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上海高中生的自白和发问(图)
2022 年 4 月 19 日，上海静安区（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2年4月26日讯】我，一位上海的高一学生，在家被关了十几天后想要说点什么。
我现在和妈妈住在学校旁边租的小房子里，宣布网课之前原来的小区已经被隔离。所以我们只能蜗居在一个没有任何熟人和朋友的老式小区里。我的爸爸年后去了长春工作，自从2.19之后就三人两地，再也没有见过面。上一篇推文拍的照片，是我2022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春天。
我心知肚明我的情况已经属于上乘，家里没有人失业父母正常工作，我正常上学生活，妈妈也没让我饿一顿肚子，每天都能荤素搭配。小区人数虽少，团不到特别能满足口腹之欲的食物，但居委和志愿者们每天都尽心尽力，开团、送运井井有条。但我仍然有不满，对这座城市。
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生活，我自认从来没少爱国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半分。无论有外国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来问我，我永远说我庆幸出生于中国，我热爱我的家乡上海。在上海疫情爆发初期，我看着网上对它扑面而来的辱骂和诋毁，非常愤怒。当时我全力支持上海的防疫政策。居家就居家，快递停运就停运。我以为伴随着大部分上海人民的全力配合和支持，上海定能不负众望，快刀斩乱麻。而现在，我只觉得羞愧和无助。
但对上海的防疫开始失望，是当我第一次知道一位护士一位延误哮喘治疗而去世的消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各种疾病（癌症、心脏病、发烧）去世，我开始怀疑“人命”在Ta们眼中的定义现在究竟是什么。
我一直自认幸运，家人朋友没有经历这种痛苦，但在我昨天崩溃的时候发了一条朋友圈以后，我才发现朋友中有外婆得病需要做手术却“无医可治”，伯祖父病逝在ICU却无法举办葬礼，更有不只一位朋友全家自从抗原呈阳性后48个小时都没有被告知下步措施。我知道上海现在比我和我的朋友们生活的艰难的人大有人在，所以在发现连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惨案时，我甚至不敢想象其他的普通人是如何度过这一危急时刻。不对，不是时刻，是持续时间冗长的时期。
老人不会用手机抢菜，一顿分成三顿吃，顿顿吃白粥米糊并非隔离。我家楼上八十岁的老太太自从确诊阳性，到抗原阴性这一周的时间，除了居委发起居民给她送过一次牛奶，Ta们没有其他措施；普通人需要在半夜死死地盯着屏幕用比平时高几倍的价格才能勉强抢到食物，甚至吃不到水果和绿叶菜；团长和志愿者每天忙到飞起，天天凌晨睡觉凌晨起床；本来应该畅通无阻地送到居民手中的菜需要居委吵架才能拿到；无论是12345还是疾控中心电话，永远打不通或者忙线。
在每天无数条新闻和阵阵呼救声中，我有一种快要溺毙的窒息感。
我们的要求过分吗？不死人，能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能够偶尔下去放风放松心情。我不敢相信这是在2022年的上海需要奢望的生活方式，不相信这是在2022的上海达不成的生活质量要求。退一万步讲，我可以在特殊时期暂时放弃我的胃和自由，但他们不能看着我白白地被圈禁在家里，甚至还要苟延残喘的维持马斯洛需求理论中最低级的两层：生理和安全，但什么也不作为。
现在在上海死去的人，全都不是死于新冠，而是死于新冠防控。我对于共存还是清零不发表个人看法。但我要发问：他们还把与新冠病毒无关的病当病吗？还把非阳性的人命当人命吗？
有人看不清，有人看得清。但所有看得清的人的陈述都被禁言。而当所有人的真实的诉求都被静音封杀，这个城市还有救吗？无论是最初的《求救》，还是昨日的《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甚至是今天列出的上海市目前死者的名单，都被一一封掉，他们把“言论自由”四个大字记在心里了吗？“言论自由”是很书面化的词，但它反映出真正被禁锢的是什么？是人心，是知晓真相的基本权利。
二十世纪有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以笔为刀，在锐利地发现社会现状和犀利地抨击社会问题下拯救了一批又一批的民众；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自媒体人勇于发声，而他们仅仅只是阐述事实，甚至发出求救，就被封杀禁言。那么我想问，社会是在退步还是进步，二十世纪的那些伟人在那般困苦的时期拼劲全力做的努力和改变，现在算什么？
“网页包含违法或违规内容，被多人投诉，为维护绿色上网环境，已停止访问。”当这行冰冷的文字映入眼底的时候，一句句大声的质问在心底蠢蠢欲动，想要破口而出：难道知道真相是违法吗？难道为那些因疫情而逝去的人们默哀是违规内容吗？难道让人们的呼救被人听到是可耻的吗？如果我们这些身处困境中的人都没有知晓真相的权利，那我们到底还剩下了什么？
在近一个月铺天盖地的信息潮水中，有那么一条在一片骂声中消失，却如扔进水里的石头激起千层浪的宣告——“东方卫视抗疫特别节目”。这则消息显得如此的刺耳荒谬：普通的老百姓忧心忡忡地握着家里最后的余粮、焦虑着怎样才能抢到快要超过支付能力的食物，甚至已然食不果腹，打开电视，看见的却是一群红光满面的、完全不愁衣食住行的明星，轻飘飘地唱着跳着，说着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更大的问题是节目本身——“晚会”本就带有某种庆祝、娱乐性质，一边是饿着肚子，基本生理需求都得不到解决的老百姓，一边却是载歌载舞，营造出一幅国泰民安甚至欢喜的景象，难道真的会有人认为后者能对前者有什么激励作用吗？这样一个晚会，以一种高高在上的、俯视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往底层的人民处抛下一些轻飘飘的光，然后便无视下方真实的嚎哭和诉求，没有任何同理心而我行我素，对真实的民众的声音则干脆漠视。帮帮忙，从上面传下来的遥远的歌声帮助不了上海人民！
我们需要的是做实事的人，不是与普通百姓阶级断层、且没有任何同理心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实际的帮助，不是权高位重者居高临下的施舍的光亮、抛出的诱饵，甚至还希望被施舍者弯腰鞠躬、感恩戴德。马斯洛需求理论的五级是一层一层往上叠加的，空中阁楼建不起来，多巴胺和血清素也不能当饭吃。
无论我们振聋发聩的呐喊是否终究会被歌舞升平和民康物阜粉饰太平，我们仍然要竭尽全力地发声，因为这是我作为一个高中生唯一能做的。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当然，也要由衷地感谢一些温暖，一些将人从灰暗中拉起来的绳子。我有朋友四天前迎来了她的16岁生日，全楼上下东拼西凑材料，为她做了一个生日蛋糕。送到她手里时，只是一个盘子上盛着一个朴素的蛋糕，上面裹满了层层保鲜膜。虽然包装如此简陋，但这仍然是凝聚着最多爱的一块生日蛋糕。
祝愿所有的上海居民，能够吃到好饭好菜，家人朋友健康，祝我们早日脱离困境。同时感谢所有的为我们做了事的居委、物业、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们，还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所有从外地赶来帮助的医护人员，谢谢你们。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海高中生，不是自媒体工作者，公众号是我发表看法的平台，这篇文章没有任何蛊惑百姓的意思，仅仅只是一个正在接受教育的学生在疫情期间的思考与发问。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