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34年前，就是1989年6月3日晚10点左右，中共军队以黑夜为掩护、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从各个方向开赴天安门广场，在北京长安街，将枪口对准数十万学生、市民扫射，坦克碾压人群，造成数以万计民众的死伤。第二天凌晨，当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迫于中共的血腥镇压，列队撤离天安门广场走到西单六部口时，军队首先使用麻痹神经的有毒催泪弹，致使在场的学生和市民呼吸困难、有窒息感，倒在地上无法自由行动。一排坦克从倒地人群中碾压过去，当场十多名学生丧生或者碾成重伤。在目前已经找到的203位遇难者中，其中有各大院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61名、中小学生14名、失踪人员14名，年龄最小的仅9岁，最大年龄是66岁。
34个血泪期待的日子过去了，从青丝黑发等到满头染雪。为了给寻找民主公正而被中共枪杀的孩子们一个公道，很多家长组成了“天安门母亲”维权，如今，当我们再寻找那些白发苍苍的母亲们的时候，她们都已步入耄耋之年，包括今年去逝的7名，已有71名成员含恨离世，还活着的116名难属“母亲”们誓言继续20多年前提出的三项诉求，即真相、赔偿、追责。
这一场可歌可泣、令天地动容的抗议之战。她们要为儿子的英魂，中国年轻人的未来，以一个女人身份，向中国共产党讨回公道，“虽然还没有看到希望，但是我们不会放弃”。
当年，镇压六四的邓小平死了，知情、参与六四镇压的李鹏、江泽民也死了，但是，暴恶中共对中国人的屠杀还在继续，毁灭的阴风还侵蚀着中华每一寸土地。
抗争虽然微弱，但总有亮光。在被毁灭之前，等待新的曙光的拯救。
“天安门母亲”一如往常在网上发表周年祭。祭文称，难属的生命虽然已逝，但其遗愿依然与“母亲”群体同在，一起寻求公道。“然而政府始终对当年“六四”惨案采取管控、拖延的手段，企图抹去人们心中这一残酷事实的记忆。”但天安门母亲群体会继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为死难者伸张正义，期待政府就当年的“六四惨案”向所有遇难者家庭道歉，向人民忏悔。
1989年6月4日，张景利的丈夫刘永良独自前往北京天安门遭到枪杀，去世时仅26岁，遗下了妻子和当时1岁半的儿子。34年过去，张景利作为难属代表在“天安门母亲”脸书专页发言。
她说，“在这漫长的30余年中，生活上的困难我都可以忍受承担，心中的苦却没有地方申诉，精神上的痛苦一直伴随着我。”她质疑，“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出动全副武装的军人、坦克真枪实弹，在北京街头，在天安门广场，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才能解决吗？”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对美国之音说，“作为国家刑事犯罪，国家动用军队杀害老百姓，第一是草菅人命。这还不是一般的草菅人命，是国家的刑事犯罪呀。谁主使，要查他的刑事责任。二战多长时间了。不是还在查纳粹罪犯嘛。那时的我觉得就应该要查。为什么？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一句话，党和国家认定的怎么怎么样。党和国家是谁呀？凭什么认定啊？证据是什么呀？对不对呀？根据什么做的定论？谁做的定论？哪个会上做的定论？不是依法治国吗？法是主要的，根据什么法下的定论？证据在哪？谁下的（定论）？要说清楚啊。就这么一句话就把几千人的生命送掉了吗？”
1989年4、5月间有百万学生、民众参加的游行、请愿和抗议活动，是中国公民依照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是合法的行为，没有任何违背宪法的行为存在。运动自始至终坚持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在军队镇压之前整个社会秩序稳定，首都学生和市民自觉维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游行示威的学生与民众的诉求只是反腐败、反官倒、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公布官员财产、要求民间社会有建立监督政府官员执政是否廉洁的机制，这些诉求完全没有脱离宪法的框架。双方产生分歧时，也只是要求政府通过法制的程序，经过协商、对话的方式使得双方分歧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得到合理解决。但是邓小平私设会堂，在家里召开会议，罢免赵紫阳，就此，中国命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天安门母亲们在去年的祭文中说，然而，中共完全无视民众的合理要求，采取与现代文明完全背道而驰的方式，利用公权，野蛮、残暴地用子弹、坦克碾压屠杀本国的国民，接着是如同法西斯般的全民清查，致使整个社会处于恐怖之中，人人自危。
她们不禁要问：当年的学生运动仅仅是提出建议，要求廉洁地，难道需要采用军队镇压的方式，可以任意剥夺无辜国民的生命？ 这不是反人类的暴行吗？不追责，让中共永远犯罪迫害中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