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课本只教给我们这两样(图)
中共的课本向中国人灌输着党文化的斗争与仇恨。(网络图片)
小时候所用的中共教科书教给我们的,只有斗争与仇恨,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很简单。
王二小——让我们仇恨日本
《歌唱二小放牛郎》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九月十六那天早上,敌人向一条山沟扫荡,山沟里掩护着后方机关,掩护着几千老乡。
正在那十分危急的时候,敌人快要走到山口,昏头昏脑地迷失了方向,抓住了二小要他带路。
二小他顺从地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我们的埋伏圈,四下里乒乓乒乓响起了枪炮,敌人才知道受了骗。
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我们那十三岁的二小,可怜他死得这样惨。
干部和老乡得到了安全,却睡在冰冷的山间,他的脸上含着微笑,他的血染红蓝的天。
秋风吹遍了每个村庄,它把这个动人的故事传扬,每一个村庄都含着眼泪,歌唱着二小放牛郎。
这首国人耳熟能详的歌,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歌词内容是为了赞扬八路军抗日和儿童团员不怕牺牲的品格。那么,就来简单分析一下歌中隐含着什么:敌人扫荡,恰好遇上十二岁的放牛娃,于是勒令带路,放牛娃把敌人带进八路军的包围圈,以自己牺牲换来打击敌人的目的。
疑点如下:
1、当时已经是抗日战争中期,日军也已经占领了当地较长的时间,对当地情况应该也很熟悉,日军进山扫荡,带有很强的计划性和目的性,为什么会迷路?
2、王二小虽然是儿童团员,但是作为八路军后方转移路线以及设伏地点,作为如此重要的军事机密,为什么会让王二小知道?
3、假设王二小真的知道设伏地点,那么王二小肯定事先知道日军要来,正常人会在这个时候出去放牛么?
4、王二小是为了掩护乡亲,而带日军进入了埋伏圈。那么这个埋伏圈,到底是不是日军的必经之路?如果是的话,那么需要王二小这样大费周章地带日军进入埋伏圈么?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埋伏圈,是不是一开始就考虑到了王二小?
5、如果王二小是主动要为埋伏圈献身,但一个正常的老百姓,即使要去就义,也不会带着自家牲口吧?王二小在日军的必经之路放牛,很明显是为了让日军更加信以为真,一个13岁的孩子,能想出这样的做法?
6、日军作为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受到突然攻击应该会先隐蔽观察形势进行防卫反击,怎么会不顾攻击去用刀砍杀王二小呢?
7、有人质在日军手上时,八路军应该不能发起进攻,即便发起进攻也应采取保护措施先清除王二小周围的敌人,怎么会让王二小牺牲呢?
如果以上几点分析是对的,王二小肯定是被大人指使,并非自己主动。这里就出现另一个疑问,既然一开始就准备牺牲王二小,那么大人们会不会据实告诉王二小他的结局?王二小如果不答应的话,那么埋伏圈可能就会浪费了。而且一个敢于牺牲孩子的团队,会有勇气告诉孩子真相吗?
还有此事件的真实性又有多少?王二小牺牲有多种版本,除了歌词中的死法,还有先被枪打,后被刺刀杀害,又有一说是先刀砍,然后被刺刀杀害,有的说直接被刺刀挑下悬崖?如果是真实,为何会有那么多版本呢?
