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杂志：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貌似庞大 实则无聊(图)

北京的数字专制主义在全球备受瞩目。（图片来源：Science Photo Library/CC BY-NC 4.0）

【看中国2021年9月19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戈御诗编译/综合报导）共产党对中国科技巨头的打压，使北京的数字专制主义在全球备受瞩目。北京政权不断增长的监控设备、对未成年人在线游戏的严厉限制，以及禁止"娘炮"内容的呼吁，都引起了担忧；甚至北京在算法推荐服务上的草案，也在许多方面成为欧盟和其它地区的榜样。但是，专注于中国奥威尔式控制的媒体头条，在大多数情况下，把更为平凡的中共现实夸大了。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SCS）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被认为是奥威尔式的，庞大的体系实际上是零散的、本地化的，主要针对的是企业，而非居民。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本周撰文指出，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作为中国无情的技术专制主义的图腾，成为全世界媒体的头条。确实，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已经将大约1000万公民和公司列入了黑名单。但是，这种全球性的报导，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从未被设计为一个算法驱动的超级评分系统。在现实的社会信用体系中，评分系统是地方性的并非全国性的，而且评分系统的应用现在已经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限制。

共产党推行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法律和行政规则的执行。在中国，反复出现的不仅是食品安全丑闻，而且工作场所的安全问题、拖欠工资、不遵守合同和法院命令更是频发。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虽然有法律，但执法的力度仍旧不够，任何违规的个体仍然可以去另外一个省再度犯罪。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信用体系被设计为，通过机构间的数据共享推出全国性的黑名单，目的是帮助执法。实际上，人们关注的对政治异见人士或少数民族的监视和镇压，属于更具侵略性举措的管辖范围，比如说金盾项目和后来的锐眼项目。

话又说回来，社会信用体系在数字方面也确实有野心。2018年和2019年，中央政府命名了28个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城市，包括阿里巴巴的家乡杭州市。这些城市的政府渴望与大科技公司合作，利用人工智能为政府拓展新的权力。然而，这些城市的数据显示，社会信用体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技术上的超级力量；相反，中国庞大的官僚机构在利用社会信用体系兑现其目标的过程中，仍在与熟悉的、根深蒂固的挑战作斗争。

与一般人的想法相反，这些试点城市的社会信用体系主要是针对公司，而不是个人。当然，违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会也被列入黑名单，以防止在其它地方或在不同的公司重新犯罪。在全国范围内，在社会信用体系所瞄准的实体中，约有75%最终会因为无视法庭命令而被列入黑名单，其余的公司往往是因为严重违反市场规则而被列入黑名单，例如，违反食品安全、破坏环境或拖欠工资。但是，由于系统的分散和数据结果的迅速膨胀，这些试点城市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日常使用水平，大多是平庸的。

数据的分散体现的是中央政府对目标不明确，对如何实现目标也不明确。这让地方当局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进行了许多奇葩试验。《外交政策》杂志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的首次Covid-19浪潮中，安庆市记录了一个黑名单：在某检查站，肇事者拒绝听从值班党员的建议，用钳子剪断了挡在路上的栅栏，犯罪者随后开车碾过旗杆，导致党旗杆被损坏。

还有许多其它的例子。福建莆田市利用社会信用体系来宣传和奖励知名品牌，并公布了独特的社会信用白名单。宁波市环保局将在媒体上受到批评而未能纠正其行为的公司列入黑名单。武汉市官员表示，已向24万名市民发放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奖励。荣成市的试验最令人皱眉头，志愿者对邻居进行窥探，如果他们没有清理门廊上的积雪，或者是和隔壁吵嘴，就会被扣分。中央政府后来表示，地方的评分不应该被用来惩罚公民。

数据结果的膨胀和相应的宣传，是为了使社会信用体系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有效。中国当局经常炫耀他们在实施社会信用体系方面的成功。例如，到2020年中期，28个城市声称已经收集了总共100亿条数据，人均70多个数据点。安庆市报告说，有近400个部门正在向该系统输入数据，最高人民法院估计，能力建设已帮助从判决违约者那里收回了170.8亿资金。

地方当局有很多激励措施来夸大数据，引人注目的数字对负责人有好处，可以迎来下一次的晋升，但收集的数据和能力建设之间，没有明显关系；事实上，收集的数据越多，黑名单就越少。在安庆，一个部门负责上传了90%的数据，而在另一座城市合肥，许多部门每周上传的数据不超过100条，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数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弱点来自于缺乏数字化和标准化。地方有解释政策的余地，这意味着地方干部可以滥用社会信用体系。一个城市将一名公民列入黑名单，因为他在网上的评论引起了当地Covid-19疫情的恐慌。在内蒙古的一个县，家长们因抗议当地学校实施普通话课程而被列入黑名单，受到威胁。但是国有企业的违法，却被地方官员放在一边不录入大数据。

最终，这些挑战让社会信用体系面临了许多它最初想要解决的挑战——中国的官僚机构不仅没有被精简为整合的系统，反而被分割成千万个地方数据岛。许多官员并没有将市场法规的执行标准化，还是随心所欲的行事。北京政权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自2019年以来，中央政府已经发布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指令，但问题的解决是不会一蹴而就的。

《外交政策》杂志最后指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这些事实清楚的表明，世界应该加大努力，看穿中共的科技头条新闻，评估中共的夸夸其谈是否和其现实相符。