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夫人赵萝蕤 痛苦活着的悲惨岁月(图)
陈梦家夫人赵萝蕤，比起死去，更悲惨的是痛苦地活着。（网络图片）
世间悲惨千万种，死亡一直以来都被视最为悲惨的结局。她是一代才女，陈梦家夫人赵萝蕤，比起死去，更悲惨的是痛苦地活着。面对眼前避无可避的苦难，精神被压垮后，脑子里一直绷着的那根弦便断了。
从此，这世间少了一个理智清醒的承受者，多了一个肆无忌惮的逃避者，这便是——精神分裂者。
赵萝蕤便是一个精神分裂者，那时的她在压抑、黑暗的世界里一身铁锈。但在此之前，她也曾有着宁静而美好的世界，也曾有过光芒万丈的积极和阳光。
赵萝蕤是个很美的名字，典自李白《古风其四十四》：“绿萝纷葳蕤，缭绕松柏枝。”绿萝枝叶纷披茂盛，满满都透露着生机活力与浓浓的文艺气息。
而赵萝蕤本人也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虽然八岁才入学，但是并未落后其他同龄人，反而作为跳级生后来居上，一连跳了好几级，甚至从初一直接跳到高二。
其实她本来可以直接跳到高三的，但因为年龄太小，赵萝蕤的父亲让她多上一年。但即使这样，从燕大毕业时赵萝蕤也才20岁。
她在追忆当年的情境时曾说：“我大学毕业时才20岁，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上学吧。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试试考一考，那里有个外国文学研究所。”
赵萝蕤就这样去了清华研究生的面试。有趣的是，在几门必考的外语中，赵萝蕤的英语虽是一百，但德语却是个零分。但幸好清华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不仅破格录取了她，而且还给了她一年的奖学金。
赵萝蕤之后的成就也的确证明了她担得起这份殊荣。在清华的第三年，赵萝蕤便应戴望舒的邀请，开始翻译艾略特的长诗《荒原》。
翻译外国著作这项工作不仅对语言水平要求很高，还需要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和功力，更何况《荒原》是一首以晦涩难懂、征引渊博著称的现代派长诗。
《荒原》译文的成功出版使赵萝蕤一举成名，刚刚20出头的赵萝蕤便在当年的读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名家邢光祖评论说：“艾略特这首长诗是近代诗‘荒原’上的灵芝，赵萝蕤的翻译则是中国翻译界‘荒原’上的奇葩。”
除了满腹的才情，浑身高雅的气质以外，赵萝蕤的相貌也是极为出众，她在大学时便是燕大校花，由此还有了个“林黛玉”的外号。
坊间一直有猜测：钱钟书《围城》里女主的原型就是赵萝蕤。甚至钱钟书的忘年交陆灏也有这种怀疑。不管传闻真假与否，都可见赵萝蕤当时是许多青年爱慕追求的对象。
那美貌与才情并举的赵萝蕤最终倾心之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便是“新月派”后起之秀、古文字学和考古学大家——陈梦家。
陈梦家的老师钱穆先生在回忆录中说赵萝蕤：“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
话虽如此，但当时的陈梦家还在读研究生，虽初露锋芒，但在众多才华横溢的追求者中并不突出
为什么是陈梦家呢？
很多年之后，赵萝蕤在麦当劳采访时被问到这个问题，采访者预料中赵萝蕤会说说这个大才子的学问，会说他的诗写得好，会说他丰厚的文人底蕴。
然而赵萝蕤却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他长得漂亮。”
两个都长得漂亮的人走到一块儿了，满腹的才情与俊美的外表藏也藏不住，令旁人羡慕不已。但赵家却对这段感情直接竖起了阻挡的围墙。
爱情是两厢情愿，但结婚却不能只靠荷尔蒙的作用。
当时陈梦家还是研究生在读，家境清寒，一直住在赵家，甚至连生活费都需要赵萝蕤帮忙筹措。赵家怎能让从小捧在手心里的赵萝蕤，嫁给一个连经济都不能独立的人。
