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危机拉开美中俄新超级大国之争序幕(图)
2022年2月23日，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地区的一条路边出现了俄罗斯军用卡车和公共汽车，该地区与自称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接壤。(图片来源：STRINGER/AFP via 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2年2月24日讯】俄罗斯在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大胆的军事集结是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第一次重大冲突，美中俄三个超级大国开始争夺首要地位。
与美苏冷战不同的是，现在的中俄伙伴关系建立在削弱美国实力方面的共同利益。与1950年代中苏集团不同，俄罗斯已成为欧洲的重要天然气供应国，而中（共）国不再贫穷、饱受战争蹂躏，而是世界制造业强国，军队也不断扩大。
《华尔街日报》报导，普京在对乌克兰部署一支庞大的部队时， 要求西方调整冷战后欧洲的安全安排，并表明俄罗斯有能力在西方反对和经济制裁的情况下强加其意志，普京将军队从俄中边界转移，显示他信任北京。实际上，这两个大国正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重塑全球秩序，尽管中俄还未形成正式联盟。
这种新秩序使美国面临同时与两个对手展开竞争。拜登政府需要在一些方面做出重大决定，包括调整优先事项、增加军费开支、要求盟友做出更多贡献、在国外部署更多部队以及开发更多样化能源以减少欧洲对莫斯科的依赖。
“我们知道俄罗斯会进行灰色地带行动，普京会在其外围制造不稳定。但这与大规模入侵一个主权国家以重新调整其政府方向是不同的。”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五角大楼最高政策官员的米歇尔．弗洛诺伊说，“我们看到，虽然北京并不真正喜欢普京的策略，但他们愿意联合起来作为威权国家反对西方民主国家，未来我们将越来越多的看到这种情况。”
美国的困境部分源于冷战结束时华盛顿的举动。作为当时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推动在世界范围促进民主，并扩大北约这一欧洲重要的冷战军事联盟，囊括克里姆林宫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前成员和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这满足了东欧国家数十年来摆脱莫斯科统治的渴望。
然而，普京将他与西方的竞争视为一场零和游戏，并着手将俄罗斯推向苏联时代的突出地位，对其周边国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中共领导层还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主抗议运动视为美国策划的阴谋，最终可能被用来对付北京。因此，中共加强对内控制和军事建设，这一趋势在十年前习近平上任时加速发展。当支持民主的抗议者在香港崛起时，习近平实施了严厉的港区国安法，撕毁其前任达成的给予香港自治权的协议。
过去十年，美国安全机构开始注意到五角大楼2015年提到的“再次出现大国竞争”，并将重点从中东和西南亚的反恐行动转移到中俄。美国防长奥斯汀一再将中共视为“节奏挑战”，而俄罗斯则被视为较小的长期危险。
即使拜登总统承诺支持世界民主国家，这一预测也符合他的优先事项。他上任时希望专注于大流行、经济和其他国内问题，承诺采取“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代价高昂后为美国人带来回报。管理与莫斯科的关系将有助于政府专注于与北京的军事、经济和技术竞争。
为此，拜登于6月与普京举行峰会。为了给与美俄关系设置护栏，拜登同意将限制美国和俄罗斯远程核武器的新START条约延长五年，并指示五角大楼探索利用俄罗斯在中亚的基地，以防止美军撤离后阿富汗再次出现恐怖主义威胁。
然而，普京却在推行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纳入其势力范围的议程，最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在美国欧洲盟友家门口的大规模军事集结。
对每年国防预算超过7000亿美元的五角大楼来说，需要在应对俄罗斯引发的紧急危机的同时，为中共的威胁做好准备，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018年发布的一份国会授权的五角大楼战略研究报告称：“如果美国军队被迫同时在两条或更多条战线上作战，美国尤其面临不堪重负的风险。”
目前的乌克兰危机已导致美国向欧洲派遣更多军队，并可能促使它重新考虑国防开支水平，以及武装部队的规模。随着美国军方主张建立足够大的核武库，以遏制俄罗斯强大的核武器和中共迅速增长的核力量，核裁减的时代可能会结束。中共的核力量不受任何军备控制协议的限制。
不得不同时对抗俄罗斯和中国也将导致拜登政府更加依赖美国用来增强其全球实力的联盟。
中共在南海这一重要的全球海上通道加强了军事前哨。它还在世界各地建设新兴基地网络，可供其迅速扩张的海军使用，并搭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的建设中港口设施。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共海军在大西洋获得第一个立足点，迫使赤道几内亚拒绝北京的压力。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军事历史学家艾略特．科恩说：“美国将不得不再次习惯于同时在多个战区开展行动——不仅仅是在军事上，而且在心理和外交政策制定方面。”
为解决新的挑战，五角大楼推迟发布国防战略，该战略旨在阐明遏制美国大国竞争对手的计划，以及对发展何种核武器及其威胁范围的新审查。美国国防专家已经开始争论五角大楼是否应该同等重视来自北京和莫斯科的双重挑战，或者更多地关注太平洋。
与莫斯科的新对抗也可能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破裂，莫斯科可能会更依赖北京。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国内和国际能源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