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警标志（图片来源：OZAN KOSE/AFP via 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2年1月16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何佳慧综合报导）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与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许智峯等流亡港人等联合去信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指组织已遭中共严重渗透，沦为迫害海外民主人士的工具。保护卫士调查发现，中港当局利用多次试图利用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追缉、引渡流亡者，甚至威胁帮助他们逃到海外的外国议员。
流亡港人：中港扬言利用国际刑警追捕
“保护卫士”联同遭受《港区国安法》通缉的16名前议员、人权活动家或他们的支持者，向国际刑警发公开信。联署人包括罗冠聪、许智峯、“揽炒巴”刘祖廸、前学民思潮成员许颖婷、黎智英助理Mark Simon等。信中指，他们大部分在《国安法》实施后被迫逃离香港。《国安法》制造了一套政治罪行，而他们的“罪名”只是为维护普世人权和自由挺身发声。
“最近一年，香港当局和中共政府称要追缉我们、捉拿我们、把我们抓回香港受审，用的语言越来越敌意和挑衅，而我们只是行使了基本的政治自由”，公开信写道。港府高层、警察和党媒都提到利用国际刑警制度来扣押和引渡他们，令他们处于非常切实的危险之中。
“我们要求国际刑警保护我们，不让他们政治滥用红色通缉令（Red Notice）和扩散通报（diffusion notice）等工具，进行政治迫害。”信中又强调，数以万计的人已逃离香港，很多人可能因为政治罪而面临通缉，联署人只是冰山一角。他们确实担心中港当局可能已经在使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工具来对付他们。“更大的恐惧就是香港和中国正在打算这样做，对此，他们毫无顾忌地公开承认过。”
红色通缉令被用作引渡维权人士
公开信引用了维吾尔维权人士哈桑（Idris Hasan）的例子，在中共要求下，国际刑警组织2017对他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去年哈桑在摩洛哥被扣留后，幸好有多方努力和国际舆论压力迫使国际刑警取消了这项通缉令。否则，哈桑就可能被遣送回中国，面临最高无期徒刑的处罚。
“保护卫士”保护卫士成立于2016年，总部在法国里昂。该组织1月13日发表一份题为《追缉终身——香港政府的全球追逃、国家安全法和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风险》的研究报告，引述报导指“大约30名”离开香港的人正因国安法而遭到追缉，实际被追捕的人数仍不得而知。
报告引述香港政务司长李家超曾扬言要以《国安法》“终身追缉”逃犯；去年9月，行政会议成员、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更扬言，就算没有引渡条约，还有其它工具追逃，包括可以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将他们逮捕并遣返。
国安法长臂海外 外国人也受牵连
同时，由于《国安法》38条有“域外管辖”的条文，连一些身处香港之外的外国人，也被卷入诉讼之中。例如协助许智峯逃离香港的丹麦国会议员Uffe Elbæk和Katarina Ammitzbøl，遭港警（透过国际刑警管道）以及中共公安部利用中港与丹麦的司法互助条约来要求调查，被丹麦当局拒绝。
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David Alton）等人，更被英国政府警告，如果他们出国旅行，将面临被拘留和引渡到香港的风险。几位日本和美国的民选议员也受到牵连。
美国之音报导，保护卫士指，很多证据显示国际刑警组织遭到中共严重渗透，逐步使其成为中国迫害流亡人士的政治工具。1984到2005年，中国平均每年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有26件。2005到2014年平均33件，到2016年，这个数字暴增至612件。
2016年，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成为首名来自中国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保护卫士”指，2021年11月25日，中共不顾多方抗议，成功使任职于公安部国际合作局的胡彬郴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会的13名成员之一，增加了中国滥用该系统的可能性。
国际刑警被中港当局利用，对流亡海外的大陆异见人士、前香港议员和民主抗议人士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保护卫士”和公开信联署人要求国际刑警组织确认其数据库当中，是否有针对这些人发出的任何红色通报或扩散通报——这将明确违反国际刑警组织的章程，因为他们之中已有多人获得政治庇护；且最重要的是，该组织应确保他们今后不会被列入中国或香港请求的红色通报或扩散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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