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地产的真实情况（八）(图)
北京鼓楼（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1年12月28日讯】（接上文）八、我有个姐夫是许家印的同乡
共产党对我们家的迫害是极其深远的，伤筋动骨，断子绝孙，换脑子换血。
因为我父亲郭笃民1958年被打成右派，我们4个孩子的学习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大姐本来学习不错，是少先队大队长，父亲一被打成右派，学校就立刻把她撤职。
父亲走后，家里的生活来源完全断绝，共产党不提供劳动改造右派的工作服，他还老跟家里要衣服、日用品，加上邮费，我母亲的负担就更重。没白天没黑夜地带着3个女孩干家庭副业。孩子们睡了，自己接着干。有时候睡觉，起夜的时候，蹲在尿盆上就睡着了。中国人一直到90年代住楼房，才有了卫生间，能在家里解决大小便、洗澡。过去都是胡同里的公共厕所，臭不可闻，而且很不方便，我母亲最后石棉肺爆发，也是因为1989年冬天上公共厕所着了凉。
3个姐姐后来学习都一般，二姐好一些，因为家庭副业的担子太重，根本没有时间做家庭作业。都是初中毕业，三姐比习近平大1岁，实际上就上了7年学。二姐三姐还在文革中被红五类逼疯了，后来也没有痊愈，所以三个姐姐找的4个姐夫（三姐二婚），生的3个外甥，后来都学习不好，初中毕业后，都考不上普通高中，只能上技校。那种学校就是流氓小偷打架斗殴的专业学校。自然没有好结果。这7个男人加起来的文化也不如我一个人多。
但是，三姐的第一个男人不简单。
他叫张守孟，河南人，恒大老总许家印的同乡。有些人反对按照籍贯贴标签，觉得没道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起码人们对一个地方的人的结论有一半儿说对了。比如说河南人很坏。为什么？因为河南几千年来是黄河泛滥区，经常被大水淹了，庄稼颗粒无收，人们挨饿受冻，所以历史上起义多，军阀喜欢到这个地方招兵买马。这里盛产土匪。这里的人敢干，敢玩儿命。比如都是加杠杆儿，许家印就比别的房地产开发商玩儿得大，最后成了最大暴雷。影响了全世界的经济。这就是河南人的特点决定的。
其实《二十四史》哪一部书我忘了，但是我看的时候，对这段话印象很深，大意是江西、湖南这样的地方，民风彪悍，难以统治，这里的人喜欢闹事儿。
古人就看明白了这一点，中央红军，毛泽东和他的将军们基本上都是江西和湖南人。为什么别的地方不是红军的发源地呢？
张守孟是河南焦作的农民，怎么认识了我三姐？我三姐郭霞为了避免带着我母亲和我一起回到农村当农民，自己一个人投亲靠友，到老舅所在的河南焦作市插队。她一个外地人来到河南，加上出身不好，自然就受欺负。如果能见到母亲，跟家长诉诉苦，缓解一下，母亲开导一下，也就不会得病了。但是她和我母亲相隔千里，那时候的联系方式只能是信件，一个月能有个来回。我们家甚至也买不起邮票。她就疯了，最后满处乱跑，只能回到北京养病。
他们知青点所在的村子，有一户人家，几个儿子，老大当了解放军。复员后，留在了北京。这是70年代初。因为毛泽东修防空洞兼地铁，带有军用性质，其实主要是为了打仗，完全是按照保密工程来搞的。这家人的大儿子就是张守孟，出身好，表现积极，在部队入了党，自然就到了地铁公司。
该结婚了，但是老家的农民他不想要，不想再回到那个穷地方。牛郎织女的生活也不好。就想找北京的，但是找了几个，北京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一个河南的农民。家里人听说北京知青郭霞回北京养病了，就打听了她的地址，寄给张守孟，让他来我家找人。他这个孟字，是孟子的孟，说明他们家大人当年还是有一点传统思想的。
那是1973年，我正上初二，那天我在胡同口碰到一个穿着一件军装，戴着军帽的年轻人打听路，而且就是我家，我就告诉了他。他身高只有1.62米。这个身高也符合河南人，农民的身份，缺吃少穿，从小干活，一般也就是这种身高，他与别的村里人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比起一般的北京人就算矮的了。比如我当时已经在1.70米以上，后来长到1，77米，在班里也是最高的。应该说他不难看，还很白，不像农民。因为个子小，不能斗狠吧，所以说话还有点文雅、客气。
那时候我二姐也是疯疯癫癫，我们家主要的收入就是大姐的工资，二姐是学徒工，20来块钱工资，基本上就够她的生活费和看病的挂号费，药费报销。我妈自然发愁二姐的婚事，二姐比三姐大两岁。我妈的意思是先让二姐和他搞对象。但是三姐听说了这个意思，就不愿意，就借着疯劲儿去找张守孟。烈火干柴，自然发展很快，我母亲也没有办法。后来，也是过了几年，他们结了婚。大概是1978年结婚，1980年生了孩子。一个女孩，叫晶晶。因为计划生育已经在全国强制执行了，河南农民更愿意要男孩，所以张守孟就嫌我三姐让他们老张家绝了后，就经常打她。我还到他们家打了张守孟一顿。他家在北京崇文区（现在这个区并入了东城区），很矮的平房。两间吧？不太大。
