其中临近香港的深圳发展最快,引进外企投资建厂,特区由一个小镇发展成现代化大城市,占地面积达327.5平方公里。1980年建立了国务院第一届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是在1988年,此期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科评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各学科第一批博士授权单位。由于“文革”期间,石油工业没有停产,到1984年原油年产量超过了一亿吨,从此稳产7年,原油出口为国家创收了大量外汇。

1989年发生的学潮,学生和平请愿就是要求政府反腐,廉洁奉公,要求给人民民主自由。“六四”屠城后,中国的政权被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掌控,又把从胡耀邦当政时刚刚开始的民主政治,从新把国家置于专政独裁统治之下。

在80年代,邓小平倡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90年代江泽民倡导“闷声发大财”,在他以权谋私、穷奢极欲的言传身教下,中共的高官,借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干部年轻化的名义,或者官商勾结,或者把子女直接安插到国家政府各个部门,掌握实权,把国家的共有资产,变成了他们家族的私有资产。因此红二代、红三代少数人掌握了国家经济实体。表面上看是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把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暗地里却是在搞和平演变,其实他们实行的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从上一篇介绍的政府体制改革,可以看出,1998年中国的这种改革,从机构设置上看,似乎已经与国际接轨,名称也类似,应名也说是政企分开了,但是不要忘了,中共党是凌驾在政府之上的,无论政府还是军队,都得听从党的指挥。此时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就是纵容中国政府中的贪腐之风蔓延,祸国殃民。

我手头保存有多年前搜集到的有关中共贪腐的几个新闻。现在拿出来仅供读者参考。比如:1.中共的监察机关在2000年到2011年,抓获外逃官员18487名,仅五年就查获赃款赃物金额达541.9亿元;滞留境外贪腐官员1-2万,携走资金达万亿元。2.中共18大以前,204名中央委员,91%的人有亲属移民海外。中纪委127名成员中88%的人有海外关系。习近平上台后仅2012年11月外逃资金2600亿,仅北京354名外逃官员卷走3000亿元人民币。3.据大陆专家学者统计中国亿万富翁中47%的人有移民海外倾向,27%的人已经移民海外。4.中国大陆亿万富翁中90%是高干子女,其中拥有2万亿资产的有2900名,中共太子党在金融、外贸、国土、证券、大工程项目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例如2008年统计,王震之子王军掌控中信集团,任董事长,该公司多年前的资产是1666亿。朱镕基之女朱燕来任中银香港发展部总经理,资产1644亿。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是威视公司总裁,资产838亿。荣毅仁之子荣智健是中信泰富主席,资产466亿。据2012年统计,彭博通讯社报导,仅王震之子王军,邓小平的女婿贺平,陈云之子陈元他们掌握的资产到2011年共计1.6兆美元。一兆就是1万亿。5.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有5000个账户,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和政府要员。例如2002年国际结算银行查出,江泽民在瑞士银行秘密账户存款3.5亿美元,在中共16大之前,江泽民为给自己留后路,令上海中国银行的刘定金向国外转移20亿元。

1991年苏联解体后。江泽民又鼓吹中共是“三个代表”,欺骗人民。这“三个代表”是说中共“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前面我所引证的中共高官腐败情况和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到中共的“三个代表”说辞是骗人的鬼话。

我以前的文章提到过托夫勒的人类社会三次浪潮学说。他认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进入农业社会是第一次浪潮,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是第二次浪潮,从工业社会到以智能为主的信息社会是第三次浪潮。按照托夫勒的理论,我们来看当今人类社会,也不过只是处于第二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的过度时期,虽然已经到了信息时代,计算机使人类生活信息数字化,但是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还共存。中国工厂生产,80年代才引入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中国的教育、科研和政府管理从二十世纪80年代才开始运用计算机。中国的工程院1994年才建立。中国政府中的信息产业部1998年才建立。其他诸如高速铁路、网络技术等也都是从国外引进发展起来的。1994年开始的长江三峡大坝建设、2002年开始的南水北调工程、2013年开始的一带一路等等,花费了大量钱财、人力、物力,却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债务和无穷后患。各地方政府追求现代化,搞旅游创收而建设仿古建筑、山庄、海景房,盲目开发房地产,这三年瘟疫一来,又造成了不计其数的烂尾工程和罕见人迹的鬼城。

