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所拍出的照片深受这个时代的影响。(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摄影这个词，从前觉得有点书面语的色彩，那时通常称“拍照片”或“照相”。照相的“相”指的是“相貌”，除了电影“拍外景”，没听过有人说“拍景”或“照景”。专门照相的店家称照相馆，南京东路上的王开照相馆声誉卓著、闻名四海，上世纪30、40年代，一大批明星如周旋、胡蝶、阮玲玉、黎莉莉、王人美、上官云珠……，都曾在王开留下优雅的倩影，照相馆由此成了时尚潮流的引领者。
照相是为了保留人的相貌容颜。人的相貌总会衰老，照片上的相貌，却能永保青春。当初我的高中同学，把自己从年少时、青春时直到中年后的照片一直保存至今，闲来无事翻看照片，就把自己带回往日岁月。几个月前，她把一次春游时四十几个同学在同一画面的集体照，翻拍到手机里发给我。时间久远照片清晰度受影响，我转存在电脑里放大细看，只能识别少数同学，见她在前排的左侧边缘，而我却找不到自己，因为越是在后面，影像越模糊。经她微信指点，终于在最后边找到自己幼稚的脸。看照片上的自己，感觉恍若隔世。
“摄影”一词，内含似乎超出“照相”，摄影既可以是拍摄人物相貌、形象，也可以拍摄山水风景、街景、海角天涯或校园一角，少数摄影甚能捕捉历史巨变中精彩的瞬间。大多数人摄影，拍摄的是景中的人，仿佛景观中没站着人，就造成资源浪费。不过如何选景？选怎样的景？既是一个对美的判断问题，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说到底，摄影就是一个发现美、表现美的过程。
今年五月前，我和老伴到周庄暂住三日，希望在这“人间四月天”再度领略周庄的风韵。我发现，周庄双桥永远是摄影游客趋之若鹜的景点。这也难怪，当初画家陈逸飞把周庄推向世界的时候，他的画作《故乡的回忆》表现的正是双桥——有小桥流水的灵动，也有冬日古朴、萧瑟的气氛，带着江南水乡独有的文化，还蒙着历史的风尘。陈逸飞笔下的双桥，真所谓“养在深闺人未识”，能大体保留北洋政府时期与民国时期的品貌。
我猜度在明、清时，双桥也许就已形成《故乡的回忆》所表现的那样。其实周庄之美不限于双桥，在树木林荫覆盖的季节里，只要有水、有桥、有绿树、有民居的地方，可以摄入画面的景观很多。事实上，当《故乡的回忆》被世界认可后，陈逸飞笔下的双桥，也就有了符号的意义。可惜周庄在不断被开发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早已不是原汁原味的周庄。周庄曾经如同一个清纯的少女，近30余年来，不断忍受涂脂抹粉的污染。
现今到周庄摄影的人多得无法计数。其实各地大大小小的旅游景点，无一不是人手一只手机，只要拿着手机就可摄影，手机桌面上看到镜头里的人，手指一点拍摄成功，这是从前无法想像的。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摄影的成本大大降低。从前的相机，重量在手机的10倍、20倍以上，拍摄时必先调节光圈、速度，还要目测距离才能对焦，最后按快门前，还提醒镜头前的摆拍者“笑一下”。如果一次成影失败或笑得过早，等于浪费感情资源。我家至今还留着一支老式海鸥相机，其实早已不用，又不愿丢弃。不过现在仍可见退休的摄影爱好者，动辄长枪短炮全副武装，俨然职业摄影家。
手机拍摄的时代，“笑一下”的提示似乎不多，代替“笑一下”的，是被拍摄者习惯性地伸出食指与中指，做出一个“V”字。当人人在镜头前，都伸出一个“V”字的时候，摄影画面也就趋于格式化。一个人面对镜头时，完全摆脱表演意识大概不可能，稍带一点表演也不全是坏事。
几年前网络上流传一张摆拍的照片，照片拍摄地点在豪华宾馆的房间。照片上二女三男面带春意的微笑，年轻的二女仅穿内衣坐前排，三男全身一丝不挂并立其后，隐私部位靠前排二女遮挡，一望而知是中年官员群交后的留念。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五人中至少有二人伸出手，做出“V”字，由此显示官场“成功人士”的心态。我猜度官员相约群交，原是三男与三女，只不过其中一女临时成了摄影者。三女当然不是这三名官员的原配，照片显示一个简单事实：官员依杖权力，可轻易实现对性资源的垄断。这张照片，墙内当然无法看到，不过网络柏林墙也无法达到密不透风的程度。照片究竟是如何流入网络的？至今不清楚。据说东南大学有个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个学院的院长就曾把自己的色情照发送到300余人的一个微信群里，这个群包括东南大学的高层领导。这些色情照大概也是手机拍摄。