而陈梦家出众的才学也没有得到赵家的认可，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认为写诗已是雕虫小技，何况写的还是白话新诗。当时赵紫宸还在国外，本来每月给宝贝女儿八十元零花钱，听说陈梦家的事后便直接中断。
无数的爱情夭折于家庭的阻难，好在赵萝蕤和陈梦家两人的不懈坚持，在一点一点地努力中，赵家有了松动，最终同意了。
于是在1936年1月18日，陈梦家和赵萝蕤便在燕京大学的办公室里举行了婚礼。婚礼极为简单，但婚姻终是给了彼此间爱情一个归宿。
一年之后，这对恩爱的小夫妻迁居昆明，陈梦家和赵萝蕤去往西南联大任教，但当时的西南联大却有一个老规矩：夫妇不同校。赵萝蕤的《我的读书生涯》中写到“从七七事变以后，我一直是失业的。”“我是老脑筋：妻子理应为丈夫做出牺牲。”
作为一个才情满腹的女子，陈梦家在西南联大就职的八年里，赵萝蕤却只能做一个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每天都得应付做饭、种菜、养鸡等众多家务。
但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赵萝蕤也没有放弃学习，在烧柴锅这种闲暇时，腿上仍会放着一本书。这种夹缝中学习的情况在1944年得到改变，陈梦家收到芝加哥大学的邀请，赵萝蕤也一同去了。
在芝加哥大学，陈梦家教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而赵萝蕤则当起了学生，攻读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
赵萝蕤完成四年的学习后，陈梦家已早一年回国。此时国内战事紧张，而赵萝蕤的博士学位要等到来年六月才会颁发。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两者必定要舍弃一样。因深恐不能回国，在两者间，赵萝蕤毅然选择了回国。
1948年，在民用交通混乱的近乎瘫痪的情况下，赵萝蕤多方联系，先是乘坐运兵船离开西海岸到达上海，之后又搭乘一辆空运粮食的飞机，辗转回到北平。
回到心心念念的祖国怀抱后，预料中的温情并未持续多久，她的生活便走向了难以想像的混乱。
这场混乱不是在艰难的反侵略战争中，也不是国内政局尚未统一时，而是在中共建政后本该平静的日子里。
1957年，风潮兴起，赵萝蕤年迈的父亲赵紫宸被一次又一次地拉出去游行、检讨；丈夫陈梦家也被打成右派，在中科院考古所工作里被“降级使用”；而赵萝蕤自己也被要求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
赵萝蕤夫妻两人性格本就高傲，自然不能容忍这样的侮辱，赵萝蕤的日记里提到“今天早醒，又为梦家疯态所逼，把他大骂一通。”“早醒，又和梦家做思想斗争。”
俗语说：我们都懂得许多大道理，劝了许多人，最难的却是说服自己。赵萝蕤大骂丈夫的“疯态”，却未料自己竟然先疯了。
有一种心碎是没有声音的，只是一种精神分裂。
在这些接二连三地打击中，赵萝蕤一度出现精神问题，她疯了。更为离谱的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赵萝蕤曾两度发病都无法送去医院治疗，只能自己硬生生地扛过来。
旧伤未愈，新伤又来。这个“疯病”似乎就在她这里扎了根，始终没有离开过。
黑暗中唯一的光，是身边人的陪伴，陈梦家给了赵萝蕤继续同病症抗争的力量。
但有一天这唯一的光也坠入了黑暗。
1966年，陈梦家终于承受不了巨大的痛苦，选择了自杀，他吞服了大量安眠药片。还好被及时发现，陈梦家立即被推进了抢救室。丈夫在死亡的边缘徘徊，而赵萝蕤此刻正在接受一群年轻小将们惨无人道的盘问。
在赵萝蕤家中并不宽敞的院子里，挤满了一群人，两个稚气未脱却一脸凶狠的少年扯着赵萝蕤的头发，将她按在椅子上。随即拿出一把大剪刀，胡乱地去剪赵萝蕤满头的黑发，等到剪刀停下时，赵萝蕤只剩下丑陋的“阴阳头”。
这番精神上的侮辱还没有缓解，肉体上的折磨又接踵而至。赵萝蕤又遭到了皮带狠狠地抽打，先是皮带，之后竟然换成了皮带扣，衣服的上浸染的鲜血越来越多……