后来就离了婚。而且张守孟也不给赡养费。不久我三姐又结婚了。她在崇文区的一个小饭馆上班，每天烙一二百斤白面的大饼。很累，夏天很热。那时候我三个姐姐不是食堂，就是饭馆，这主要是黑五类的出身造成的。我1980年为了进城工作，方便上夜大学，也差点调到了一家医院的食堂。那就全军覆没了。幸好二姐夫帮我进了他们公司去挖沟，这个活我还很能干。不像我一位夜大的同学，在建筑公司推砖，干不动，学习也不好，几次考试不及格就被除名了。就抛下妻子孩子自杀了。
附近胡同的一个大妈老去买烙饼，她家三四个儿子，能吃。老大不学好，在监狱还是劳教所呆过一两年，出来后也不好找对象。他妈见我三姐离异，又带着一个很小的女孩，就使劲说合。我三姐就同意了。二婚的姐夫叫王长路。个子高，1.80米。能白话（就是能吹牛）。他在北京大学化学实验室当工人。也喜欢三姐的孩子，还说不要生父的赡养费。也不必再打官司要钱。也不让生父来看孩子。张守孟也乐得不花钱。这样我们与张守孟就断了联系。一晃30多年过去了。
再见到张守孟，已经是2009年了。
小时候看过一个连环画的童话，说蚯蚓和蜜蜂本来都是肉虫子，形体、本事差不多。那时候食物很丰富，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非常安逸。但是后来气候变了，经常刮风下雨，食物也不足。蜜蜂就学习盖房子，学习采蜜，最后房子也盖好了，采蜜的本事也学会了，生活非常好。与蜜蜂分道扬镳之后，蚯蚓还是一切照旧，但是经常挨冻受饿，很惨。蜜蜂来找他，他躲起来哭。太阳公公劝他：过去的事就算了，但是以后应该痛改前非。于是蚯蚓向地下发展，给植物松土，自己也有了饭吃。
张守孟在这30多年中也变成了某种程度的蜜蜂，所以就想起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来寻亲。三姐后来调到了海淀区，北京大学附近的饭馆。张守孟就到通县我大姐的厂子打听，终于打听到了我大姐的地址，这才联系上。
他这30多年的故事也不少。开始是随着单位领导偷了地铁公司的物资，大概是木料，警察抓了他，但是他没有供出公司的领导。法院就把他判了几年。因为他掩护领导有功，出狱后，又回到地铁公司上班。一般是这种情况，单位就开除了。他是例外。为了挣钱，他利用地铁公司车站的便利，摆摊卖书报杂志。认识了一个也干这种营生的内蒙古的盲流，结了婚，给他生了一个孩子，也是女孩。北京还是严格的计划生育，这就说明他命中注定不该有男孩。所以他对我三姐也有了怀念之情。毕竟我三姐的素质要比内蒙古流浪的农民强一点儿。他的房子拆迁了，他还另外买了房子。总之他有了4套房子。有一套在著名的协和医院附近。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办的医院，100多年历史，水平高，全国各地的病人都来这里看病。特别是癌症病人。来陪护的家属住不起饭店旅馆，就短租他的房子。这样就比长租，多挣了几倍的钱。他没事就经营这个家庭旅馆。他说，这些年没见过我外甥女，很想念。后来我大姐帮助他见了三姐娘俩。这时候，外甥女已经结婚了，经济也不宽裕。但是张守孟也舍不得出大钱，所以父女关系也没有恢复。
过了几年，他的第二个老婆生的女儿高中毕业了，他把这个女儿送到了英国留学。你说他是不是很有钱？他如果没钱没房子，也就不会来找第一个女儿了。但是找到了，又舍不得花钱，这个孩子毕竟在小时候也没有得到他的赡养费。所以他们的关系并没有改善。费劲找，找到了也不花钱，所以他像童话中找蚯蚓以显示自己成功的蜜蜂。他倒是给孩子找了一个工资更高的工作，但是外甥女不愿意去。
1982年之后我和他也没见过面，一直到2009年，大概，我们又见面。我倒是从挖沟的工人变成了编辑记者。但是中国青年报、毕熙东、李大同不让我当蜜蜂，让我当待岗职工。我们30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东城区法院门外。那天我起诉报社，在这里开庭。通知他来旁听，他打过官司，起码当过被告人，我是有病乱投医。但是他来晚了，开庭后就不能再进去了。我们是之后见的面。此后又见过一次，是他开车和我一起去通县看望我大姐。那辆车是越野，就是SUV。他说费油，以后就不开了，租出去。后来果真是租出去了。所以这个人有头脑。也就有了4套房子。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很多这样的人。90年代，共产党文化专制不太严的时候，有个中篇小说，叫《新兵连》。说农村参军的新兵为了进步，在新兵连就比着做好事，好事很少，竞争的项目就是早起扫院子。但是扫帚只有一把，所以大家一个比一个起得早。最后，最机灵的头天晚上把扫帚藏起来，第二天早上稳拿。这样新兵连结束，他就分到了好连队，后来进步就很快，就提干，就留在了城里，就娶了城里的姑娘。就成了市民。小说出版的时候，还没有进行住房改革。要是房改了，他也必会混上好几套房子。我这个前三姐夫就是这样的“英雄人物”！
而我第二个三姐夫，比起他，就是一个狗熊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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