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8日，北京街头爆发抗议（图片来源：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2年12月20日讯】今年十一月中国各地发生了白纸抗议运动。当这场运动刚刚发生时，海外有人联想到三十三年前的八九民运，研判又一场大规模民主运动可能会发生。但白纸抗议运动远没达到八九民运的规模，就已经被镇压下去了。对于关心中国未来的人来说，分析和比较民众的抗议运动，既可以帮助认识中共统治的规律，也可以了解民众的觉醒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崛起。
一、中国的集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之下，极少发生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相反，总有一部分人对当局的暴政有相当程度的认同。虽然中国社会当中有一部分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对中共多所批判；但不可否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中共的洗脑，而且很容易被中共煽动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社会心理？那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效应。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是心理疾病，而是人类社会当中，人们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一种自我防卫机制，是受害者选择进入一种回避被威胁时那可怕情景的假想状态。
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两个歹徒抢劫一家银行，挟持了4个银行职员。歹徒与警察僵持了130个小时后投降了。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里，曾遭到生命威胁的那几个银行职员居然对歹徒显露出怜悯，表明自己不痛恨歹徒；同时，他们对警察持敌对态度，不愿意在法庭指认歹徒，有的人还与歹徒成为了朋友。
从此，世界上就出现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概念。这种综合症可以在集中营的囚犯、战俘与乱伦受害者当中发生。而发生这种现象，首先起因于受害者的恐惧。
中国人的恐惧从何而来？来自中共的子弹和监狱。八九民运遭到军队开枪镇压之前，一些民众还相信共产党的口号“人民军队爱人民”，曾劝说围城的部队官兵不要开枪；等军队对民众开枪射击时，一些人喊出来的第一句话是，“开枪了，是真子弹”。这种用子弹来维持统治的生死威胁，自然会让中国人感受到极端的恐惧。
专制政权和威权政权不同，前者的“红色恐怖”比后者的“白色恐怖”严重得多。中共执政以来，一直用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实行社会清洗；而对八九民运则实施大规模武力镇压。其目的都是为了造成民众对当局的恐惧，从而强迫民众改变行为和心理。在政治高压下，民众不得不在行为上表示顺从；而另一方面，从中共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清洗运动开始，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内心就出现了认知顺从，即让自己内心的认知与行为的顺从保持一致，以便维持内心的心理平衡。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
这样去理解中共统治下国人那刻骨铭心的、与生俱来的政治恐惧，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很少发生大规模社会抗议运动。中国社会过去70多年来集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使得受害者对加害者从行为顺从延伸到认知顺从，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真正了解中共统治的钥匙。
二、两个世纪，两场抗议运动
然而，中国社会里，大多数人对当局的认知顺从与另一部分人的自我觉醒，始终同时存在。八九民运时如此，今年爆发的白纸抗议活动再度证明了这一点。我不把这次发生的白纸抗议运动称为革命，因为并没达到革命的效应。不过，白纸抗议活动与八九民运有相似的地方，这两次运动都在全国蔓延，也都是因一个突发事件引发了民众心中的愤怒。
但无论是从实际参与人数的规模，还是从延续的时间来看，今年爆发的白纸抗议活动都比不上八九民运。从社会运动的参与人数规模来看，白纸抗议活动可能涉及数万人，比八九民运的规模小很多。八九民运的主要抗议活动在北京，当时北京市区常驻居民一共是四百多万人，结果出现了一天上街游行人数达到百万的历史记录。
如果从延续的时间长度来看，八九民运从北京的各大学校园里爆发，到邓小平调动全国近二十万正规军包围首都，最后开枪镇压，中间一共是40多天。这样长的一个民主运动，在人类历史上也不多见。
这次白纸抗议活动之前，社会不满已经非常明显了。部分中产阶层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实在过不下去了”，想要“润”出中国，这反映出一种逃避心态。而新疆乌鲁木齐市疫情防控过程中封锁楼道，导致火灾发生时居民逃生无门，这个惨剧点燃了大学生带头发起的白纸抗议活动。
对习近平来讲，这次抗议活动是对他严厉的疫情防控方针的直接否定，也是对中共统治的严峻挑战。习近平二十大之后连任，可能他觉得，已经把官场搞定了，他的个人独裁可以畅行无阻；而过去30多年里，民间好像一直比较沉默，很少有反抗的集体行动。但是，白纸抗议活动的蔓延，证明了民间的不满仍然是可能爆发的；在中共铁腕严厉管控的状态下，还是有一些人敢出来挑战中共的政策。这种抗议活动可以发生一次，将来就可能再度发生。只要有人反抗，就会启迪社会中沉默的多数，从而慢慢地让地火延烧。
