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花八门的虐待和酷刑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拘留所普遍存在。图为监狱示意图。（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本人从不满20岁便在反右运动中，先划为“右派”又继以所谓“收听敌台反革命罪”被投入监牢，长达二十余载。其中耳闻、目睹，亲身体验到的虐待、酷刑，至今还留在恶梦一般的记忆里，成为挥之不去的阴霾。因而对这些历史不能保持沉默。必须将其公诸于世，为历史作证，不能让那些作恶者的恶行不为人知。
三、利用戒具刑囚
本来这戒具是因囚犯有暴力倾向，而用以阻止或预防其施暴的。但狱吏却加以滥用来惩罚人。最常用的是手铐，其次是绳子及脚镣。1957年我在叙永看守所，审判员说我“不老实坦白交代”，我又在话语上顶撞了他。那个姓吴的“预审员”就给我上了个他们取名为“左右开弓”的手铐。即把一个手铐圈铐在你左手腕上，另一个手铐圈铐在右手膀上，两个圈用力一捏，不消十分钟，你的手因血液循环障碍便成青紫色。那个疼痛法，真是想马上死了才好。只有一切照他说的“坦白交代”。这时那个吴某得意洋洋地说“你想给老子较量，你娃娃还嫩了点。我今天才请你吃个‘左右开弓’，还没有请你吃‘苏秦背剑’咧。”他接着就给我示范地比划了一下，即把你一只手反扭到背后铐上，然后将手铐的另一个铐圈从肩上拉过来铐在另一只手的膀子上。谁不信，可去试试那是个什么味。中国人啊，你的聪明才智怎么尽用在这种邪恶上？！难怪毛泽东都要问“这些法西斯的审讯方法是谁发明的？”当时那个情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都时不时又在恶梦中重逢。
上面说的这种手铐，是从西方“照抄照搬”来的“洋手铐”，好像还“文明”一点。因为它两个铐圈之间有一截铁链，因而使你双手有一点“活动度”。而更具“中国特色”的手铐子名曰“捧铐”。它是用铁，锻打而成的一个铁圈，把你双手一“套”进去，再从中插上一根铁棍外加一把锁。这时你的双手就像捧着一个东西一样，故名“捧铐”。戴上这“捧铐”你连饭碗也无法端，吃饭只能把嘴伸到碗里去一口一口地“咬”来吃，就像猪、狗吃食物一样。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本人没有亲自“享受”过，但却不止一次看见别人“享受”。特别是判了死刑，等待枪毙的死囚。
判了死刑等待枪决这段时间内，一般都单独囚禁，特别是所谓的“重大反革命犯”，有的还会“享受”一种叫“刑床”的特殊待遇。所谓“刑床”就是一板木板，把死囚弄成一个“大”字形状，将其四肢及腰部用绳索或铁链固定在这木板上。你坐一下，或侧一下身子也不可能。本人就曾被狱吏派去给这样的死囚打过安眠针，因为他狂躁乱吼叫。死囚24小时专人轮流看守。
除了手铐，脚镣与绳子也是狱吏对囚犯施刑虐待的重要工具。脚镣有轻、重之分，轻的只有几斤重，重的可达四十多斤。戴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举步维艰”。而随着脚的移动，铿锵的镣声则更对人形成一种恐怖性的刺激。特别在夜里，那声音就像从地狱里传出来的一样阴森恐怖。而戴上脚镣的人在冬夜里，那冰冷的铁根本使人无法入睡。这滋味我是亲身体验过的。更奇怪的是脚镣戴的时间久了一旦解除，会产生一种类似“太空失重”的感觉，走起路来东歪西斜，像要跌倒似的。这就是身体对“不自由”已养成一种可怕的“习惯”了。而用绳子捆人那也是当年狱吏虐囚常用的一种方式。而凶狠的捆人，可以把人捆得大、小便失禁，昏死和手臂残废。我在四监狱便亲眼看见一个叫何光全的犯人，被狱吏捆得双手致残。事后狱吏未受任何处分。
四、单独囚禁
又名关小监。即将囚犯关入一间不足两平方米的小黑屋内。一张小床，床边放个便桶。吃喝拉撒都在那里。门上一个小方孔，是每日给你送饭和水进来的唯一通道。一天只有8两粮（早晚各2两，中午3两），每餐几片老菜叶，放了一点盐，油星星也看不到一点。不仅饭菜就那么一点，连水都只有一瓷盅，包括洗脸和吃在内。要不了两个月，就把人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酷刑是反人性制度的产物
海外学员演示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图片来源：新唐人）
在415劳教支队101严管队，一个叫王志中的“劳教份子”，此人原是四川一家出版社的社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415劳教。因为怀疑他是“马列主义联盟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而他本人坚决否认，于是说他“顽固不坦白”。该队“管教干部”李玉白便叫人用石头造了一口“活棺材”对其进行单独囚禁。所以叫“活棺材”就是他用石头砌的这座“房子”刚好能装下一个活人站在里面，别说躺下，想坐，也无法坐，门上一个小洞，人就站在里面吃、睡、拉。幸好去砌造“活棺材”的人，也是劳教份子，于是他就在“活棺材”的后面开了一个小孔洞。王志中站着拉的屎尿才从小孔洞里流了出来。而这附近又是劳教干部的食堂，几十天后臭气熏天，干部们受不了，才只好将王放了出来，这时他老兄只剩下一口气了。
1979年王志中“改正平反”后，与宜宾的管正和右派难友等三人，一同去到李玉白家，李自知当年所为不是人干的事，吓得面如土色，大放悲声叫道：“我错了呀，过去一切都错了呀……”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当然，狱吏虽非个个都像李玉白如此残暴，但他们总的说来都不把囚犯或劳教份子当人看待的。他们认为对“敌人”不能有半点“温情”，不能讲半点人性，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感情”，“私恩”。被毛泽东吹捧成“圣人”的雷锋就毫无人性的说过“对敌人像严冬一样的冷酷”。所以中国大陆“监管场所”内的酷刑与虐待，是反人性制度的产物，而不仅是狱吏个人品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