绝望、绝望，每一丝呼吸进来的都是绝望，它们在胸腔里激荡着。此时的赵萝蕤满心都是躺在手术台上的丈夫，心中越发冰凉。
万幸安眠药剂量不够，陈梦家活下来了。但生理上的死里逃生，却并没有打消精神上死亡的决绝。仅仅过了8天，勉强能够活动的陈梦家还是悬梁自尽了，这一次再没回来。
赵萝蕤空荡荡的世界里唯余下黑暗，日复一日。她还是会时不时的突然犯病，癫狂发疯，只是这次没有人会拦着她哄她安静；她还是会经常被闯进家的人拉出去游行，只是家中再没有人等着她。
陈梦家去世之后，赵萝蕤被要求誊写革命歌曲，但她却在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誊写中写错了一个字。结果她被捕了，关了五年。
1976年，政治上的阴云终于消散。但此时的赵萝蕤早已步入老年，没有劫后余生的欣慰，只有面对“荒凉”世界的孤寂。
即使广袤的天地充斥着自由，但她却仍然深陷囹圄。
丈夫陈梦家走了，无儿无女的家里只有自己一人；饱受精神疾病摧残的她，再也难以去弹喜爱的钢琴；她的诗稿、丈夫未完成的考古研究著作，都被粗暴付之一炬；家里从各地淘来，精心收藏的字画、家具也全部都被没收。
她曾经身边的同事，有的被发配到北大荒，有的死于非命。孤身一人的她搬回父母居住的四合院内，但年迈的父母也都相继死去，四合院不断被占，她从前院搬到后院，又从后院搬到狭小的杂物间。
她终于还是孑然一身地被遗弃在这人世间，被空虚裹挟着继续下去。
世俗的生活对于赵萝蕤而言，或许只剩下了犯病时的痛苦和对明天的沮丧，因此她转而投身于知识的世界。
1983年，已年过古稀的赵萝蕤，再次担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对美国自由诗之父——惠特曼巨著《草叶集》的翻译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她的卧室里有一张小床、两三把椅子、一张小书桌。每天课余后，她就伏在那张小书桌上，研究着一切和《草叶集》有关的文学知识。这一伏案就是整整的十二年，当《草叶集》翻译完成时，赵萝蕤已经79岁了。
赵萝蕤说：“人活在世界上悲痛固多于喜欢，但一切悲观都有止境，只有在有限承应无限的时候，却永无止境。”
《草叶集》全译本的出版震惊了学术界，直到今天也是学术界里程碑式的作品。甚至因此赵萝蕤登上了美国《纽约时报》的头版，令外国人“惊讶不已”。在1991年，赵萝蕤就读博士的芝加哥大学也为此在建校百年时，向她颁发了“专业成就奖”。
种种荣誉、盛名，对于一个有过高光、走过风雨的垂暮老人，都已只是过眼云烟。在这12年翻译过程中，全身心投入的背后，内心那份宁静于她已然足够。
1998年的1月1日，当新年的钟声敲响，全世界都在迎接新的一年到来之时，86岁的赵萝蕤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喧闹的世间。或许在那里，她的内心有了永远的宁静。
人物简介：赵萝蕤（1912～1998），汉族，赵紫宸之女，陈梦家夫人。浙江德清人。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系。1935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1946年和1948年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
曾任云南大学讲师。1949年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长期从事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勃朗特姊妹和美国文学家惠特曼、詹姆斯的研究。译有艾略特《荒原》、惠特曼《草叶集》、朗弗罗《哈依瓦撒之歌》、詹姆斯《黛茜．密勒》，与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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