三、镇压与让步
白纸抗议活动发生之后，中共改变了疫情防控方针，似乎是一种让步。但是，为什么八九民运的抗议规模更大，延续时间更长，邓小平却强行实施武力镇压？从这次习近平改变防疫方针，可以看到中共对内政事务决策的一个特点，我把它称为“不逼不变”。
所谓的“逼”，可能有三种逼法；或者讲，对高层改变决策的压力会来自三个可能的方向。其一是“官场所逼”，就是官场有压力，要求高层改变政策；其二是“民间抗议”，就是民间直接用自发的集体行动来抗议，要求高层改变政策；其三是“局势所逼”，就是局势恶化到政策不变不行了。
所谓的“局势所逼”，最典型的例子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全国国有企业的经营严重恶化，连带着国有银行全都陷入破产的边缘。在危险局势的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放弃了长期以来坚持“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改而实施以“改制”为名的大规模国企私有化，为此迫使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
这次全国范围的国企私有化，延续数年，造成了数百万起国企职工的分散型抗议活动，参加人数先后也达到上千万人次。但这些抗议都是局部型请愿，不针对政府，只针对大量贪污的国企干部，所以没有形成社会抗议运动，最后这些抗议活动都被当局分别瓦解了。
所谓的“官逼”，指的是官场上的大多数人都不满高层的政策，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对官场让步。官员当然不会上街游行抗议，他们会通过上报的文件来反映基层情况。当中共开全国性大会时，会场上有高层的人呼应下面官场的意见，最后形成了对最高领导人的压力，迫使最高领导人承认有错，默认政策的改变。
这方面的例子是，1962年初中共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县以上干部大会，检讨老毛的“大跃进”政策造成3千万农民饿死的后果。与会干部对老毛非常不满，甚至在会场的厕所里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毛泽东原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在会上出面为挽救局势做了检讨，也提到了老毛的错误，结果大部分官员都认同刘少奇的意见。老毛为大势所逼，只好让步，表面上同意了刘少奇的新政策。但是老毛的“秋后算账”很快就来了，那就是以打倒刘少奇为中心目标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
为什么中共二十大没形成“官逼”？因为二十大的主要任务是确认习近平的一人独尊，而“清零”政策正是习近平内政方面“政治正确”的代表，没有与会代表愿意在二十大上站出来反对。
而白纸抗议活动的发生，居然与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有一点关系，这次足球赛于11月20日开赛。观看这个全球最高水平的足球赛，是许多国人的一个爱好，央视照例转播。但中共没料到，国外各场球赛的观众席上，竟然无人戴口罩，证明了中国防疫政策的奇怪，这就加剧了国人对“清零”方针的不满。
白纸抗议活动之后，习近平放弃了“清零”的防疫方针。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中国民间用抗议游行就可以逼高层改变民间普遍不满的政策。
四、镇压之后，何时再反弹？
中共高层对民间抗议的诉求，是否会部分接受，其实是有条件的。一个主要条件是，中共高层会判断，民间的诉求是否真要危及中共政权的生存。
这次白纸抗议活动的主要诉求是针对疫情政策，而不是要推翻中共政权，所以中共高层不认为，它的政权摇摇欲坠。因此，习近平在疫情政策上让一点步，试图缓解社会不满，也有助于挽救经济。当然，放弃“清零”，也是因为，在中南海决定停止“清零”之前，北京的疫情就已经蔓延到完全失控的程度，“清零”政策已经彻底失灵了。
而象八九民运那样的抗议运动，邓小平认为，中共以他为代表的统治面临重大威胁，所以他就大规模调动军队，开枪镇压了。
可以讲，并不是每次大规模社会抗议，中共都必定让步。甚至可以讲，社会运动的规模越大，口号越尖锐，中共的镇压意图就越强烈；相对地，社会抗议运动的规模小一些，针对的政策不涉及民主、政治自由这些中共认为动摇其独裁统治根本的，它倒反而可能作一点让步。
这次防疫方针的改变是高层批准的，所以官媒会出来为政策改变作解释。比如，共青团中央12月4日在它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前几天，线上线下比较集中地出现了对一些地方疫情防控措施的意见，通过及时沟通、完善改进，事情本已平息”。这篇文章等于公开承认了，民众对长期严格的防疫举措感到不满。
然而，中共绝不会让民众得出独裁者“服软”的印象；相反，习近平会进一步加强政治高压，找寻严密控制大学生思想动态的方法。其目标是，显示他的独裁丝毫没有削弱，反而在增强。
共产党国家会爆发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是历史现象。上个世纪，在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都先后出现过这样的社会运动。但历史证明，每次共产党政权用红色恐怖实施的镇压，只是暂时压住了民众的愤怒，但社会上积蓄起来的不满甚至仇恨，会在民众的心中生根发芽，直到红色政权病入膏肓时，最终引发终结这类政权的民主化浪潮。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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