当被拍摄者浑然不知有相机或手机镜头瞄准的时候，摄影也就进入另一种自由的、真实记录的状态，这也是专业摄影记者们熟悉的抓拍。
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刚筑起后留下的通道，用铁丝网拉成临时障碍。两天后，东德19岁的士兵康德拉‧舒曼借执勤的机会，单脚踩着铁丝网纵身跃过。当舒曼头戴钢盔，右肩挎着步枪，他的右脚即将离开铁丝网，身体向下飞落的一刹那，正好被一位路过的摄影记者用镜头成功抓拍。这个柏林墙边的惊天一跳，事先没人能预料，舒曼也不知道柏林墙的西边有路人正手持相机，当然更谈不上丝毫表演意识。如此不期然而然的巧遇，记录了20世纪激动人心的瞬间，这张摄影作品也成了世界摄影史上的经典。
不久前的6月上旬某日，在本国成都太古里，中石油旗下某公司总经理胡继勇，旁若无人地拉着美女下属的手亲密逛街，在街头也被路人成功抓拍。照片借助网际网络的传播优势，在墙内外迅速引起轰动。照片显示，那年轻女子身材颀长，风姿绰约、颜值超人，身穿粉色连身裙。
摆拍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面对镜头时的表演意识，被摆拍者轻易就流露出自己的气质与灵魂。几年前我与老伴游张家界，见天子山一块竖着的巨石上，刻着“世界第一梯”几个大字。因为有“世界第一”，这里成了许多游客争先恐后留影的背景。同游的上海红衣大妈站在“世界第一梯”的巨石下准备留影。受表演意识的驱使，她的右手握拳高举，左臂弯在胸前，下意识摆出一个从前样板戏里李铁梅的造型——仿佛高举红灯昂首挺胸的架势，等待拍摄者按下快门。
也是无独有偶，今年三月我们随团游湖北恩施，在大峡谷的进口处，一块横置的巨石上刻着繁体“云龙地缝”几个大字。巨石左侧也是一个大妈，左手叉腰右手高按着巨石，也是昂首挺胸，颇有当年红卫兵的遗风，等待着被摄入镜头。人的肢体语言不会说谎，无论天子山的上海大妈，或是恩施大峡谷的那个大妈，他们在镜头前展示的是自己心目中的美。这类大妈年龄约在60岁上下，其实也不止大妈们，包括年龄相近的大爷们，他们对美的判断，大体上定格于带文革色彩的一元化。这一代人在文革初期是小学生或尚未进小学，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曾经是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红卫兵，或样板戏里的李铁梅。如此潜移默化的感染，已经渗入这一代人的骨髓。
是的！旅游大妈追求的，正是她们心目中的美。摄影，就是一个由拍摄者与拍摄对象共同发现美、表现美的过程。你的拍摄对象只要不是纯粹的自然风景，而是以人为主要对象，这个人就有权利表现自己向往的美。不论是搔首弄姿还是昂首挺胸，显示的都是一个真实的自我，想隐藏也隐藏不了。
我不止一次见过专家学者在自己的书上所附的照片，照片上的专家学者，通常端坐在写字台前，手边几本书，右手一支笔，好像处于深思的工作状态。其实面对相机镜头，学者心里想的恐怕是，怎样让镜头里的自己，更显得学问很深的样子。镜头真是一点不客气，因为照片显示，装模作样与强烈的表演欲，正是这个学者真实的自我。
同样的摄影，留下的画面所含价值却大相迳庭。面对画面上官员群交后的自我陶醉，或旅游大妈的昂首挺胸，或写字台旁学者的装模作样，你可以一笑了之。但有一幅摄影画面，读后在心里留下的印痕，可能永久挥之不去。这是我几年前在网络上看到的一幅照片，画面上十几名衣衫褴褛的学童，稚嫩的脸上带着宗教般的虔诚，在一个同样贫困的中年老师带领下，参与每天例行的升旗仪式。这群学童的身后，是一间破败不堪的教室，教室甚至没有一扇像样的门窗，令人欲哭无泪。孤独的旗杆上，是一面刚升起的五星红旗。
我忘了这幅摄影，究竟来自安徽北部的农村，还是来自贵州贫困的山区，还是来自……。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画面所包含的冷冰冰的语言，竟如此丰富又如此震撼，以至任何企图对摄影画面作解读的尝试，都是多余的。任何人只要良知尚未泯灭，面对贫困学童的升旗仪式，都将陷入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