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民阵召集人陈皓桓（右一）因参与反送中集会而遭到当局的检控。上庭前，陈与社民连黄浩铭（左二）、曾健成（右二）等成员拉起“和平集会无罪政治检控可耻”的横幅。（图片来源：宇星/williamhill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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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hill官网 2021年12月25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李怀橘综合报导）2020年7月1日港版国安法生效，至今已有一年半时间。12月17日，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年度报告中表示，香港在国安法后首度有新闻工作者被囚，74岁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是目前全球被囚记者中年纪最大的几位之一。2021年，香港有超过50个公民社会组织解散或停运。有学者分析，反送中运动后，北京藉国安法对香港公民社会进行一次彻底的、有系统的大清洗，将公民社会“斩草除根”，令香港变成一言堂的社会。
新闻工作者被囚被打压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安法实施后，港府开始以国安名义针对新闻工作者，特别是那些曾经批评政府施政的，而且有公信力的传媒。2021年七一前夕，港府冻结《苹果日报》资产，迫使《苹果》停运。与此同时，当局还逮捕黎智英等多名前《苹果》编采高层，指控他们触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陈家洛指，事件在社会上引发寒蝉效应。他批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国安法红线处处，令新闻工作者防不胜防。
公民社会遭全面瓦解
综合港媒统计，2021年期间，香港共有50个公民社会组织，在国安法压力下解散。“解散”一词或是今年新闻报道当中，出现得最频繁的一个字眼。
在这些被解散公民社会组织当中，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支联会、民阵、职工盟和教协。支联会是在八九民运中应运而生的组织，代表香港人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过去31年间，每逢六四夜晚，支联会都会风雨不改地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
而民阵是因反23条而成立的民间组织。2003年，民阵首次主办七一大游行，反对23条立法后，游行活动约50万市民参加，当年成功迫使港府无限期搁置23条。之后每年七一民阵都会主办游行，向港府反应民间诉求。今年被迫解散的还有具31年历史、曾经领导多次工人运动的职工盟，及拥有近50年历史、超过9万会员的全港最大教师工会——教协。
陈家洛表示，由2003年开始，香港公民社会发起的每一场运动，都是希望追求民主，阻止香港的自由受到威胁，每一次社运之后都会孕育出更多的组织及团体。不过反送中运动之后，北京借国安法对香港的公民社会进行一次彻底的且有系统的政治清洗，令香港变成一言堂的社会。
以党的领导取代公民社会
香港时评人、港府中央政策组前顾问刘细良指，公民社会是西方民主宪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也是公民社会，中共的目的是全面瓦解香港的整个公民社会体系，令一切民间自发组织的组织、团体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共产党自上而下的领导。
香港曾经是一个公民社会，表现在港人可以自由创立、注册各类团体、组织、机构，如信仰团体、社区组织、慈善团体、专业协会、商会和工会等，这些民间组织可以汇聚社会力量，帮被压迫的群体发声，定期组织集会、游行等活动。公民社会被认为是评判一个社会是否民主开放的标准。
不过，公民社会是为共产党所不容的。2013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文件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七大危险，要求警惕和予以根除，其中一项即为“宣扬公民社会”，认为它“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刘细良指，在大陆，党国统治机器直接管治国家，而公民社会的组织不受当权者控制，同时可以制衡独裁者的权力，因此独裁者十分痛恨公民社会以及大众自发所组成的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具备“集体力量”，“而这个‘集体力量’对独裁者的统治可以做出反抗”，具有“动员和组织能力”，可与当权者进行抗争。所以，共产党要将香港这些公民社会组织打散，如果港人变成单一个体受到迫害时，“再无一个专业工会可以保护他们”和政府抗衡，最终变成政府独大的局面。
国安法和公民社会背道而驰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表示，国安法的本质就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检控，以打压言论及公民社会集会结社的自由，与香港社会长期以来建立的公民社会文化完全不同，造成公民社会的解散潮。
钟剑华又指，北京透过国安法对香港公民社会实行“斩草除根”，消灭反政府声音，令到争取民主、改革社会的诉求失去发声的平台，他认为这对解决社会矛盾及不满的情绪没有帮助。他认为，这会令到很多社会矛盾及不满情绪难以抒发，将来或发生当局难以预测的社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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