我记得在50年代,中国城市人民的贫富差距并不大,那时知识分子认为家中最时髦的三大件,就是钢笔、手表和自行车,到60至70年代,家庭的三大件是电冰箱、缝纫机和电视机,到了80至90年代,三大件变成了汽车、计算机和房子,而2000年以后,中国贫富差距明显增大,富人追求的是豪华住宅、豪车、私人飞机、游艇、金钱、美女和外国护照,而普通老百姓,有几亿人的人均月收入不到1000元,他们只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有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能过上温饱的日子,这都成了奢求。据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3日公布的官方信息,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16个省的最低工资在2000元一下。虽然玩儿手机在中国已经成为时髦,几乎人人都有,其实它也是一个监视器,每个有手机的人,都在中共网特的监视之下。

写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体制下生存的人,与美国人最显著的不同点,就是美国人有信仰自由,有言论自由,有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而中国人被中共的户籍制度控制,没有居住自由。在美国,只要是合法居民,就由社会安全局发给你一个社安卡(俗称工卡),凭社安号,你就能劳动就业。而在中国,既是农民进城打工,也会被当作“低瑞人口”随意驱逐。

1999年7月20日,中共镇压有一亿人民修炼的法轮功,凸显中国的现政权,已经被共产邪灵附体的中共,当作了迫害人民大众的机器。中共当时花在“维稳”上的经费,在国家财政费用占用相当大的比例,大约是四分之一,仅雇佣打手每年就花费上亿元。更有甚者,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了一个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610”办公室,江泽民动用了国家大量人力物力迫害法轮功,江泽民秘密指示,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断绝、肉体上消灭”,妄图3年消灭法轮功。但是冤狱、酷刑、活摘器官等都没能使真修弟子的信念发生动摇,却锻炼了修炼人。早在中共没有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就连中共高层官员和家属中都有法轮功学员,当时国家体委伍绍祖给中共的调查报告称“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对于修炼者的祛病健身,延年益寿和提升人品素质有显著功效,并且能促进社会精神文明。中共迫害法轮功已达24年,如今法轮功已经在全世界弘传,全世界有一亿多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修炼“真善忍”的做人原则,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得到了主流社会更多人的认可。每年世界法轮大法日,许多地方政府要员和国会议员都褒奖法轮功。神韵8个艺术团每年都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人们称赞法轮功是当今人类社会的希望。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虽然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中共官场已经发展到无官不贪的地步。但是,在江泽民下台以后,中共高层派系斗争中,在胡锦涛、习近平当政时期,借反腐倡廉名义,被依法逮捕判刑的江派势力贪官,绝大多数也都是参与迫害过法轮功的恶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中共官场的内斗。但是从修炼人角度看,这也是神的安排,也是他们作恶的现世现报。

虽然习近平政权还在抓“老虎”,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现政权,就是个好政权。习政权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制度仍旧是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还说过“不称霸”,而习政权的“一带一路”,把搜刮来的人们血汗钱,在世界大撒币,目的就是笼络人心,就是要在世界上称霸。中国只有在没有了共产党,只有在提升了人们的道德品质,恢复了中国传统文化文明后,人民才能够真正会拥有一个公平美好的社会。

备注:

千人疏散计划,1969年10月14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指示,在首都体育馆休息厅秘密召开高干会议,宣布高干“千人疏散名单”和疏散地点。要求10月20日以前必须到达所去地点。例如:董必武、朱德、李富春等去广州。张闻天等去肇庆。邓小平等去江西南昌,陈毅等去石家庄。刘少奇、徐向前等去开封。刘伯承等去武汉。叶剑英等去长沙。谷牧等去四川。胡耀邦等去河南。陶铸等去合肥。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仍留在北京囚禁。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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