就在这样的重重疑点下,歌仍被无数人唱着,教育出无数被洗脑的人,知道的只有八路军抗日、日军凶残杀害王二小。
刘胡兰——让我们仇恨国民党反动派
刘胡兰在1945年进中共妇女干部训练班,1946年被分配到云周西村做妇女工作,成为中共预备党员,还参与云周西村当地的土改运动。1946年12月21日,刘胡兰参与暗杀云周西村村长石佩怀的行动。而中共党员石玺玉因包庇地主段二寡妇受到刘胡兰批评,而被开除党籍,所以怀恨在心出卖刘胡兰等人。因此在1947年1月12日被当时的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派军逮捕,后因刘胡兰拒绝投降而被处死。死后才被中共晋绥分局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对于刘胡兰,很多人都会想到她“英勇就义”的那一幕:面对国军的威胁,她说“怕死不当共产党!”但她为什幺小小年纪被处死呢?很多人可能没细想。
当时的情况是在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国军队进攻中共根据地,文水县委决定只留少数武工队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留下来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国军。而她配合中共武工队处死的村长石佩怀,是因他为阎锡山的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这看起来自然不过的工作,对信奉马列主义的刘胡兰视为敌人,所以就要杀死他。
如同中共塑造的许多英雄一样,小小年纪就“英勇就义”的刘胡兰被放大宣传,其形象扎根在国内同胞的脑海中。只是中共的宣传中有个漏洞:刘胡兰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按照法律来讲,欠债还钱,欠命还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军杀死刘胡兰是没太大过错的。错的反而是那些让她15岁就会杀人,杀的还是村中长者的中共党员。
高玉宝——让我们仇恨地主阶级
说到高玉宝就会想到“半夜鸡叫”这个故事。先说说高玉宝是谁,他是个文盲,申请入党时只能以图代字,以一句:“党是妈妈我是娃,叫我干啥就干啥;不折不扣不讲价,永远听我妈妈话。”而顺利入党。在忆苦思甜中,因为能有声有色的将地主虚构造假以显示“旧社会的苦大仇深”,使他一夕间由文盲成了大作家,“半夜鸡叫”这个故事也随之而生。
“半夜鸡叫”中的恶劣地主周扒皮成了“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成为号召人们仇恨“万恶的旧社会”的典范。但只要稍用常识去推理,就会发现许多疑点,如周扒皮真的在半夜假装鸡叫、催促长工到地里干活,在漆黑的田里,能干什么活?难道地主希望长工在黑夜中糟践庄稼吗?
虽说是虚构故事,却有人信以为真。这位周扒皮原型的地主已死去多年。但他的后代在农村境遇非常凄惨,整天被人叫作‘地主崽子’。有知情者就说:高家那小子,真是造孽,本来X姓人家(周扒皮原型)在村里还呆得住,他那个书一出,X姓人家算是出了名,每次搞运动,上面都安排人斗他一回。人硬是窝囊死的。现在他家的儿子孙子还动不动给人打,给人骂。
刘文学——让我们警惕暗藏的坏人
又是一个被中共树立的典型人物,被视为“党的好孩子”,因与“坏人搏斗”而被掐死,成了无数中小学生学习的“榜样”。
在中共宣传中,他是这样“牺牲”的:1959年11月18日晚,刘文学帮助队里干活回来,发现地主王荣学偷摘集体的海椒,他当即大叫一声:“老地主偷海椒啦!”随即,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阻止。王荣学见事情败露,拿出一块钱想收买刘文学。面对王荣学的收买和威胁,刘文学丝毫没有动摇保护集体利益的决心,高声叫道:“不要你的臭钱!”他不顾个人安危,与坏人展开了搏斗,终因年幼力薄,被王荣学活活掐死。王荣学后来被发现,被判处了死刑。
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地人说刘文学其实一样也是偷海椒的小偷。他见王荣学偷得比他多,妒忌之下,就打算到生产队长那儿去告发王。王不服,于是两人就发生了抓扯,刘就被王给掐死了。他死后,村民并不悲伤,也没人把他当英雄,甚至有人为此感到高兴。原因是刘文学生前有些野。比如,把别人地里的南瓜挖个洞,往瓜里填粪,或是把教他的老师推倒在土坎下,摔断了手。但是在那样的年代,地主的地位很卑微,因此被掐死的刘文学就被塑造成了“敢于同地主做斗争,保卫集体财产的英雄”。只是这样的“英雄”有什么值得学习呢?
除了王二小、刘胡兰、高玉宝和刘文学,还有许多中共虚构出的“英雄”,这些人物被放入教科书中,不断地向中国人灌输着党文化的斗争与仇恨,最后,毛泽东一挥手,无数人都成了红卫兵!即使文革已结束多年,但在经过长期的折腾下,一个一个的洗脑成功,其余毒在今日仍存在中国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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