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高岗在新成立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讲话（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1954年2月6日起，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高岗，多次自杀，先是用手枪开枪未遂，继而试图触电自杀，也未成功，8月17日，服用大量安眠药，终于身亡成功，时年49岁。高岗1926年加入共党，历经28年为共党卖命，最终落个被共党逼死的凄惨下场，成了中共夺取民国政府大陆政权后第一个自杀的副国级高官。
高岗为什么自杀？因为他觉得冤枉，没处申诉，岂是一个郁闷了得？
当年，他为中共立了大功，是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办人、陕北红军的代表人之一，共军逃难的“长征”最后就是落脚在陕北；他曾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当时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号称“东北王”）等职。
1952年他奉命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任期内全年工业生产总值超过原计划4.2%，韩战期间，负责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受彭德怀高度评价。高岗还在东北率先开展三反运动，其经验被毛泽东推向全国。
1953年赴京。前后调京的还有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随之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而所谓“一马”即指高岗，可想其受倚重之势。
还不到半年，他却被打成“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家”、“资产阶级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高岗认为，这岂是冤的问题，是马列党毛共怕功高盖主，先下手为强无端杀政敌借口而已。
要打倒高岗，得有理由，从1953年持续到1955年，先后通过两个决议：一是1954年2月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二是1955年3月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这两个决议中，可以概括四条“罪状”：
第一、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刘少奇的不满。作为中共根据地出身的干部，高岗对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势力向来不满。
高岗到北京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毛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说刘少奇进京后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帮助不大；刘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刘要架空毛，许多事情自作主张，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毛甚至密令高岗查阅东北敌伪档案，看看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被捕后是否叛变。因此，高岗是替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用1980年3月邓小平对胡耀邦的谈话说：“高岗批评刘少奇，有批评对的，老人家（指毛泽东）也有责任。”
第二、1953年，在一些会议上“批薄”（批评薄一波）、批安（批评安子文）。薄一波和安子文都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刘少奇当时是分管中组部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薄当时任财政部长。据高岗的夫人李力群回忆，1953年，毛泽东要求高岗参加中央财经会议并发言。高岗让秘书拟了发言稿，送毛审阅，毛修改后，在“个人主义”之前都加上“资产阶级”四个字，比原稿的提法更重了。周恩来也是知道的，高岗才在会上发言。后来薄一波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上纲太高，难以接受。高岗把毛批改过的发言稿给薄看，薄无言以对。
高岗本人并没有参加1953年的组织会议，是高岗的部下、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参加并在会上有一个发言。张秀山原本没有想到在这个会上发言。先是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多次找他，然后是刘少奇亲自找他，请他在会上发言。张秀山征求高岗的意见，高岗不同意他发言。再后来，毛泽东把张秀山找去，让他在会上讲一讲。张秀山准备好发言稿，送给毛看。毛看后，支持张秀山去讲，张秀山才在大会上发言。却把批安射刘的罪名嫁祸到高岗身上。
第三、散布“有薄无林”。
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说，1953年4月，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私拟了一个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名单上有薄一波，没有林彪。
一天中午，毛泽东让他的机要秘书亲自将这个名单送给高岗看，高岗看完后，立即收回。毛在中央的小会上严厉批评了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能来那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泽东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外传泄密。
高岗认为，安子文没有那个胆量，敢擅自搞这个名单，肯定是刘少奇让他搞的，高岗觉察到毛在这件事情上对刘少奇的不满。但他没有听从毛的交代，利用与一些干部个别交谈的机会，讲了这个名单问题。
第四、谁代替毛主持中央工作问题。1953年12月，毛泽东准备去南方休假。按《邓小平年谱》记载：“1953年12月15日下午，（邓）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高岗表示赞同，后来却被歪曲成“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证。真是欲加于罪，何患无辞。
这几条罪状，归根原因在于高岗对毛泽东态度的估计没有把握准，或者说毛多变的心理让高难以琢磨，高以为毛对自己很信任，把反对刘和周的知心私话都透露给自己了。（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